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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事情实际上都和日本人有牵连。在陈济棠和广西叛军首领的帐下，都有不少的日本军事顾问，而这些人都是东京一手安排。除了这些，两广军队的很多武器也是从日本那里买来的。日本特务曾提出，如果两广军队肯再次起兵反对南京政府，那么日本愿意在财力方面施以援手，这样的话，李宗仁对我说过好几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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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认为本身的实力不够雄厚，所以对广州进口日本或他国飞机的做法，他明明知道却不加以阻止，在1936年的两广事件之前一直如此。即使南方领导人购买外国武器，企图发动叛乱，政府也没有任何表示。尽管叛乱没来得及爆发就已经被阻止，但是南京政府依旧不敢多加追究，没有将叛乱首领以叛乱罪或是叛国罪论处，而是顺应民声，对他们效忠南京的表现假装信以为真。省政府主席韩复榘的势力集中在南京北部的山东，这个军阀头目同样有叛逆心理。二十五万兵力掌握在他手中，凭借这个资本，如果他不满意南京的命令，就不加理会。他的势力还在不断扩大。韩复榘觉得山东是他的地盘，芝罘港在山东东北，理应由他控制，可是刘珍年却占据着，就因为他是南京政府的支持者，这让韩复榘感觉很窝火。青岛作为山东的另外一个重要港口，现在由张学良的部下控制着，之前一直由东北军的海军防卫守护，直到日本入侵“满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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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的两大重要港口都由别人控制着，韩想发展自己的势力，进口武器，都没有港口可供运输。与此同时，刘珍年还时刻惦记着他的势力范围，就算他有谋反之心也是无法得逞。宁鲁之间的关系在1933年年初的时候极度危险，南京部队要赶往北平，半路遭到韩复榘的阻止，他们不许南京部队路过。在这种情况下，战争也没有爆发，南京部队选择了绕道而行，他们从长江逆流而上，到达汉口，从京汉铁路到达北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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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复榘瞅准时机，在南京政府正忙于其他省的叛乱时，开始了行动，刘珍年是他的目标，就派了“讨伐军”向他进攻。对这件事，南京政府只是提出了警告，告诉他将被革去山东行政主席一职。韩复榘并没有因此收手，依旧坚持自己的主观意志，没到一个月就获得了全面胜利。他在此次进攻中有两万人失去性命。刘珍年只剩下了三万残兵，战事结束后，南京派上海船队到芝罘把他们接了回去。芝罘终于成了韩复榘的出海口，南京也没有对他采取任何处罚措施。只是他的好日子并没能维持多久，1937年，日本实施全面侵华政策后，将他以叛国罪论处，最终对其执行枪决。中国当时的情况就是如此，从1932年年初一直到1936年年初的这段时间，绝大多数人都认为，中国不会再发生分裂，永久和平时期已经到来，甚至全世界都这么认为。我却不认同这种看法，因此，中国政府想将我逐出国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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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几年中，我不断奔跑于各地之间，穿梭于不同的人群中，到处旅行，我的采访报道工作也是由那些生活片段组成的。至于我的那些报道内容，南京政府采取的态度还是比较正确。两广事件发生时，我报道的内容主要是叛军首领对南京的不满，在山东韩复榘事件中，我主要报道的是他对中央和南京高层的不满。不过，为了照顾到南京方面，我也会在稿子中谈到南京方面的态度，而且为了阐述清楚南京的方针政策，我经常会单独发送电报进行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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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日本还乐意为我提供新闻，我仍然享有获取独家新闻的特权，这让我感到有些奇怪。“南满”铁路总裁松冈，后来被任命为日本外务大臣，他还参与谋划了日本成为轴心国一事。我把自己的想法讲给松冈，他说：“在过去的很多年中，《纽约时报》的社论在对待日本问题上，一直都能做到公平、公正，有时还会站在日本的立场上说话。这种情况从1932年年初的时候开始变了，《纽约时报》社论对日本只剩下了批评和指责。即使这样，我们仍然待你这么好，如果时报知道的话，社论的态度也许还会回到从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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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实话实说，《纽约时报》社论在远东问题上的确不存在任何偏袒，一直很公正，不掺杂任何个人情绪，日本侵略“满洲”时期也是如此，从来没有改变。只是，1932年年初，日本轰炸毫无防备措施的上海闸北，彻底激怒了《纽约时报》的发行人阿道尔夫·奥克斯，他再也忍受不下去了。他认为，1月29日早上的轰炸只能更加明显地暴露日本的残忍和野蛮，因此他对日本表示强烈不满。他的反日情绪也带到了《纽约时报》的社论中，报纸开始改变态度，明确地指责日本的亚洲大陆政策。从那时开始，报纸把日本视作了仇敌，这种态度自始至终贯彻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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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总是不停地过问或制止中国内部的政治事务，以致经常会引起纠纷，但这些还不是主要的，真正能引起人们重视的是，日本侵略整个中国领土这件事本身。我当时经常会去两广地区进行采访，但这相对于我采访华北和满洲的次数来说，就不值一提了。那里是日本的活跃地带，发生轰动性新闻的可能性最大，诱发国际进入事件之中进行干预的可能性也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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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我发过的电讯稿的副本以及我的文档中都能看出，我曾经不止一次地明确提出警告，说日本的行动正慢慢地向他们所说的“方案”靠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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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多次提到，日本的扩张主义计划肯定会遭遇“流产”，侵略政策的参与者并非整个日本，只是日本的一小部分人，还有日本将会发生革命的说法，等等，这些都是那一部分日本人自己欺骗自己的瞎话。日本的军国主义最终将会受制于日本的“自由主义分子”，这样的说法更是无稽之谈。我再三提醒说，亚洲地区会酿成今天这样的局面，功劳不能全部归到与外务省对抗的一小部分领导身上。我经常说，日本人的根本目的绝对不仅仅是他们所说的：那只是日军的轻率举动、对疆土和经济的占有欲望和单纯的机会主义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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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绝对相信，日本的行为不只是一部分人的行为，而是代表了全体国民和整个国家。他们为自己的国家感到自豪，因为它可以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发展成为世界一流强国。可同时他们也很清楚地知道，日本是一个小国，它不但面积小，资源也很紧缺，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如果不以牺牲其他国家为代价，不进行侵略扩张，那么其他国家一定会超过日本，而它到时就只能沦落成二流或者是三流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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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苏联的实力，发展壮大是迟早的事，这一点儿没有任何疑问。中国作为一个领土和人口大国，虽然它的发展速度缓慢，但最终也必将走向统一富强之路。这两个国家一旦发展起来，日本的机会自然渺茫，所以，必须在两个大国壮大之前，抢占先机，成为东亚的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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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35年的时候，我便坚定地认为，阻止日本在亚洲大陆的扩张计划的唯一方法就是，在陆地上和海上将它打败，消灭日本陆军和海军的有生力量。因为如果日本继续实施扩张计划，美国在菲律宾的地位必将受到胁迫，荷属东印度群岛的安全也会受到影响，还有英国在新加坡的地位也将不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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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连二十年的内部战争已经使中国受了重伤，实力大大减弱。中国想依靠自己国内的力量战胜日本，很明显，几乎是没有任何希望的，除非借助外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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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对日本的企图早就该了然于心，根本不应该让那些远东的记者再行警告。日本官员自己都已经明目张胆地说出口了，即使你认为它的话只是玩笑，还有发生在华北的那些事情呢？难道那些还不足以让所有人看清楚日本人的野心吗？天羽荣二作为日本外务省的发言人，他早就说过，请其他国家“不要插手中国事务”。人们只当作了笑料，以为他是不小心说错。其实，他那是在宣布日本政策。结果几周时间还不到，一些首领就开始表示支持他了，他们说，因和日本“性质相近”，所以不再接受美欧等国在华修建铁路的投资。这些军队首领们宣布，他们只接受日资，除此以外，其他任何方面想在中国修建铁路出资的，都将被认为是对抗日本政府、对抗“满洲国”的行为。这些说法并没有受到任何批评责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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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几年中，日本一点一点侵略华北的时候，总是借用同一个理由。他们想入侵某个地方时，会在“无意识的情况下”先发现那里的中国人对日本有“不满倾向”，紧接着“自发运动”就会出现。在这个前提下，以日本人的视角来观察，“满洲国”的“国防”危在旦夕，日本大型商业的利益也会因此受到损害。为了解救即将出现的“险情”，日本自然要向中国施加压力，加派兵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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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美国或是其他欧洲国家对日本的行为提出反对意见，日本一般就会表现出一副很难为情的样子。不过，日本马上就会提起时隔多年的例子：巴拿马、尼加拉瓜、印度、伊拉克、埃及、印度支那、摩洛哥或是埃塞俄比亚。听了这些地方，反对的国家又会变得哑口无言。其实，也是因为他们并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如果马上采取行动，他们谁都做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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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人觉得，中国和日本不是挺友好的吗？从1932年中日休战后，到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以前，他们之间不是一直都相安无事吗？这些人如果看看这段时间的报纸，他们也许就能回忆起这几年发生的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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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河是位于“满洲”西部的一个很富庶的省份，1933年年初的时候，这里和平津以北地区在形式上都已经归顺了“满洲国”。当时汤玉麟是热河的省政府主席，他管辖着热河六万五千平方英里的土地。这里归顺时是由汤将军亲自宣布的，他还在日本人的“满洲国”独立宣言上签了字，并且担任了“满洲国”的重要职位——枢密院副总裁。他的地位看起来十分稳固，手中掌握着十四万大军，占据着整个省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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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事情在2月初的时候突然发生了变化，有传言说，汤将军背地里和南京政府勾结，还和“满洲”军阀张学良关系密切，张少帅当时已经退回平津驻守。日本人2月23日开始向汤进攻，真是枉费他拥有那么雄厚的实力，汤竟然没开枪就逃跑了。3月4日，没开场的战事宣告结束，这看起来简直就是一场滑稽可笑的游戏，可游戏的代价是很高的——要以热河来做交换，要知道，那可是有着丰富的煤矿和其他矿藏的大省，它的森林资源也很丰富，现在却要白白地交给日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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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得到热河之后，在热河与北平的交界处只待了很短的时间。他们想趁机挺进中原，于是，日本借口热河的残余部队影响“满洲国”的和平，就连驻扎在平津以北和西北的东北军，也成了日本出兵的理由，借着驱赶东北军的机会，逼近中国的中心地区。5月31日，日军已经过了山峡，进到中原，到了北平附近，与北平只相隔了十二英里的距离，和天津也只隔了二十八英里。日军的炮声，在两个城市中都可以清清楚楚地听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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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天津下方海河入海口的地方有一个小港叫塘沽，这里肮脏混乱的环境让人难以忍受，我在这亲眼看到了从来没有过的耻辱场面。1933年5月31日，早上的天气显得既潮湿又闷热难耐。当时有趟专列停在塘沽火车站的侧线上，这趟车特别长，以致都无法看到车头。列车的中间一大部分都是客车厢，豪华卧铺，每个车厢无一例外地低垂着窗帘，列车的两头是铁甲车。铁甲车的炮口正好躲开了海河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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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河边上靠近火车站的地方就是日本领事馆，周围有一圈围墙，为了更加安全，这里到处堆着沙袋，又加了一道铁丝网。领事馆的上游，海河的下游，各停泊着一艘日本驱逐舰。炮舰有水兵把守，上面的炮衣早就被掀去，全部炮口都正对着那列火车，看样子，他们随时做着开战的准备。没过多长时间，很多中国高级官员陆续从垂着窗帘的车厢中，一个接一个地走出来。日本没有为他们准备一辆车，他们只好步行去日本领事馆。塘沽的街道十分狭窄，而且这里没有专门的人行道，过往的车辆卷起一片片飞尘，他们走在街上，不时会被淹没在扬起的飞尘中。终于到了领事馆门口，谁知守门的日本士兵不让他们进去，硬是让他们在那等了将近十分钟。要知道，当时的天气湿热无比，站在太阳下十分钟，也够那些中国官员受了。最后，总算是放他们进了门。一些日本官员迎接了他们，这些人都是精挑细选出来的，挑选的标准是：职位都要比中方官员低。中日官员们代表双方签订了一份文件，这份文件后来因它的坏名声而闻名世界，被称为《塘沽协定》。协议签署完后，就意味着中国恭恭敬敬地把华北地区出让给了日本。日本人高高兴兴地敬上香槟和葡萄酒，表示祝贺，中国人难道能喝得下去吗？任务完成后，迎着尘土，中国人又一步步地原路返回火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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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一直没有完全公开《塘沽协定》的全部内容，他们的理由是，不能让中国人太难堪，要给人留点“面子”。中国对这件事没有发表任何看法。只是，中日双方都公布了一件事：根据协定，河北省部分地区被划为非军事区，此后禁止中国军队进入，当地的治安情况交由维和团负责，维和团只许配有步枪或左轮手枪，日本有权不定期进行检查，确保他们的武器配备严格按照规定执行，具体范围划定在平津地区和“满洲国”边境之间的河北省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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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的十八个月的时间里，中日之间基本没有发生什么大的波动。没过多久，日本又找到了不满的借口，他们说中国违背了《塘沽协定》规定的内容。具体情况是：国民党在平津地区的行为有影响“满洲国”安全的倾向；北平周围的国民党军队对日本帝国十分不满；中国政府派往华北各省的代表们品质和性格方面有问题，这种情况会严重损害到中日两国间的合作大事，中日两国的友谊也会因此受阻。日本人一边在这抱怨着，另一边早就开始行动了，他们通过火车把部队输送到了“满洲国”的南部边界。凭着他们的借口，为了追捕他们口中的“土匪”，日本人开始明目张胆地进入非军事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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