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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要采取行动了,对于那些不收他们的钱、不接受他们思想的外国记者,政府决定堵住他们的嘴,不仅如此,他们还要杜绝所有中国地区的外语报上的指责。政府为了达到目的做出了偷偷摸摸的勾当,他们试图把戴丽尔和索克斯驱逐出中国。戴丽尔是《芝加哥论坛报》驻北京的记者,已经逝世,索克斯是上海英资报社《字林西报》的社论编辑。南京政府对英资的《字林西报》《京津泰晤士报》和法资的《北京报》进行过好几次大规模的强制行动,这些报社经常连着好几天都没办法通过邮政系统邮寄稿件。发行的报纸只要出了租界的范围,马上会被全部没收,然后被焚。虽然情况如此恶劣,还是有不少中国人对我表示同情。不过,迫于政府的压力,他们不敢光明正大地和我见面,只能悄悄地进行。这些人中有官方的正式职员,也有中文报社的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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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待了几个星期以后,我才知道南京政府主要是因为两件事才极力反对我的。一件是因为一篇新闻稿,是1928年11月从北京寄到纽约的稿子。它于同年12月9日刊登在了《纽约时报》上,稿件中引用了北京一家报纸上的社论,大体内容是指责蒋介石夫人的,也影射了蒋介石本人。下面就是引用的那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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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平,就算是集市上,大家埋怨过后,也常会说“宋美龄沉入长江,中国就会少遭殃”,都快成箴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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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篇在美国公使馆看到的新闻稿。公使馆每个星期都会举办两次新闻发布会,基本上所有的美国记者都会参加,会议期间,每位记者都会收到华北地区各种中文报纸的翻译稿,这已经成了会议中不可缺少的一项活动。那篇攻击蒋夫人的新闻稿就发表在这些报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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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这样解释的:我看到的是翻译稿,这说明它肯定已经在北京某家中文报纸上发表过。北京当时归南京管辖,如果它有问题,政府应该早就有所行动了,可是并没有听说有这方面的事情,所以在我看来,它已经具备了新闻特权,那我的引用就是合法的。当时整个华北地区反对南京的情绪十分普遍,而这篇文章的反南京倾向也相当严重,它的政治意义自然是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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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北地区对蒋总司令和南京政府越来越不满,导致在过去的十六个月后,这种不满演变成了仇恨,慢慢发展到了极点,最后引起了冯阎叛乱。国民政府为了平息这次战乱,耗费了大量的兵力和财力,这个损失是南京掌握国家政权以来到1937年7月中日战争爆发期间,最严重的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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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阎叛乱会发生,其中的一个原因是,济南事件过去以后,日本军队还留在山东,一直待了一年多的时间,人民群众因此产生了抱怨。冯玉祥当初之所以选择投靠国民党,就是想日后占领山东。可战争结束后,日军还一直不走,冯将军怀疑这是蒋介石的故意挽留,目的就是不让冯的军队进入山东。不过,这个只是冯将军的猜测,一直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这种说法。方振武曾经也是站在蒋介石一边的,这个时候开始接触冯玉祥了。少帅张学良在父亲被谋害后接掌了兵权,在那个情况下,慢慢地也开始和冯玉祥有了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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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写了一个篇幅很长的新闻稿,于1929年4月25日发表在了《纽约时报》上,后面还刊登着我的名字。南京政府因为其中的一段而十分恼火,这就是让他们反对我的第二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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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振武将军给冯大帅提出了一个建议,建议的内容和张学良少帅的宣言不谋而合。张少帅宣称,中国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了国民党人的原则上,可是现今的南京领导人竟然背叛了国民。“这种现象让我们无法容忍,必须要把他们全部扫除,否则局面不会好转。”因为,那些人已经“烂到骨子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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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12月,张学良又一次反蒋,发起了西安事变,蒋介石成了他的阶下囚,虽然这样,他当时的压力还是很大的,甚至出于无奈,明明是他所发的信函却不能承认。我的电讯稿登出六个星期后,张学良给南京外交部长王正廷发了封电报,当时是6月15日,电报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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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根本不认识外国记者哈雷特·阿班。他显然是想要通过造谣,扰乱公众视线,从中捞取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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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少帅和我从1926年9月时起就已经熟识了。他经常会邀请我到家中做客,还有好几次和我谈到了中国的政治局势,我们的交谈非常融洽。我在电讯稿中所说的绝对属实,当时发表之前是经过他本人同意的。他的确曾发过信函给冯将军,是攻击南京政府的。他如果还在人世,可能还受制于蒋介石,应该已经失去自由六年了。尽管这样,在1929年的时候,南京政府还是会选择相信他,而不会在意我怎么辩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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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南京政府完全清楚张学良的所作所为,他们也知道少帅攻击南京的事确实存在,当然也知道我的稿件不是捏造出来的,这是我到上海后才知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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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广松是当时南京驻上海的新闻联络官,一天,他忽然说要见我。于是我来到了他的办公室,他说了一个自己的想法,让我感到很惊讶。他跟我说,他想知道我从哪里得到了张学良写给冯玉祥的信,如果我肯说出来的话,南京政府将不再追究我的罪名,重新让我拥有电报设施使用权,还允许我前往南京进行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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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这种诱惑,很显然,我一定会拒绝。杨广松想打击和南京政府作对的地方军阀,就企图通过驱赶来逼迫我说出提供这个重要信息的人。我面对他的这些行为,无法抑制自己的情绪,狠狠地斥责了他一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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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杨广松经过多年的相处,最后竟然成了好朋友。我们交往的过程,和我与欧内斯特·K·莫伊的相处十分类似。我和他最后一次见面是在马尼拉,1941年的10月份。他那个时候是美国驻马尼拉的总领事。我和他一块吃的午饭,我们还对日本给世界带来的灾难一起进行了探索和研究。日本攻占菲律宾的时候,杨广松没来得及离开那里。马尼拉被掠夺者霸占后,我就再也没有听到过有关他的任何信息。我想他有可能已经不在人世,或者落到了日本人手里,正在他们的集中营中饱受煎熬,只剩下了微弱的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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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中国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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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出现转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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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依然保持原样继续着,人们该斗争的还在斗争,各色人等之间也还在互相算计,可时间并没有停止,它已经走到了1930年的3月下旬。我就在这时收到了时报发来的电报,总部答应了我回家休假的请求。我在中国已经度过了四年,早就有了回家探亲的想法,真希望快点回到美国,回到家中。其实,我这次回国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我还从没有去过纽约,《纽约时报》的领导和工作人员我也都没见过。进一步说,我早就非常疲乏,没有一点力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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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们也许会想:驻外记者不是很风光吗?工作地点在外国,工作内容也就是参加一个又一个的鸡尾酒会和一场又一场的政府宴会,吃吃饭,喝喝酒,偶尔写一篇独家新闻。如果你们那样认为,真的是大错特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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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中国生活的四年中,一直都提醒自己做任何事情都要勤奋、努力,在任何时候都要对可能发生的事变或危险保持敏锐的感觉。每天我都不得不守在岗位上,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天天如此,就连圣诞节也不例外,其他节假日也是如此。《纽约时报》一周七天都会发行,新闻业中拥有和我相同或相似资源的人太多,他们和各家新闻社都在源源不断地提供稿件。如果能有幸得到独家新闻当然让人高兴,但要是被别人抢去,就会感觉像是蒙受了莫大的耻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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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中国还有一个困难,就是语言不通带来的距离。我为了让自己的汉语口语水平有所提高,曾经有一段时间,每天为自己安排一节汉语课,一直持续了三年。除了这些,各种各样的外国报纸我都要关注,并且要掌握他们发展变化的方向和观察事物时所处的立场,因此看大量的中文报和日文报的翻译就成了我每天的必修课。我还要时时与美国各家政府机关保持联系,这个一定不能忽视。情况慢慢地在变,我的新闻提供者也在渐渐地发生变化,其中增加了不少日本外交官和陆海军武官。其他国家的领事馆经常会为我提供一些内地新闻,所以对他们也不能小视。当然,同样重要的还有新教教会和总部设在上海的中国天主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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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些年间,外出旅行时总会非常劳累,疲惫不堪,因为旅行工具都很古老,只有日本控制下的“南满铁路”例外。每次外出,杀虫剂是必不可少的。你还要时刻担心土匪中途搞破坏,他们有时让火车脱离轨道,有时会开枪射击,所以旅行不止劳累,还充满危险。一些仇外情绪强烈的人,会趁火车在内地停靠的时机,用石头砸破车窗的玻璃。海上旅行也同样不安全,时常遭到海盗抢劫,他们还精心策划,安插内应混入旅客中,然后内外夹击,把轮船洗劫一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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