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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我发过的电讯稿的副本以及我的文档中都能看出,我曾经不止一次地明确提出警告,说日本的行动正慢慢地向他们所说的“方案”靠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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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多次提到,日本的扩张主义计划肯定会遭遇“流产”,侵略政策的参与者并非整个日本,只是日本的一小部分人,还有日本将会发生革命的说法,等等,这些都是那一部分日本人自己欺骗自己的瞎话。日本的军国主义最终将会受制于日本的“自由主义分子”,这样的说法更是无稽之谈。我再三提醒说,亚洲地区会酿成今天这样的局面,功劳不能全部归到与外务省对抗的一小部分领导身上。我经常说,日本人的根本目的绝对不仅仅是他们所说的:那只是日军的轻率举动、对疆土和经济的占有欲望和单纯的机会主义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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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绝对相信,日本的行为不只是一部分人的行为,而是代表了全体国民和整个国家。他们为自己的国家感到自豪,因为它可以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发展成为世界一流强国。可同时他们也很清楚地知道,日本是一个小国,它不但面积小,资源也很紧缺,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如果不以牺牲其他国家为代价,不进行侵略扩张,那么其他国家一定会超过日本,而它到时就只能沦落成二流或者是三流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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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苏联的实力,发展壮大是迟早的事,这一点儿没有任何疑问。中国作为一个领土和人口大国,虽然它的发展速度缓慢,但最终也必将走向统一富强之路。这两个国家一旦发展起来,日本的机会自然渺茫,所以,必须在两个大国壮大之前,抢占先机,成为东亚的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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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35年的时候,我便坚定地认为,阻止日本在亚洲大陆的扩张计划的唯一方法就是,在陆地上和海上将它打败,消灭日本陆军和海军的有生力量。因为如果日本继续实施扩张计划,美国在菲律宾的地位必将受到胁迫,荷属东印度群岛的安全也会受到影响,还有英国在新加坡的地位也将不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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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连二十年的内部战争已经使中国受了重伤,实力大大减弱。中国想依靠自己国内的力量战胜日本,很明显,几乎是没有任何希望的,除非借助外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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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对日本的企图早就该了然于心,根本不应该让那些远东的记者再行警告。日本官员自己都已经明目张胆地说出口了,即使你认为它的话只是玩笑,还有发生在华北的那些事情呢?难道那些还不足以让所有人看清楚日本人的野心吗?天羽荣二作为日本外务省的发言人,他早就说过,请其他国家“不要插手中国事务”。人们只当作了笑料,以为他是不小心说错。其实,他那是在宣布日本政策。结果几周时间还不到,一些首领就开始表示支持他了,他们说,因和日本“性质相近”,所以不再接受美欧等国在华修建铁路的投资。这些军队首领们宣布,他们只接受日资,除此以外,其他任何方面想在中国修建铁路出资的,都将被认为是对抗日本政府、对抗“满洲国”的行为。这些说法并没有受到任何批评责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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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几年中,日本一点一点侵略华北的时候,总是借用同一个理由。他们想入侵某个地方时,会在“无意识的情况下”先发现那里的中国人对日本有“不满倾向”,紧接着“自发运动”就会出现。在这个前提下,以日本人的视角来观察,“满洲国”的“国防”危在旦夕,日本大型商业的利益也会因此受到损害。为了解救即将出现的“险情”,日本自然要向中国施加压力,加派兵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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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美国或是其他欧洲国家对日本的行为提出反对意见,日本一般就会表现出一副很难为情的样子。不过,日本马上就会提起时隔多年的例子:巴拿马、尼加拉瓜、印度、伊拉克、埃及、印度支那、摩洛哥或是埃塞俄比亚。听了这些地方,反对的国家又会变得哑口无言。其实,也是因为他们并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如果马上采取行动,他们谁都做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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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人觉得,中国和日本不是挺友好的吗?从1932年中日休战后,到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以前,他们之间不是一直都相安无事吗?这些人如果看看这段时间的报纸,他们也许就能回忆起这几年发生的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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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河是位于“满洲”西部的一个很富庶的省份,1933年年初的时候,这里和平津以北地区在形式上都已经归顺了“满洲国”。当时汤玉麟是热河的省政府主席,他管辖着热河六万五千平方英里的土地。这里归顺时是由汤将军亲自宣布的,他还在日本人的“满洲国”独立宣言上签了字,并且担任了“满洲国”的重要职位——枢密院副总裁。他的地位看起来十分稳固,手中掌握着十四万大军,占据着整个省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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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事情在2月初的时候突然发生了变化,有传言说,汤将军背地里和南京政府勾结,还和“满洲”军阀张学良关系密切,张少帅当时已经退回平津驻守。日本人2月23日开始向汤进攻,真是枉费他拥有那么雄厚的实力,汤竟然没开枪就逃跑了。3月4日,没开场的战事宣告结束,这看起来简直就是一场滑稽可笑的游戏,可游戏的代价是很高的——要以热河来做交换,要知道,那可是有着丰富的煤矿和其他矿藏的大省,它的森林资源也很丰富,现在却要白白地交给日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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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得到热河之后,在热河与北平的交界处只待了很短的时间。他们想趁机挺进中原,于是,日本借口热河的残余部队影响“满洲国”的和平,就连驻扎在平津以北和西北的东北军,也成了日本出兵的理由,借着驱赶东北军的机会,逼近中国的中心地区。5月31日,日军已经过了山峡,进到中原,到了北平附近,与北平只相隔了十二英里的距离,和天津也只隔了二十八英里。日军的炮声,在两个城市中都可以清清楚楚地听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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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天津下方海河入海口的地方有一个小港叫塘沽,这里肮脏混乱的环境让人难以忍受,我在这亲眼看到了从来没有过的耻辱场面。1933年5月31日,早上的天气显得既潮湿又闷热难耐。当时有趟专列停在塘沽火车站的侧线上,这趟车特别长,以致都无法看到车头。列车的中间一大部分都是客车厢,豪华卧铺,每个车厢无一例外地低垂着窗帘,列车的两头是铁甲车。铁甲车的炮口正好躲开了海河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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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河边上靠近火车站的地方就是日本领事馆,周围有一圈围墙,为了更加安全,这里到处堆着沙袋,又加了一道铁丝网。领事馆的上游,海河的下游,各停泊着一艘日本驱逐舰。炮舰有水兵把守,上面的炮衣早就被掀去,全部炮口都正对着那列火车,看样子,他们随时做着开战的准备。没过多长时间,很多中国高级官员陆续从垂着窗帘的车厢中,一个接一个地走出来。日本没有为他们准备一辆车,他们只好步行去日本领事馆。塘沽的街道十分狭窄,而且这里没有专门的人行道,过往的车辆卷起一片片飞尘,他们走在街上,不时会被淹没在扬起的飞尘中。终于到了领事馆门口,谁知守门的日本士兵不让他们进去,硬是让他们在那等了将近十分钟。要知道,当时的天气湿热无比,站在太阳下十分钟,也够那些中国官员受了。最后,总算是放他们进了门。一些日本官员迎接了他们,这些人都是精挑细选出来的,挑选的标准是:职位都要比中方官员低。中日官员们代表双方签订了一份文件,这份文件后来因它的坏名声而闻名世界,被称为《塘沽协定》。协议签署完后,就意味着中国恭恭敬敬地把华北地区出让给了日本。日本人高高兴兴地敬上香槟和葡萄酒,表示祝贺,中国人难道能喝得下去吗?任务完成后,迎着尘土,中国人又一步步地原路返回火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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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一直没有完全公开《塘沽协定》的全部内容,他们的理由是,不能让中国人太难堪,要给人留点“面子”。中国对这件事没有发表任何看法。只是,中日双方都公布了一件事:根据协定,河北省部分地区被划为非军事区,此后禁止中国军队进入,当地的治安情况交由维和团负责,维和团只许配有步枪或左轮手枪,日本有权不定期进行检查,确保他们的武器配备严格按照规定执行,具体范围划定在平津地区和“满洲国”边境之间的河北省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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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的十八个月的时间里,中日之间基本没有发生什么大的波动。没过多久,日本又找到了不满的借口,他们说中国违背了《塘沽协定》规定的内容。具体情况是:国民党在平津地区的行为有影响“满洲国”安全的倾向;北平周围的国民党军队对日本帝国十分不满;中国政府派往华北各省的代表们品质和性格方面有问题,这种情况会严重损害到中日两国间的合作大事,中日两国的友谊也会因此受阻。日本人一边在这抱怨着,另一边早就开始行动了,他们通过火车把部队输送到了“满洲国”的南部边界。凭着他们的借口,为了追捕他们口中的“土匪”,日本人开始明目张胆地进入非军事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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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津两地一下子进入混乱状态。向南行驶的一辆辆火车、一艘艘轮船,每个上面都挤满了逃难的人群,国民党的官员也一个个都逃走了,蒋介石亲自任命的高级官员早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于学忠将军也是南京政府任命的,职位是河北省政府主席,混乱发生后,他带着手下的四万军队,急急忙忙地退到了黄河以南。天津党部的国民党撤出以后,天津日本租界的日军到那进行搜索检查,将国民党扔下的大量文件、书信收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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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北的日文报社和进行宣传工作的日本人,这个时候已经开始忙碌了,他们没有根据地编造出“人民自发”的运动,说河北、山东、山西、察哈尔、绥远五个省的人民群众强烈要求成立自治政府。而对于这个他们口中的运动,除了日本人和帮助他们行凶作恶的人知道外,所有的人都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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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混乱最终还是结束了,随着《何梅协定》的秘密签订而结束了。协定的内容和重要内容梗概都没有向大家公布。日本人对它的解释,仍然是为了照顾中国人的“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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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坚持说,中日双方已经就华北问题签订了一份协定,日方代表是梅津美治郎,他是天津日租界的驻屯军司令官,中方代表是何应钦将军,他是南京政府的国防部长。何应钦之所以到北平,就是为了化解当时的危险局面。南京政府的说法是,梅津将军的确曾经来过一封信,提过所说的“日本最低要求”。事后,何将军也曾回过一封信,但内容只是告知梅津将军来信已经收到,并没有提到别的,更没有签署什么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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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真实情况到底是怎样的,只是他们的书信交往过后造成了一种局面,即平津地区在五个月内政治和军事完全处于空白阶段。商震将军虽然受命接任河北省政府主席,马上上任,但是他并没有听从命令,而是停留在了保定,还带着他的拥有四万人数的亲信部队。他们所处的位置在北平西南方向,离北平还很远,不过离黄河大桥却非常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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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到1935年的11月,华北五省自治的要求在日本的安排下又开始甚嚣尘上,于是日本又一次“不得不”经过热河的山峡,进入了华北平原。士兵坐上列车离开沈阳,向南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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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喊了一段时间后慢慢消失,日本感觉没有收到多大的效果。他们要求华北五省自治,结果真正实现自治的只有河北东部的二十个县而已。但是,他们发现,实现自治的地方所处位的置非常重要,从长城一直到距离天津下方的海河口不远的地方。那里离北平也很近,大约只有十二英里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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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州属于北平地区,严密把守着平津公路,殷汝耕相当于这里的“大王”,他把这里定为自己的“都城”,只是还要受制于日本人。殷汝耕曾经长期居住在日本,非常精通日语,还娶了个日本女人做老婆。他刚刚上任的时候,南京就下了命令,谁能取下他的脑袋就能得到一大笔赏金,对此,殷汝耕却不管不顾,他每天都会去北平的咖啡馆和戏院。而北平,当时还是南京政府的势力范围。殷汝耕的“都城”拥有六百万人口,大约两万九千平方英里的土地,相当于河北省的四分之一。没有多久,在他的地盘上,日元和“满洲国”货币就开始用于交易了。殷汝耕本人可以从中抽税,所以他很快变得富有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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