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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不允许官方向我透露任何消息，这个命令一直到1930年9月仍在执行。不过从那个时候起，我每天都会和政府的某部门联系。1930年8月1日到1931年1月间，我依然发表了不少报道，今年年初时，我将它们统一编成了剪报册，然后交给南京政府某个部门让他们查阅，最后他们认为，我的那些报道无一不是既公平又真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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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愿意和中国政府的所有部门都建立起密切的新闻业务关系，而且已经做好一切准备，我也一直都在这么做，只希望这些部门在遇到反对派提问题或者被指责的时候，能够允许我在新闻稿中发表出政府方面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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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我发表的新闻虽然得罪过贵国政府，但我并不是针对整个中国。我当时只负责北平、华北和满洲。南京或者有关南京的新闻另外有人负责，《纽约时报》当时在上海也有驻地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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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我现在的职权，是负责整个中国新闻事件的报道。上海是我的总部，下面还有多名支站记者，他们都由我指挥。假如贵国政府能改变以往对我的态度，我一定会感激不尽。如果能够让我重新获得官方消息，相信不论对中国政府还是《纽约时报》都是有利无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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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表致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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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雷特·阿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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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阿班看来，中国政府可能会不希望让外界知道双方和解的事。不曾想到，还没过多长时间，中国外交部就发表了一份《告新闻界书》，而且还给国外和海外的各个通讯社都发了电稿，讲述了声明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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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4月28日，美国公使纳尔逊·T·詹森先生昨日亲自将《纽约时报》驻中国记者哈雷特·阿班的一封信交予王正廷部长。信中，阿班代表他本人及《纽约时报》，就其对中国的不公及不实报道，以及由此引发的1929年夏国民政府要求驱逐他一事，表示诚挚的遗憾。其所表达的遗憾已被接受，此事现已正式了结。政府正安排恢复阿班先生新闻设施使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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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到各个通讯社的电讯稿后，《纽约时报》给阿班先生发了紧急电报，问他是不是知道报道中所说的事，说他为自己的“不实报道”表示了遗憾。阿班先生回复说，这件事不符合事实。关于这件事，时报已经给了他明确的指示，他会马上向中国政府提出要求，让他们修改关于此事的官方声明，并且会尽快汇报。之后，他给中国政府写了一封信，信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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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稿的内容和本人在信中所言完全不符，那份报道是不真实的。本人在信中一再表明，当时引发争议的所有新闻稿都不存在不真实或不公正之说，这些在贵部的档案中应该都可以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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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是，中国政府并没有修改声明中的错误。据阿班先生所言，中国外交部的回答是：“这件事有两种解释，而我们依然选择原来的观点。可以告诉阁下的是，外交部认为你的案子到此已经结束了，还希望你尽快过来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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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把这件事解释清楚，《纽约时报》特发此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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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报在当日同版的社论栏中另外发表了一篇如下的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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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各种新闻检查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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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没有必要再去评论这个版面上曾经发表过的信件了，因为其中所表达的含义大家都可以看出来。只是关于新闻检查制度实在是太虚伪了，非常有必要记录下来。总的来说，其实这只是中国的国民政府掩饰自己的一种手段，他们感觉到自己当初的决定是错误的，不应该下令驱逐《纽约时报》记者，所以为维护自己的尊严，便找了这样一个台阶，还决定恢复他使用正常设施的权力。但是，当阿班先生写信对过去的事表示遗憾时，中国外交部说他是在为发表的不实报道表示道歉，并且还发表了公告，以表明他们的观点。明白人一眼就能看出来，声明的内容并不是本报记者的想法。因此，阿班先生很快提出，请中国外交部对所发的不实报道作出解释。外交部的回答直截了当，说：“这件事有两种不同的解释。”这句话已经很明显，一种事实就是如此，另一种就是这么明显的错误。只要大家看到这里所发表的信件，就可以轻而易举地看出来到底是谁对谁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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驱逐我出国的案子总算是宣告结束了。可是一直有各种势力在暗暗地对付我，直到八年后这种情况才有所好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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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春天时，有人跟我说，如果我能写封信给蒋介石的夫人，提出到南京对她进行私人性质的拜访，她将会很高兴地接见我。我马上按照他说的办了，不久就收到了回复。回信是蒋夫人的秘书写来的，据说她来自英国，信中约定好了时间和日期，希望我准时过去喝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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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原本觉得见面时间不会太长，二十分钟就差不多了，可实际情况却出乎我的意料：谈话进行了一个小时还多，原因是在我们交谈的过程当中，蒋介石将军也凑巧赶到。他走到屋中很有礼貌地和我握手，又坐下一块喝了杯茶，吃了块点心。蒋夫人和以前一样当起了我们的翻译。我们都没有对过去发生的那些事情耿耿于怀。我们曾于1926年夏天时在广东见过面，后来就一直没再见过。这么多年过去了，他变得更加自信更加稳健。我们通过一个小时的交谈，使彼此的信任又加深了一层。经过几年时间的相处，我们终于成为关系非常好的朋友，联系也变得非常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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