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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南京政府完全清楚张学良的所作所为，他们也知道少帅攻击南京的事确实存在，当然也知道我的稿件不是捏造出来的，这是我到上海后才知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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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广松是当时南京驻上海的新闻联络官，一天，他忽然说要见我。于是我来到了他的办公室，他说了一个自己的想法，让我感到很惊讶。他跟我说，他想知道我从哪里得到了张学良写给冯玉祥的信，如果我肯说出来的话，南京政府将不再追究我的罪名，重新让我拥有电报设施使用权，还允许我前往南京进行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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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这种诱惑，很显然，我一定会拒绝。杨广松想打击和南京政府作对的地方军阀，就企图通过驱赶来逼迫我说出提供这个重要信息的人。我面对他的这些行为，无法抑制自己的情绪，狠狠地斥责了他一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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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杨广松经过多年的相处，最后竟然成了好朋友。我们交往的过程，和我与欧内斯特·K·莫伊的相处十分类似。我和他最后一次见面是在马尼拉，1941年的10月份。他那个时候是美国驻马尼拉的总领事。我和他一块吃的午饭，我们还对日本给世界带来的灾难一起进行了探索和研究。日本攻占菲律宾的时候，杨广松没来得及离开那里。马尼拉被掠夺者霸占后，我就再也没有听到过有关他的任何信息。我想他有可能已经不在人世，或者落到了日本人手里，正在他们的集中营中饱受煎熬，只剩下了微弱的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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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中国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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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出现转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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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依然保持原样继续着，人们该斗争的还在斗争，各色人等之间也还在互相算计，可时间并没有停止，它已经走到了1930年的3月下旬。我就在这时收到了时报发来的电报，总部答应了我回家休假的请求。我在中国已经度过了四年，早就有了回家探亲的想法，真希望快点回到美国，回到家中。其实，我这次回国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我还从没有去过纽约，《纽约时报》的领导和工作人员我也都没见过。进一步说，我早就非常疲乏，没有一点力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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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们也许会想：驻外记者不是很风光吗？工作地点在外国，工作内容也就是参加一个又一个的鸡尾酒会和一场又一场的政府宴会，吃吃饭，喝喝酒，偶尔写一篇独家新闻。如果你们那样认为，真的是大错特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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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中国生活的四年中，一直都提醒自己做任何事情都要勤奋、努力，在任何时候都要对可能发生的事变或危险保持敏锐的感觉。每天我都不得不守在岗位上，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天天如此，就连圣诞节也不例外，其他节假日也是如此。《纽约时报》一周七天都会发行，新闻业中拥有和我相同或相似资源的人太多，他们和各家新闻社都在源源不断地提供稿件。如果能有幸得到独家新闻当然让人高兴，但要是被别人抢去，就会感觉像是蒙受了莫大的耻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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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中国还有一个困难，就是语言不通带来的距离。我为了让自己的汉语口语水平有所提高，曾经有一段时间，每天为自己安排一节汉语课，一直持续了三年。除了这些，各种各样的外国报纸我都要关注，并且要掌握他们发展变化的方向和观察事物时所处的立场，因此看大量的中文报和日文报的翻译就成了我每天的必修课。我还要时时与美国各家政府机关保持联系，这个一定不能忽视。情况慢慢地在变，我的新闻提供者也在渐渐地发生变化，其中增加了不少日本外交官和陆海军武官。其他国家的领事馆经常会为我提供一些内地新闻，所以对他们也不能小视。当然，同样重要的还有新教教会和总部设在上海的中国天主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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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些年间，外出旅行时总会非常劳累，疲惫不堪，因为旅行工具都很古老，只有日本控制下的“南满铁路”例外。每次外出，杀虫剂是必不可少的。你还要时刻担心土匪中途搞破坏，他们有时让火车脱离轨道，有时会开枪射击，所以旅行不止劳累，还充满危险。一些仇外情绪强烈的人，会趁火车在内地停靠的时机，用石头砸破车窗的玻璃。海上旅行也同样不安全，时常遭到海盗抢劫，他们还精心策划，安插内应混入旅客中，然后内外夹击，把轮船洗劫一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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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而言，承受这些的同时，还要面对政府和某些个人对我的不满，中国当局还禁止我通过官方获得新闻。所有这一切，都能证明我的工作并不好做，这真的让人疲惫不堪。我想读者们对这一点应该没有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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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坐着旧的“林肯总统号”轮船踏上了回国的旅途，当时正是4月上旬。到达洛杉矶后，我在家待了一个星期，一直陪伴着母亲。一周之后，我又去了纽约和华盛顿。从华盛顿又返回了纽约，时报正打算派人前往印度，对当年春天爆发的危机进行采访，就询问我愿不愿意在回中国之前先到印度采访。我心情急切地答应了下来，虽然假期原定是六个月，这样肯定会缩短。我马上订好了到伦敦的船票，还请伦敦记者站帮忙给订好了到卡拉奇的飞机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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凑巧的是，中国在这时发生了巨大变故，冯阎叛乱爆发了，规模很大。《纽约时报》又下了新的命令，让我立即回中国，印度会另派记者前去。于是，我急匆匆地从美国大陆赶到温哥华，乘坐“亚洲帝王号”轮船回到了上海。我再次回到上海和我上次从这里离开，中间只隔了六十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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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我离开上海，那些平时以我为敌的人们马上就开始忙碌起来。直到看见我又回来了，他们都异常惊讶，就连我的那些朋友也不例外。街头巷尾一直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我已经被《纽约时报》辞退返回美国，不会再以报社记者的身份回到上海了。我最终还是因罪被《纽约时报》免去了职位，这个罪名就是“恶意扭曲”南京政府统治下中国的真实状况。这些说法不止是在人们之间口头传播，在一些报纸上也有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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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回到上海后，立即招聘了好几个分站记者，他们由我负责的上海记者站统一指挥管理，薪水也从我这里领取。他们所有的电讯稿和邮寄稿都必须先经过我的审查，通过之后才能发到纽约。谣言随着这些事情的发生，慢慢地自行消失了。我回到上海还没有两个月的时候，中国政府第一次找到我，并进一步摸索我是否有和好的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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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腴胪、罗伊·张和T·W·郭三个人是中国财政部上海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他们奉命过来想同我讲和。南京政府看来颇费了番心思，这三个人的举止都非常文雅，处理起事情来从容不迫，很有办法。我们一块在花旗总会用的午餐。其间，他们问我是不是愿意和财政部长宋子文见上一面，顺便就“阿班事件”和中国局势做个探讨，还可以商量一下我从政府方面获取中国新闻来源的办法。听到这些，我感到喜悦而宽慰。我在1926年时曾经见过宋子文，这次是我们这么多年来第一次重逢。从见过面后，我们就经常有书信往来，感情很好，而且一直保持到现在。在中国，我很是敬重宋氏敏锐的头脑。他对祖国的热爱之情，也是很多人无法企及的。在工作中，他作为财政部长，才能远远超出一般人，在很短时间内就赢得了全世界的关注。他的外交才能几乎和财政能力不分上下，同样有很大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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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见面时，我和宋子文都没有说批评对方的话语。我们俩都认为，要想缓和南京对我的片面见解，最好的办法就是，宋子文先背地里对我消除意见，让我有机会得知真实可信的中国新闻和他们的立场观点，给我一年时间。一年之后，通过电讯稿的内容我就可以证明自己的清白，原有的罪名都是对我的偏见和陷害，对这一点，我们俩都深信不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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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离开之前，宋子文跟我说，以后我可以每天到唐、张、郭三个人的办公室去拜访，也可以在任何时候给他们打电话索取新闻。我想要的信息在他们不知道的情况下，一定要想办法从南京取得准确消息并告诉我。他还给了我一项特权，我可以经常拜见宋子文本人，可以和他探索研究各种背景情况。如果他的三位手下没有办法找到我要的信息，他答应我会亲自出面，尽力帮我。在外人看来我和过去一样，仍然不能使用官方电报设施，不能进入南京，所有的政府官员不能和我有任何牵连，更不准向我提供消息，而实际上已经有了改变，宋先生和他的三位助手就是例外。我们之间的秘密行动，只能让美国驻沪总领事、美国驻华公使和《纽约时报》的总编辑、发行人知道，不准向其他任何人透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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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事可以说安排得非常完美自然，没有一点痕迹。这时，我第一部公开出版的作品《苦难中国》很快就要在纽约出版，我把这件事告诉了宋子文，而且跟他说明，如果南京政府觉得这本书有失公允，那也怪不得我，是他们自己造成的。只因我在搜集材料和写作期间，听从他们的命令，不能和任何一位南京官员有接触。那年夏天快过完的时候，书被运到了中国，外语报刊全都对它赞不绝口。中文报纸和中国政府发言人没有做任何评论。我想，如果当时没有告诉宋子文，现在的情况可能就大不相同了，批判之声一定会来势汹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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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阎叛乱给交战双方都造成了巨大的损失，死伤从未间断，一直持续到1930年夏末。蒋介石的部队和南京政权一直处于极其危险的形势中。现在南京日本傀儡政府的军官汪精卫，是当时叛军联盟的文官首领，影子政府是他当时在北平建立的，他还把北平又改成了北京。“满洲”少帅张学良刚开始立场不明确，站在中间，向两方面讨好，最后带领大军到了关内，进入平津地区。冯阎叛乱就这样平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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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冯玉祥逃到了位于北平西北的张家口，阎锡山退回老家山西，又坐飞机到了大连。汪精卫知道阎锡山到了日本在“南满”的港口城市大连，而且又坐的日本飞机，觉得自己不能再久留了，随即逃往巴黎。中国再次向天下宣称统一，有大批官员被南京派到了华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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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报道这场战乱之前，没有事先和宋先生进行商议，必定又是单向的。我前往北京采访的时候，叛军的势力还非常强大，汪精卫还向全国发电报宣布自己的主张，要出兵攻打南京和蒋介石。要紧的是，回到上海后，我得到了南京政府的最新消息，能够让《纽约时报》读者在第一时间知道双方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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