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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1931年4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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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王正廷博士，中国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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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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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中国政府其他官员那听说，对于1929年夏天发生的事情，您愿意听取我的说法，并且愿意接受我的信件，听到这件事我十分高兴。因为那件事，贵国政府还曾提出要将我驱逐出中国。实际上，我很早就想写封信，解释一下这件事，后来因为贵国前任官员杨广松博士曾经坚决地对我说，即使我把信发出去，也不会有人愿意接受，更不会有人认真地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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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国曾经给我的罪名是，我在报道中国政治和军事情况时充满了偏见，因此提出了将我驱逐的要求，并且提出禁止我使用中国的电报系统。当时，贵国还曾列举了几篇文章说它们不是与事实不符，就是报道得不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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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列举的几篇文章后，我马上写了一份报告，对照那几篇文章，我在报告中详细写出了获取材料的时间、地点、新闻的来源还有证人，写好后，我将报告交给了美国驻华公使和《纽约时报》。我国政府以及我所在的报社在看过报告后一致认为，我对工作很认真，也尽了我应该尽的责任，信息真实可靠，消息来源也可以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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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我还要强调一点，贵国政府列举出来的那几篇文章，都写于我在北平居住或者在华北旅行时期。我当时获得消息的渠道和贵国政府并不相同。总的说来，给我提供官方消息的人大多都是和去年夏天引起内战的领袖人物站在同一立场的，要不就是背地里对那些人充满了同情的人。我当时的工作地点就是在那里，又是在那样的环境下写出的新闻，所以反映当时当地的情绪比较多，也是情理之中。我对中国局势的报道一定不会偏离了真实、忠实的轨道，这一点从发生在1930年的惨斗时间中也可以看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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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稿件会引起贵国政府的怀疑，让我很长时间以来都无法释怀。《纽约时报》现在也给了我一定的权力，让我代表报社为此事引起的误会向贵国表达我们的遗憾之情。但有一点必须明确指出，我绝对不是带着偏见和不公来写这些稿件的。我的工作一直都以《纽约时报》给我的指示“lean over backward in being fair”为准则，而且从没有背离这个原则，每当出现时事问题或者是有争议的内容时，我总会想办法通过官方来了解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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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不允许官方向我透露任何消息，这个命令一直到1930年9月仍在执行。不过从那个时候起，我每天都会和政府的某部门联系。1930年8月1日到1931年1月间，我依然发表了不少报道，今年年初时，我将它们统一编成了剪报册，然后交给南京政府某个部门让他们查阅，最后他们认为，我的那些报道无一不是既公平又真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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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愿意和中国政府的所有部门都建立起密切的新闻业务关系，而且已经做好一切准备，我也一直都在这么做，只希望这些部门在遇到反对派提问题或者被指责的时候，能够允许我在新闻稿中发表出政府方面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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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我发表的新闻虽然得罪过贵国政府，但我并不是针对整个中国。我当时只负责北平、华北和满洲。南京或者有关南京的新闻另外有人负责，《纽约时报》当时在上海也有驻地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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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我现在的职权，是负责整个中国新闻事件的报道。上海是我的总部，下面还有多名支站记者，他们都由我指挥。假如贵国政府能改变以往对我的态度，我一定会感激不尽。如果能够让我重新获得官方消息，相信不论对中国政府还是《纽约时报》都是有利无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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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表致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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