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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将军及其夫人与我的关系,人人都知道,可和我作对的那些人并没有因此而消除对我的偏见,他们仍然不肯罢手。1934年,外交部的一些人趁我离开中国作世界旅行的空当,又一次想要害我,不过最终还是功亏一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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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那一年9月份到达伦敦的,到那后去见了我的老朋友郭泰祺,他当时在中国使馆工作。不凑巧的是,他去瑞士参加了一个听证会,我们没有见到。我就留了名片和便条给他,内容是,我在这个星期内会去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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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出使馆,我发现楼房地下室就是中国总领事馆办公处,想着顺便把回中国的签证办了吧,就沿着外面的楼梯走了下去。凡是中国的入境口岸,有这个签证都可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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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到巴黎后的一个早上,天气凉爽舒适,一边享受大自然的美景,一边来到了《纽约时报》的巴黎记者站,这时离我签证差不多已经过去十天。没想到,纽约早就发来了一份急电给我。电报内容是,中国外交部已经下了命令,无论世界哪个地方的中国领事馆,都不允许给我办理回中国的签证。我后来才知道,那些人再次和我作对的理由其实都有些说不过去。这件事和一篇报道有关,是时报驻汉口记者发出的。我看过稿子后,将电头标上了汉口,之后发往纽约。当时已经通过了汉口和上海新闻检察官的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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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早就已经拿到了签证,就没有再把这件事放在心上,接着进行我的欧洲之旅,最后从热那亚启程,路过了埃及、印度、现在的斯里兰卡、当时的锡兰、苏门答腊、新加坡、爪哇、菲律宾、香港地区,之后,我们回到了上海。船靠岸的时候,美国驻上海总领事克宁翰先生过来接我。我的下属道格拉斯·罗伯逊也同时过来接船。我离开中国的这段时间,一直由他在帮我处理工作。当我拿出在伦敦办理的签证时,中国海关的工作人员有些不知道该不该放行,还看了克宁翰先生一眼,最后一句话没说,在我的护照上盖了章就让我们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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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1939年时也曾离开中国回国探亲,在很短的一段时间中,要求把我赶出中国的呼声再次响起,相关文章刊登在一份中国人拥有的英语报纸上,还好最后没有成功。现任重庆政府财政部长的孔祥熙,那时还亲自给我写了一封道歉信。大家都知道,其实那家报纸真正的主人是孔先生和国民党,虽然它表面是在美东注册的一家美国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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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一直以来那些人对我的不满就很强烈,而且他们的身份高深莫测、难以捉摸,但是这么多年来他们只对我进行过两次人身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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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是在北平时,我猜测他并不是出于政治目的,充其量也就是一般的土匪。事发地点离北京联合医学院不远,我当时正坐在一辆人力车上,时间大概是晚上9点左右,天色很黑。在一个街口的拐角处,忽然有子弹从我的脑边飞过,响了两声,还好天黑对方打偏,我并没受伤。十分庆幸的是,我的人力车夫很是忠心,他没有把我一个人扔在街上,而是听到枪声后马上加快了速度,车子就像飞起来一般,遇到拐角也没有稍慢半分,车子一半翘起,猛甩一下,“嗖”的一声就拐过了。好在他们也并没有追赶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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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是在上海北站。当时是1934年,我刚从欧洲回到上海不久。朋友R·S·帕克夫妻二人给我发来电报说,他们会乘火车从北京赶来上海,当天早上就到。我回电告诉他们,会去车站迎接并希望对方能给我机会,好好款待他们。我早上7点要去接站的事没有对任何人提起过,包括我的车夫,所以我觉得刺客也许是从电报中知道了我的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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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候车室,路过询问处时,我发现左边有很多身材魁梧的中国人。当时正是寒冬时节,又加上是在早上,虽然我穿着厚厚的驼毛长大衣,可还是冷得受不了,只好把手使劲埋在口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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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群人看起来很像穷苦人,穿的衣服都很破旧,上身的蓝布外套已经变成白色。我刚刚走过去,那些人就分散开了,其中个子最高的那个快速向我飞奔过来,将一把八英寸长的短刀紧紧地握在他的右手中。我没有时间多加思考,手猛地从口袋中抽出来,挡了一下后,就势用力地抓住了他的右手腕,使劲地往下摁,同时背靠着他用尽全身力气压向他,最终,他倒在了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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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事情过后,有搏击方面的专家分析,刺客真是幸运,他手中拿着匕首倒下,竟然没伤及肾脏和后背。还好,那个人手中的匕首在我们倒下之前就已经掉了。之后,我们俩在锦砖铺成的地面上互相揪打成了一团,不一会儿就过来了很多围观的人。我的眼镜和帽子早不知道跑哪去了。地上的银钱到处乱滚,有我的,有他的,都从口袋中掉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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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多大会儿,就来了三批不同的警察。距离最近的铁路巡警最先赶到,火车站所处的位置刚出公共租界,所以,随后到的是中国的上海警察,最后赶来的是蓝衣社人员。蓝衣社总部设在南京,他们是一个仿照法西斯成立的宪兵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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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们不停地向我表示歉意,他们询问后,对整个案件进行了详尽细致的记录,翻来覆去折腾了好长时间才宣告结束。那个刺客最终被扣上手铐带走了。每位警察都收到了我送出的名片,上面有我的名字和地址,用中英两种文字印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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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火车停靠在上海站时,我才慢慢地平息下来。见到我的朋友蓓阁和洛德后,我没有立即把刚刚发生的事情讲给他们听。但我因为这件事受到了太大的影响,所以在一块吃早餐时,我都没办法好好吃。一直等到午饭之前,我们一起喝鸡尾酒时我才告诉他们。两个人知道后,才放松了下来。他们以为我不欢迎他们的到来,才会显得“表情怪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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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那天下午就找到了总领事,把整个事情的经过对克宁翰先生仔仔细细地讲述了一遍。他听完后,立即打了个电话给吴铁城——华界大上海市的市长,他在电话中说,希望第二天早上能和市长先生见一面。我和总领事一块去的,我们都上身穿着燕尾服,下身穿着条纹西裤,头上戴着礼帽,显得严肃认真,连神态都同样严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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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市长见面后一直非常热情。克宁翰先生就这件事向他表示强烈反对并提出要求,请他认真调查。这让市长先生难以忍受。他表示一定会彻底调查,不会疏忽任何一个细节。两天之后,事情又有了变化,市长先生来到美国领事馆,说:“你们讲的那件事从来就没有发生过,因为这里所有的警方记录都查遍了,没有发现一点儿痕迹。”他的态度还很认真,好像真如他说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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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我也正在领事馆。这些话让克宁翰先生无比愤怒,他不停地和市长先生辩解,这让我感到十分惊讶。他跟吴市长说,美国政府绝对不会对这件事置之不理的,一定会追查出幕后指使,将他绳之以法,这点是无须怀疑的。他当时就告诫市长先生,中国政府现在最好的选择就是对我加强保护。他特别指出,假如有一天我真的因为某起偶然事件受到了什么伤害,美国政府绝对不会轻易相信的,必将要求贵国作出合理的解答。他还举了很多偶然事件的例子,比如:开车途中发生事故;走路过程中被撞倒;被建筑物砸到;恰巧碰上天外飞石,等等。后来,克宁翰先生还专门把他这些话写成信,交给了南京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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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克宁翰先生和吴市长的交往很密切,我和他也相处得不错,我们都知道他是一个态度温和、容易接近的正直人士。在这件事面前,他也不知道该如何解决。他很明白自己的解释根本就说不过去,可又不能说出事实真相,只能假装这件事从来没有发生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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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长先生等总领事停下来后,请求道:希望我们不要发电报把刺杀事件和美国的抗议告诉《纽约时报》,也不要让中国的新闻媒体知道这些事。我答应了他的请求,不过我说明一定会告诉詹森公使和布蒙上校,布蒙上校当时是美国驻上海海军陆战队司令,与此同时,我还要向总部以密报的形式报告这件事,我会通过邮局发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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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件事可以看出来,一个驻外记者经常会遇到这样无奈的事:得到了很有价值的新闻,却不能让它见诸报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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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什么事情是不可能的,就连一向讨厌我的中国外交部长王正廷,后来也成了我的朋友。他接到命令,让他出任中国驻美国大使。在他离开上海到美国之前,一个我们俩共同的朋友说,如果我能来为他举办一个送行宴会,那就太好了。我真就那么做了。那天来了很多官员,有美国海军准将、美国陆军海战队上校、美国驻沪总领事,此外,中国很多赫赫有名的人物也来了不少。餐桌上的各种美味佳肴数不胜数,其中还有很有名气的去骨填馅的鹌鹑。酒也喝去不少,鸡尾酒、雪莉酒、红酒、香槟,最后我还搬出了陈藏多年的白兰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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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博士到后来厌倦了官场生活,他辞去职务,在马尼拉开始了新的生活,当上了银行家。我最后一次见他是1941年10月,在马尼拉。自从日本占领了菲律宾首都后,我就和他失去了联系。我猜测他可能和杨广松一样,已经离开人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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