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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津两地一下子进入混乱状态。向南行驶的一辆辆火车、一艘艘轮船，每个上面都挤满了逃难的人群，国民党的官员也一个个都逃走了，蒋介石亲自任命的高级官员早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于学忠将军也是南京政府任命的，职位是河北省政府主席，混乱发生后，他带着手下的四万军队，急急忙忙地退到了黄河以南。天津党部的国民党撤出以后，天津日本租界的日军到那进行搜索检查，将国民党扔下的大量文件、书信收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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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北的日文报社和进行宣传工作的日本人，这个时候已经开始忙碌了，他们没有根据地编造出“人民自发”的运动，说河北、山东、山西、察哈尔、绥远五个省的人民群众强烈要求成立自治政府。而对于这个他们口中的运动，除了日本人和帮助他们行凶作恶的人知道外，所有的人都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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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混乱最终还是结束了，随着《何梅协定》的秘密签订而结束了。协定的内容和重要内容梗概都没有向大家公布。日本人对它的解释，仍然是为了照顾中国人的“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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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坚持说，中日双方已经就华北问题签订了一份协定，日方代表是梅津美治郎，他是天津日租界的驻屯军司令官，中方代表是何应钦将军，他是南京政府的国防部长。何应钦之所以到北平，就是为了化解当时的危险局面。南京政府的说法是，梅津将军的确曾经来过一封信，提过所说的“日本最低要求”。事后，何将军也曾回过一封信，但内容只是告知梅津将军来信已经收到，并没有提到别的，更没有签署什么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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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真实情况到底是怎样的，只是他们的书信交往过后造成了一种局面，即平津地区在五个月内政治和军事完全处于空白阶段。商震将军虽然受命接任河北省政府主席，马上上任，但是他并没有听从命令，而是停留在了保定，还带着他的拥有四万人数的亲信部队。他们所处的位置在北平西南方向，离北平还很远，不过离黄河大桥却非常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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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到1935年的11月，华北五省自治的要求在日本的安排下又开始甚嚣尘上，于是日本又一次“不得不”经过热河的山峡，进入了华北平原。士兵坐上列车离开沈阳，向南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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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喊了一段时间后慢慢消失，日本感觉没有收到多大的效果。他们要求华北五省自治，结果真正实现自治的只有河北东部的二十个县而已。但是，他们发现，实现自治的地方所处位的置非常重要，从长城一直到距离天津下方的海河口不远的地方。那里离北平也很近，大约只有十二英里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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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州属于北平地区，严密把守着平津公路，殷汝耕相当于这里的“大王”，他把这里定为自己的“都城”，只是还要受制于日本人。殷汝耕曾经长期居住在日本，非常精通日语，还娶了个日本女人做老婆。他刚刚上任的时候，南京就下了命令，谁能取下他的脑袋就能得到一大笔赏金，对此，殷汝耕却不管不顾，他每天都会去北平的咖啡馆和戏院。而北平，当时还是南京政府的势力范围。殷汝耕的“都城”拥有六百万人口，大约两万九千平方英里的土地，相当于河北省的四分之一。没有多久，在他的地盘上，日元和“满洲国”货币就开始用于交易了。殷汝耕本人可以从中抽税，所以他很快变得富有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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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面上来看，山东、山西和绥远地区好像和以前没什么两样，而实际上，那里的十四万政府军已经被撤走，南京也被逼无奈。宋哲元将军在不久之后成立了冀察政务委员会，把河北和察哈尔部的政务合并到了一起，委员会的最高权力掌握在他手中。这个委员会其实就是日本人的一个幌子，它管辖着四千万人口和二十一万平方英里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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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年初，日本开始利用殷汝耕的“冀东自治区”大做文章，当地价值也很快体现出来。很长时间以来，日本都想努力在中国的土地上取得更多的经济利益，他们不停地逼迫中国与“满洲国”签订经济协议，可总是白费力气。南京政府不认可“满洲国”，也拒绝参加“日本——“满洲国”经济共同体”。尽管如此，北平和沈阳的火车往来却增多，两地之间的电报线也随之恢复，信件邮寄工作已经开通。除了这些，“满洲国”的边界处还设立了海关机关，表面看来是中国人所设，可实际这都是日本人谋取经济利益的手段。只是所有这些，东京政府依旧不能满足。他们开始想方设法地给中国施加经济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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迫于压力，殷汝耕公开提出，新的进口税率即将在“冀东自治区”实施。新税率极低，只相当于南京政府管辖处税率的四分之一。新税率开始实施之后，马上就显示出了成效。随之在世上臭名远扬的，还有日本人采取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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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人和韩国人中，有很多走私犯，他们胆子很大，什么事都敢做。新税率实施之后，这些走私犯马上就感觉从危险转为平安了。南边一直到海河口，北边到山海关，这么长的海岸线都掌握在殷汝耕手中，在他控制的港口中，刚开始有很多小型船只，大部分都是从大连港过来的，那里正是日本控制下的“南满洲”。后来，小船换成了大船，而且是逐渐增大，这中间只隔了很短的时间。那些船也不是从大连来的，而是从日本直接过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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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这样的事情，中国却一点儿办法也没有，日本的货物源源不断地被运进来，将中国的本土工业搞得面目全非，可中国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美英和其他国家的进口行业依法经营，想要将生意继续维持下去非常困难。中国店铺被逼无奈，只好陆续关门，日本人和韩国人便趁机打劫似的买过去，东西几乎都是白捡的。日本货物只需支付平时关税的四分之一，因此它占尽了优势，天津地区的丝织厂和棉织厂，虽然是大型华资工厂，他们的货物也没办法和日本货物相抗衡。最后工厂只能破产倒闭，等待被日本人廉价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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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和山海关的海关，南京政府过去管辖时，每年的税收是四千万元。自从实施了新税率，日本货物开始从殷汝耕的港口运入，他们第一年的税收是八百万，之后一年比一年低，速度飞快。进入中国的货物，并不是只在“冀东自治区”销售，而是流向了全国。一直从北平进入山东，然后到河南。没过多久，日本货物就堆满了汉口的各个店面，就连南京的商店也没能幸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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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没办法继续坐视不理了，遂提出抗议，美国、英国、法国也都紧随其后，抗议之声不绝于耳。中国开始采取行动，火车上私藏货物逃避关税的日本人，只要被中国关警发现就会立即被逮捕。不过，中国却无权处置被捕的日本人，因为有治外法权，只能将其交给日本领事法庭。交给日方的走私犯全都会当场释放，所以中国的一切行动只是徒劳。对这类事情，日本驻天津总领事川岳的解释是，日本法律规定，禁止将违禁品带入日本帝国，走私犯一旦被抓，必会严厉惩办、决不宽容，但是日本并没有不许将日本货物走私到中国的法律条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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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私现象依旧严重，殷汝耕管辖的海滩上经常到处都是走私物品：有箱，有包，一堆堆货物被垒成了数不清的“尖塔”，高高的，上面还盖着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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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铁路员工开始反抗，他们经常会拒绝装运日货，这种情况没持续多长时间，日本人就开始对他们施以暴力。于是，打斗的混乱场面经常发生，日本人刚开始时用短棍、石头等对付那些员工，后来竟发展成了火器，中日双方都出现了死伤情况。日本于是运用报复的手段来威胁中国。从那以后，他们更加肆无忌惮，为了报复中国人，经过“自治区”向南的所有列车上都增加了货车厢，每列十节，是专门为走私日货的日本人增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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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如此宏大的不义行为，如果把它当作是日本控制下的中国人的功劳，我想他们还没有那么大能耐。这种无耻的行为，真正的主使者是日本海军。在他们的命令下，中国缉私舰拆去了甲板上的所有机关枪，然后中国缉私队员又接到命令，禁止进入冀东沿海三英里范围之内。后来，中方又接到日本的通知，不许中国缉私舰进入冀东海岸十二英里范围内，有人胆敢违抗，便以海盗的罪名进行惩处，日本海军只要发现不听话者，即可当场击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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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华北地区得到利益后，日本还不满足，继而想得到更多，他们开始向中国南部渗入。福建省的主要港口厦门和福州，位于上海以南，这两个地方成了日本人的新目标，他们从台湾大规模地向这里走私货物。厦门港口过去一年的煤油合法进口量是一百八十五万两千箱，走私行动开始后，一下子降到了三十一万箱。糖的合法进口量曾经是一千八百万四千磅，现在降到了二百五十万三千磅。每担糖的重量是一百三十三磅，以前每担的价格是二十二元，现在降到了十五元。当时，中国的糖单单进口税就要十四元五角。可见，走私日货对国货的冲击力有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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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走私犯的卑劣行径发展到最凶猛最放肆无度的时候，日本终于想节制一下了，可方法比走私更卑劣无耻，他们决定实施一项国策，通过毒品，让中国人的思想和行为不断向消极的方向倾斜，直到没有一点儿反抗日本的能力。热河被日本强行霸占，归顺“满洲国”后，辖区内大部分可利用的耕地上，都种上了鸦片。“满洲国”设立了鸦片专卖局，当地更是大批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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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吗啡和海洛因被华北和福建的走私犯运入境内，之后，走私犯将它们转交给日本海军，这些家伙做了坏事却满不在乎，一点儿也不感到羞耻，海军将毒品转运到了上海、天津和汉口。毒品交易活动遍布了整个中国的所有日本租界。毒品很便宜，就连一般的苦力也负担得起这笔开支，因为货源很充足。每个人一天需要的量，只要中国货币一毛钱就可以，美金差不多只要三分钱。国民政府除了动员大家“曲线救国”外，别的一点儿办法都没有，可是效果不大，很难调动起国民的积极性。时间太重要了，有了时间，便有可能让中国人凝聚在一起，搞好团结；有了时间，便有可能组织起高效率的武装力量；有了时间，便有可能让空军得到更好的发展；有了时间，便有可能积攒更多的武器装备；有了时间，便有可能积累足量的煤以用在铁路上，所以，南京政府太需要时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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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总是抱着一种期盼，他们希望最终有一天，日本会成为某一个强国的敌人，那个国家被逼无奈，最后和中国结成联盟，在不得不进行的抗日斗争中，共同对付日本。中国人民的希望一天都没有中断过，最后，这个愿望终于实现。从那以后，所有事情的发展开始变得让人眼花缭乱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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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中国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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