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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当时的情况是，“攻打满洲”的事已经成为街头巷尾的人饭后的谈资，日本官员无论文官武官，都认为“攻下满洲”即将成为现实，而且对这件事毫不避讳，我还有必要预言什么吗？这就足以说明问题了。从他们的话语中都可以听出，日本已经对中国“忍无可忍”了，日本天皇再不会对中国的公开“欺侮”无动于衷，他们已经做好准备要“果断出击”，改变中国人“居心不良”的现状。到处都流传着这一类的说法。就连旅顺关东军总部的官员们，也已经开始大张旗鼓地准备应战了，而且对这事毫不隐瞒。“南满”铁路沿线更是忙得不可开交，一批一批的军备物资一直不停地被运到铁路区。日俄战争结束后，协议规定，日本在铁路区的军队人数最多不可超过一万五千人。但现在的情况是，从大连到长春，从沈阳到鸭绿江北岸的安东，即现在的丹东，据我观察，这些地方安排的日军总人数差不多可以达到四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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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是在“满洲”的什么地方，沈阳也好，长春、哈尔滨、大连、安东等地也好，所有的日本军官情绪都非常激动，他们毫不隐讳地说，要给张学良的军队以沉重打击，一鼓作气把他们赶出“满洲”。日本人对张学良“投靠”国民党的做法十分不满，总觉得让他们受了莫大的耻辱。日本人控诉说，张学良的行为使中国对日本的“不公”更加难以改正。在他们看来，张学良和南京政府已经串通一气，并且开始共同对付日本。当日本人的诉状投到沈阳总部的时候，会被张学良转到南京去；如果投到南京的话，他们又会转回到张学良那里。日本人异常愤怒，觉得除了用武力解决，已经再没有别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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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汉城作为朝鲜的首都也不平静。朝鲜总督宇垣将军十分推崇武力，和那些“满洲”军官的观点很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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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还不清楚的是，中国人对当前形势的看法。所有“满洲”地界的中国官员都没有胆量评价当前的形势。张学良对此事又是什么态度呢？外人也无从得知，因为他这个时候正躺在北京协和医院中。他把住院大楼的一部分包了下来，里面还带有不少游戏室。据外界所传，他好像是得了伤寒，正在医院休养，但何时才能治好，似乎没有确切的答案。实际上，他是染上了毒瘾，每天要依靠鸦片生活，还要打吗啡和海洛因，现在已经不成人样，身体瘦得只剩下皮包骨头了。在医院期间，他尝遍了各种灵丹妙药，希望能让自己戒掉毒瘾。他的大部分亲信也在北京，“满洲”留下的那些官员，只能在沉闷的政治局面中等待战争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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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驻“满洲”的官员，大抵就是那些领事和总领事们，并没有深刻了解所面临的局势。在他们看来，日本人的狂热只不过是做做样子，而软弱的中国人必然会因日本的气势所吓倒，他们最终肯定会做出让步，大家谈论的战争根本就不会到来。我实在不能同意这种看法。我路过汉口的时候，看到的是大批军用列车像长龙似的排在朝鲜境内的铁路两边。那些车上一部分车厢整整齐齐地排放着各种武器，野炮上还蒙着帆布炮衣，各种军备物资占用了另一部分车厢，有军粮、弹药和粮草。准备好的还有红十字列车，他们只等着去救治伤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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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每天都会向《纽约时报》发出电讯稿，从未间断，一篇篇全都篇幅很长，每篇都包含着沉重的分量，奇怪的是，我通过“南满”铁路电报局拍发时，不但没有遭到拒绝，还不加修改就发出去了。我稿子上的很大一部分都是日本军官的谈话，日本的目的被我很直白地披露出来，我想这下报纸每天可能都要把我的文章刊登在头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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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我看到8月份报刊的时候，才发现上面头版没有一篇是我的。我认为很有价值的稿子，不是没有发表，就是被放到了十分隐蔽的位置，比如，第十五或者十六页的财经新闻和招聘信息之间。我只能把原因归结为，《纽约时报》听从了国务院的意见，不能把日本的虚张声势搞得人心惶惶，太过显眼只能增长了日本的嚣张气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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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是什么原因，总而言之，我的独家新闻没有在头版头条的位置刊登出来，没有受到重视，这让我感觉有些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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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伯逊和我一直在外待了差不多一个月，我们在朝鲜和“满洲”地区做了大量细致的调查。然后我就去了华北，到北平的时候已经是9月3日的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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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4日，也就是到达北平的第二天，我去见了纳尔逊·詹森。他当时还任公使一职，大使是后来任命的。我过来向他汇报一些情况，包括在“满洲”地区和朝鲜调查的结果，同时还带来了当时发出电报的副本，厚厚的一沓，把整个文件夹都塞满了。还有一些内容，是新闻提供者要求不可公开报道的，我都告诉了詹森。他的表情好像挺认真，可我能感觉出来，他并不认同我的观点，而且并不十分关心我谈论的话题。看来，美国国务院根本没有注意到我所发报道的重要性，所以，也并没有提出要求让驻华公使调查此事。事后我发现，自己当时的判断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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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月后，当我再次见到詹森公使的时候，他才很客气地向我表达歉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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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真的是很不好意思，我当时以为你只是凭空乱讲的。直到9月17日的时候，我见到了福开森博士才明白事情的真相，他也是从“满洲”过来北平的。他描述的场景和你9月4日时所讲的内容完全一样，我发现自己错怪你了，那时才开始重视起这件事。那天福开森博士离开后，我马上向美国政府作了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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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事变”，即“满洲”事件终于在9月18日晚上爆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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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9月4日和美国公使见过面之后，开始意志消沉：自己的努力不被理解，明明白白的真相没有人相信。后来，我与平津地区的日本领事馆和军方官员又见过几次面，还对将要发生的事情做过深入交谈，这让我更加相信自己的判断，一场巨大的灾难即将发生在远东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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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奈之下，我找到了端纳，他是张学良的顾问，来自澳洲。他在1931年时曾跟随张学良，后来又成了蒋介石智囊团的主要人员，地位非同一般。我觉察出，端纳相信了我说的话，可是又说，这件事有些难度，因为少帅还在医院中，那里的警备又异常森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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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好，我总算和少帅见了一面。他被烟瘾折磨得面容憔悴，刚看到他时，我真有些不敢相信。我们刚认识的时候，是在1926年秋天，他当时身体健壮，意气风发，是个难得的军事人才。到了现在，仅仅隔了六年，民国时期有名的美男子却成了如今这副面孔，他的身体和精神已经遭受了严重的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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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在“满洲”见到的情况简单地向他描述了一遍，说希望他能够站出来挽救“满洲”，不但为他自己，也为了中国，然后询问他打算采取什么样的措施。看他的表情，好像对我说的大部分内容，他都似懂非懂。临走之前，我留了一份电讯稿的副本给端纳。他向我承诺说，张少帅不会让我白来，一定会给我一份有价值的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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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我确实拿到了所说的声明，可是它根本就没有公开的必要。内容全都是一些陈旧、空泛、不切实际的论调，说什么希望能和日本这个好邻居继续友好地交往，所有的事情都可以仍然按照曾经商议过的方法来处理。尽管没有一点儿实际意义，但作为中国方面对此事唯一的态度，我最终决定还是要发一封电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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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亲眼目睹这场即将到来的战争的发生，所以打算再次回到“满洲”。没想到这时却收到了时报发来的指示：要求我回到上海，之后再赶到南京，过去对查尔斯·林白上校（首位驾飞机进行环球旅行的人）夫妇进行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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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当时是第一次驾机旅行。旅行的路线是从阿拉斯加启程，经过阿留申群岛、千岛群岛和日本，然后进入亚洲。到中国停留的第一站，是当时的新首都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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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随时有可能展开对“满洲”的进攻，这么重要的事情竟然不能引起美国驻华公使的重视。只有宋子文看清了这件事有多么重要，他把这件事详细地报告给了总司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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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名驻外记者，经常会因为职业道德问题而烦恼不已。当时是日本高官亲口告诉我他们将“攻下满洲”，这样我才去了“满洲”和朝鲜。到了那，在我调查的过程当中，那些日本官员和我交谈没有任何顾忌。我如果把从他们口中得到的情况告诉给南京政府，说多少比较合适？从我个人感情的角度来看，我非常乐意把所知道的一切全部告诉宋子文先生。可是，我的职业道德要求我不能这么做。某些日本高级官员暗地里告诉我的消息，我实在没有办法，不能相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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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想到最合适的办法就是把在“满洲”所发电报的副本交给宋先生。这样做，和我平时坚持的原则是不矛盾的。这些电报已经不属于机密文件，大多都在《纽约时报》上发表过了。假如中国政府想得到，可以从美国再发回到中国，只是花些钱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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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讲的每一件事情，宋先生都听得很用心，所以在九一八事变之前，他还是做了一些准备的。尽管如此，就张学良的情况而言，即使有准备，恐怕也不会起到什么大的作用。更何况，蒋总司令当时的心思全花在“剿杀”共产党的事情上了，政府方面的工作则全部集中在了一场突如其来的洪水上。那场洪水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使三千多万人都失去了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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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白夫妇预定的抵达日期一再往后拖延，我在南京等待得真是心急火燎。之后，他们终于在等待中出现，该报道的也报道了，可是因为洪灾的缘故我回“满洲”的想法却无法实现。自从九一八事件爆发后，我就天天请求《纽约时报》允许我赶到“满洲”，林白夫妇的新闻则交给合众社去采写。我的电报每次都是发给弗雷德瑞克·伯查尔的，可每次回复的电报下面都签着“詹姆斯”的名字，就连回复的内容也总是那几个字：“跟紧林白。”后来我才搞明白，自我到《纽约时报》参加工作的时候起就任代理总编的伯查尔，被派到了欧洲任总管一职。现在《纽约时报》的总编辑一职已经由原来伦敦分社主任艾德温·L·詹姆斯担任。总部这么大的人事调动，我却没有接到任何通知。林白是个很难相处的人。他十分野蛮，不讲礼貌，还自以为很了不起，他不愿意和记者接触，更不乐意被宣传。负责采访他的所有南京的外国记者都很讨厌他，还有人说他“不知天高地厚”。但是，所有的记者都非常喜欢他的太太，甚至为她嫁给那样一个蛮横无理的人感到惋惜。林白夫妇提出建议说，很乐意驾驶飞机帮助中国政府查探洪水造成的受灾区域，也很愿意帮助中国政府给被困的区域投送食物和医药。他们要求的工作危险性很高，但也是很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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