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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雷特·阿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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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阿班看来，中国政府可能会不希望让外界知道双方和解的事。不曾想到，还没过多长时间，中国外交部就发表了一份《告新闻界书》，而且还给国外和海外的各个通讯社都发了电稿，讲述了声明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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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4月28日，美国公使纳尔逊·T·詹森先生昨日亲自将《纽约时报》驻中国记者哈雷特·阿班的一封信交予王正廷部长。信中，阿班代表他本人及《纽约时报》，就其对中国的不公及不实报道，以及由此引发的1929年夏国民政府要求驱逐他一事，表示诚挚的遗憾。其所表达的遗憾已被接受，此事现已正式了结。政府正安排恢复阿班先生新闻设施使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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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到各个通讯社的电讯稿后，《纽约时报》给阿班先生发了紧急电报，问他是不是知道报道中所说的事，说他为自己的“不实报道”表示了遗憾。阿班先生回复说，这件事不符合事实。关于这件事，时报已经给了他明确的指示，他会马上向中国政府提出要求，让他们修改关于此事的官方声明，并且会尽快汇报。之后，他给中国政府写了一封信，信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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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稿的内容和本人在信中所言完全不符，那份报道是不真实的。本人在信中一再表明，当时引发争议的所有新闻稿都不存在不真实或不公正之说，这些在贵部的档案中应该都可以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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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是，中国政府并没有修改声明中的错误。据阿班先生所言，中国外交部的回答是：“这件事有两种解释，而我们依然选择原来的观点。可以告诉阁下的是，外交部认为你的案子到此已经结束了，还希望你尽快过来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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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把这件事解释清楚，《纽约时报》特发此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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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报在当日同版的社论栏中另外发表了一篇如下的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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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各种新闻检查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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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没有必要再去评论这个版面上曾经发表过的信件了，因为其中所表达的含义大家都可以看出来。只是关于新闻检查制度实在是太虚伪了，非常有必要记录下来。总的来说，其实这只是中国的国民政府掩饰自己的一种手段，他们感觉到自己当初的决定是错误的，不应该下令驱逐《纽约时报》记者，所以为维护自己的尊严，便找了这样一个台阶，还决定恢复他使用正常设施的权力。但是，当阿班先生写信对过去的事表示遗憾时，中国外交部说他是在为发表的不实报道表示道歉，并且还发表了公告，以表明他们的观点。明白人一眼就能看出来，声明的内容并不是本报记者的想法。因此，阿班先生很快提出，请中国外交部对所发的不实报道作出解释。外交部的回答直截了当，说：“这件事有两种不同的解释。”这句话已经很明显，一种事实就是如此，另一种就是这么明显的错误。只要大家看到这里所发表的信件，就可以轻而易举地看出来到底是谁对谁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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驱逐我出国的案子总算是宣告结束了。可是一直有各种势力在暗暗地对付我，直到八年后这种情况才有所好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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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春天时，有人跟我说，如果我能写封信给蒋介石的夫人，提出到南京对她进行私人性质的拜访，她将会很高兴地接见我。我马上按照他说的办了，不久就收到了回复。回信是蒋夫人的秘书写来的，据说她来自英国，信中约定好了时间和日期，希望我准时过去喝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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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原本觉得见面时间不会太长，二十分钟就差不多了，可实际情况却出乎我的意料：谈话进行了一个小时还多，原因是在我们交谈的过程当中，蒋介石将军也凑巧赶到。他走到屋中很有礼貌地和我握手，又坐下一块喝了杯茶，吃了块点心。蒋夫人和以前一样当起了我们的翻译。我们都没有对过去发生的那些事情耿耿于怀。我们曾于1926年夏天时在广东见过面，后来就一直没再见过。这么多年过去了，他变得更加自信更加稳健。我们通过一个小时的交谈，使彼此的信任又加深了一层。经过几年时间的相处，我们终于成为关系非常好的朋友，联系也变得非常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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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将军及其夫人与我的关系，人人都知道，可和我作对的那些人并没有因此而消除对我的偏见，他们仍然不肯罢手。1934年，外交部的一些人趁我离开中国作世界旅行的空当，又一次想要害我，不过最终还是功亏一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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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那一年9月份到达伦敦的，到那后去见了我的老朋友郭泰祺，他当时在中国使馆工作。不凑巧的是，他去瑞士参加了一个听证会，我们没有见到。我就留了名片和便条给他，内容是，我在这个星期内会去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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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出使馆，我发现楼房地下室就是中国总领事馆办公处，想着顺便把回中国的签证办了吧，就沿着外面的楼梯走了下去。凡是中国的入境口岸，有这个签证都可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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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到巴黎后的一个早上，天气凉爽舒适，一边享受大自然的美景，一边来到了《纽约时报》的巴黎记者站，这时离我签证差不多已经过去十天。没想到，纽约早就发来了一份急电给我。电报内容是，中国外交部已经下了命令，无论世界哪个地方的中国领事馆，都不允许给我办理回中国的签证。我后来才知道，那些人再次和我作对的理由其实都有些说不过去。这件事和一篇报道有关，是时报驻汉口记者发出的。我看过稿子后，将电头标上了汉口，之后发往纽约。当时已经通过了汉口和上海新闻检察官的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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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早就已经拿到了签证，就没有再把这件事放在心上，接着进行我的欧洲之旅，最后从热那亚启程，路过了埃及、印度、现在的斯里兰卡、当时的锡兰、苏门答腊、新加坡、爪哇、菲律宾、香港地区，之后，我们回到了上海。船靠岸的时候，美国驻上海总领事克宁翰先生过来接我。我的下属道格拉斯·罗伯逊也同时过来接船。我离开中国的这段时间，一直由他在帮我处理工作。当我拿出在伦敦办理的签证时，中国海关的工作人员有些不知道该不该放行，还看了克宁翰先生一眼，最后一句话没说，在我的护照上盖了章就让我们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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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1939年时也曾离开中国回国探亲，在很短的一段时间中，要求把我赶出中国的呼声再次响起，相关文章刊登在一份中国人拥有的英语报纸上，还好最后没有成功。现任重庆政府财政部长的孔祥熙，那时还亲自给我写了一封道歉信。大家都知道，其实那家报纸真正的主人是孔先生和国民党，虽然它表面是在美东注册的一家美国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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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一直以来那些人对我的不满就很强烈，而且他们的身份高深莫测、难以捉摸，但是这么多年来他们只对我进行过两次人身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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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是在北平时，我猜测他并不是出于政治目的，充其量也就是一般的土匪。事发地点离北京联合医学院不远，我当时正坐在一辆人力车上，时间大概是晚上9点左右，天色很黑。在一个街口的拐角处，忽然有子弹从我的脑边飞过，响了两声，还好天黑对方打偏，我并没受伤。十分庆幸的是，我的人力车夫很是忠心，他没有把我一个人扔在街上，而是听到枪声后马上加快了速度，车子就像飞起来一般，遇到拐角也没有稍慢半分，车子一半翘起，猛甩一下，“嗖”的一声就拐过了。好在他们也并没有追赶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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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是在上海北站。当时是1934年，我刚从欧洲回到上海不久。朋友R·S·帕克夫妻二人给我发来电报说，他们会乘火车从北京赶来上海，当天早上就到。我回电告诉他们，会去车站迎接并希望对方能给我机会，好好款待他们。我早上7点要去接站的事没有对任何人提起过，包括我的车夫，所以我觉得刺客也许是从电报中知道了我的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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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候车室，路过询问处时，我发现左边有很多身材魁梧的中国人。当时正是寒冬时节，又加上是在早上，虽然我穿着厚厚的驼毛长大衣，可还是冷得受不了，只好把手使劲埋在口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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