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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无心再做停留，立即登上舰队司令的小艇，朝岸上直奔，心情紧张得总觉得路上的时间太慢。在上岸之前，盐泽还在那一个劲地向我敬酒。于是，我只得又多喝了两杯鸡尾酒，可总感觉那是我这一辈子喝到的最没有滋味的两杯酒。我当时只顾得想那条消息了：如此重要，很有可能成为我的独家新闻呢。我实在无法将心思都转移到喝酒上，只想马上就把电报发给《纽约时报》，以便可以刊登在最近一期的报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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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上岸后，我急匆匆地赶去写稿。为了赶上发稿，我每写完五行就发一次电报。整篇报道一共发了三百字。发完后，我马上给美国总领事打了个电话，告诉他这件事。他听后很是惊慌，我以为他是在替上海即将到来的灾难而担心，没想到却是担心美国人民会因为我的报道受到惊吓，何况他认为这消息并不一定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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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消息一定不可靠。日本总领事半个小时前还到我这里来过，他承诺说，日本提出的书面要求中国已经接受，所以，危机已经不存在，也跟着结束了。你说的事情没有发生，闸北没有发生混乱，更没有暴动或是抢劫。我要求你千万不要把消息发到美国，那样只能造成毫无必要的恐慌。”克宁翰在电话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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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向克宁翰说了对不起，稿子已经发出去，我不会把它取消。盐泽司令既然同意我报道这件事，肯定是他觉得这件事有报道的必要，我没有把它隐瞒起来。我还告诉克宁翰，日本海军眼看着陆军在“满洲”耀武扬威，占尽了风头，自己却窝在上海什么也做不了，他们现在很是焦急，正在寻找打仗的机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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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后跟他说：“等到11点15分，我们再联系吧，到时候你的看法或许会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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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的时间，我开始自己做准备，以便更好地迎接即将到来的战事。我找到一辆出租车，租了下来，没有确定租期，因为有可能是无限长。之后，我给宋子文去了电话，将从盐泽处得知的消息告诉了他，并说我已经把内容发给了纽约总部。罗伯逊和我抓紧时间吃了晚饭，然后我们准备了很多空白电报纸，又预备了足够的复写纸，因为每份新闻要保留三个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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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公寓就可以将黄浦江及外滩一角、外白渡桥和日本总领事馆尽收眼底，因为这里是在圆明园路，而且我住在六楼。可以将苏州河与黄浦江交汇的地方看得很清楚，日本领事馆就在交汇处的左侧。晚上10点，天空下起了小雨。罗伯逊和我一切准备妥当的时候已经是10点50。我们头上戴着帽子，身上穿着大衣，目不转睛地看着虹口方向，还一边竖着耳朵，不想放过任何蛛丝马迹。我们注视的位置是日军的保护区，是租界的一部分。我请来的出租车就停在楼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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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关大楼上的钟声连着响了十一下。之后，城市在黑夜中又变得寂静无声。时间在一秒一秒地走着，一下，两下……四分钟过去了，仍是一片寂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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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点5分，远处传来了两声很清晰的枪声。罗伯逊和我都紧张地屏着呼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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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隔不到几秒，传来了机关枪突突突的响声。我们一秒都不敢耽搁，迅速冲出屋门，到了步行梯，迈着大步快速地跑下楼梯，电梯实在太慢。到了楼下，赶紧钻进出租车内，让司机马上过苏州河，从邮电局大楼那，沿着四川北路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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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连的海军陆战队都被日本人调派了过来，他们穿过公共租界的边界，进入了闸北地区。每队士兵中都安排两个人负责举着火把引路。中国的狙击手便借着火光一个挨一个地射击，百发百中。没过多长时间，中枪倒地的日本士兵就躺满了通往上海铁路北站的街道，他们有的受伤，有的已经死去。当时正是1932年1月28日晚上，日军在那之后，战术上有了很大的进步，类似当时的错误，现在是不会再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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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晚上是十九路军在闸北驻守。这支队伍的纪律严明，有高度的革命精神，而且他们早就恨透了侵占中国领土的日本人，抗日情绪特别高。战事开始后不到十分钟，指挥官就命令熄灭光源，闸北顿时漆黑一片，只有日本人举着的火把照亮了自己。当日本人明白过来，命令熄灭火把之后，他们依然暴露在附近公共租界亮着的灯光中。去年9月，日本陆军攻打“满洲”的时候，刚到沈阳附近，中国人就已经慌忙逃窜，如果今天的盐泽司令仍然抱着这种想法，那他真是完全错了。日本海军陆战队终于有所醒悟，11点15分的时候，他们派出一批队员，骑着摩托车沿着四川北路的大部分路段飞快行驶。他们在摩托车上架着机关枪，边行边射，将所有路灯射得一个不剩。街道两边的楼房也是射击的对象，二、三楼的窗户几乎都被射毁。奇怪的是，那条路上的邮电局以南的四个街区，他们丝毫未动。所以，邮电局到河南路那一段，依然是灯火辉煌，交通也是畅行无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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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1点半的时候，战斗继续蔓延，大而嘈杂的战斗声传遍了整个公共租界和法租界。上海市中心竟然发生了一场战斗，实在有些让人无法理解。因为这个，随着战斗的发生，还出现了一些更有意思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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畅行无阻的路段，不停地有各色各式的汽车成群结队地开过来，直到禁止通行处才停下。从车上下来的人有男有女，一伙一伙都是美欧人士，他们都穿着晚装，在那有说有笑，气氛欢快热烈。他们大概都是刚从戏院、酒店和家庭宴会中出来，听到这里有“热闹”，所以就过来看看。下着雨的街道上泥泞不堪，他们站在那点上烟，时不时地把酒瓶打开喝几口，或者如果周围有还没关门的咖啡馆，就买来三明治和热咖啡，在那一边吃一边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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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什么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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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会搞成这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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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日本挑起来的，还是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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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小日本能够好好给中国人些颜色看看，要不然那些中国人实在是骄狂无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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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把这差事交给日本人处理，如果他们能教得中国人明事理，那白人就不用麻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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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住在上海的外国人只顾在那胡乱猜测，脑子里充满了帝国主义思想，而此时的日本海军陆战队员还在河南路上忙碌着，他们在用铁丝网封路，用沙袋垒起掩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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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伯逊和我再三请求司机顺着一条小街把车开到北站，司机最终照做，而且把车灯开到最亮。车拐弯时，有一位日本士兵正在拖着一架机枪向前爬行，车一拐弯，他完全暴露在了车灯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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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上有一名日本军官站起身来，愤怒地喊道：“愚蠢的家伙，赶紧把灯关了！”他的话还没有说完，早就有无数的子弹打了过来，冲着暴露出来的日军一阵狂射，就连周围的屋顶和窗户也受了牵连。说话的那位军官刚才还怒不可遏，枪响后，只见他的双手举在空中胡乱动了几下，又发出了几声很奇怪的声音，然后就不声不响地倒下去了。只见另外一名日本士兵用枪朝着一盏车灯射过来，灯马上灭了。司机立即熄灭所有的车灯，急急忙忙地往回倒车，在那一段路上，垃圾和烂泥把车子弄得不是向左滑，就是向右滑，待车子掉过了头，速度猛增，飞一般地驶回了亮着灯的四川北路。这里还和刚才一样，那些人还站在那里，一边享受，一边看热闹。枪声虽然不是十分密集，但时不时就会有子弹从空中飞过，有时会打到很近的建筑物上，那些人仍是毫不在乎。这些画面就像是恐怖片中剪辑下来的一个个片段，整个事件简直一点儿都不合乎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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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的时间中，罗伯逊和我一直在工作，我们不停地交替进行。他在现场观察的时候，我就坐着出租车回到办公室，急着写稿然后发出去，完了之后，我再回到现场，让罗伯逊回去写，我在那观察情况。整整一个晚上，我们都是这样度过的，每半个小时换一次班。一晚过后，桌上的复写纸堆了厚厚的一摞。厨子也整个晚上没有合眼，他不停地为我们送来热咖啡、冰啤酒和三明治。从那天晚上开始，我们一直坚持了整整四天的时间，在那四天中，我们的衣服除了淋浴时从来没有脱下过，更没时间在床上躺一下。第二天的时候我们便决定，轮班时间改为两个小时，这样在家的人可以在沙发上休息会儿。又过了四十八个小时之后，咖啡和啤酒已经对我们完全失去了作用。我们只好就用三明治和炒蛋来糊弄一下肚子，有时候也把碎冰和苦艾酒当作对自己的犒赏。战事开始后的第一个早上，我坐着车去四川北路替罗伯逊，还不到7点，我想让他早点回去写稿子。在人行道上，我们就站在那做简短的交接班汇报。1月份的天空，阴晦无比，黑色的夜幕正渐渐离去，慢慢地，天空就变成了灰色。就在这时，头上突然传来了嗡嗡的飞机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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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惊讶地脱口而出：“飞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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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伯逊着急地说：“看来这些混蛋家伙要轰炸闸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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