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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找的结果什么都没找到，我只好又走出大楼，回到车旁，我当时的心情十分复杂，特别希望能有个人过来帮帮我，觉得自己被击败了。就在这时，忽然从车子后排传来了咳嗽声，我连忙跑过去看，真是奇迹，竟然是比林汉姆。他正在那缩着身子，一部分已经挨到地面，一部分在座位上趴着，全身上下都沾满了鲜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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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我才知道，爆炸发生时，比林汉姆在电梯中，他正准备下楼，当时震动一开始，电梯就停了，他被卡在了一楼和二楼中间。里面一共有十一个人，只有比林汉姆和开电梯的十二岁的男孩逃过这一劫，其余九人全部丧生。比林汉姆当时伤在左侧，他把力量集中到右肩上，撞向电梯的铁栅门，门被撞开后，他用右手使劲地抓住某个东西，吊起整个身子，然后掉落到地面。那个男孩十分灵活，他像猴子似的沿着电梯的铁栏杆慢慢滑落下去。到了地面后，比林汉姆忍着伤痛用力爬到了车边，然后又使尽力气挪到了车里，因为伤势过重，流血太多，他就不省人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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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匆忙检查了一下他的伤势，看能否帮忙做一下简单处理，可看完后发现，我根本帮不上忙。他的伤主要在左腕和左肘之间，中间的肌肉大部分都被炸掉了。腋下的伤势也很严重，有一块弹片打中腋下，那个部位的一根大血管被切断，受伤的面积太大以致没有办法再使用简单的绷带包扎。我现在能帮到他的大概只有尽量减缓血流速度了，我从他的衬衣上撕下一块布，把他的手臂用力绑在了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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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算幸运，我只是怀着试试看的心理踩了下启动器，谁知竟然发动起来了。街道上的人太多，我只好挂着抵挡慢慢往前开，还要时时躲开那些急需帮助的伤者，可是不可避免地有时要从尸体上轧过，嘎嘎直响。威廉姆·欧哈纳是我的医生，他的诊所在中外联合大厦，离这里只有三条街的距离，我开着车向那个方向驶去。在路上，我正好碰到一辆军用救护车，看样子是要赶到爆炸现场，速度飞快，当时我们再经过半个街区就到诊所了，我为了让他们停下来，就把车子横在街道上。那辆车的司机看到这种情况只得猛踩刹车，轮胎和地面摩擦发出了尖锐的声音，车上的司机和助手开始大声用恶毒的话冲着我骂。他们俩都是英国人。我把我们的情况据实跟他们讲了一遍，告诉他们比林汉姆的伤势不能再耽搁了，我说，我会在最短的时间内把欧哈纳医生带过来，请他们一定帮帮我们。我讲完这些话也不管他们什么反应，撒腿就跑，那两个人开始在后面大喊大叫，说他们车上除了担架，就连绷带和麻药这些本该有的东西都很少，所以他们帮不上我们的忙。可事情远远没有我想得那么简单，到了中联大厦我才发现，即使这里距离爆炸现场已经十分遥远，也同样受到了池鱼之殃，这里的照明和供电也一样中断，可见爆炸的威力有多大。电路中断，自然电梯和电话也都不能用了，我没有别的办法，只好步行到五楼，累得我不停地大声喘气。到了诊所我才发现，欧哈纳医生早就赶去了受灾现场。我忽然想起好像还有一个医生，他的诊所就在楼上。我只是记得那个人大概是德国人，他好像特别特别胖，我并不认识他。我赶紧跑到楼上找到那个医生，他并不答应我的请求，可是这不重要，我无暇顾及他的反应，只是要求他马上下楼，连穿外套的时间都没有留给他，而是专横地提起他的医药箱就下了楼。他虽不情愿，可也没办法。我急急忙忙地回到我停车的街上，发现救护车早就离开，我要求医生救治的比林汉姆也不见了，一同消失的还有我的车。那位医生肯定觉得我很不正常。可是我的确无法证明自己所说的话，除了地上的一大片鲜血外，什么也没有，我的车刚才就停在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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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这时我才清楚，整个上海所有的交通工具，不管是几个轮子的，几乎全部都到了爆炸现场。后来获知确切数字，一共有六百一十二人在此次爆炸中死去，严重受伤住院治疗的有四百八十二人。我跑到街道中间想拦下一辆车，后来有一辆小型双门车停了下来。看样子司机喝了些酒，已经有点微醉，是个苏格兰人。我告诉他我目前的困难处境后，他当即提出愿意开着车和我一起寻找比林汉姆，一定帮我找到，并提议可以一家一家地到每个医院去看看。我们找了一遍没有，接着找第二遍，在一个乡村医院终于看到了比林汉姆，他当时刚好被人从救护车上抬下来，正要送到医院，让我们撞见了。当时已经将近下午3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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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是无巧不成书，事情是这样的，美国海军陆战队第四团的一位上校写了一封信给我，他派了一位下士，要求他将信送到我居住的酒店。我当时刚走，这位下士就从那路过，他正要去我的酒店，却看到了我的车子。我的车已经严重破损，车上还在不断地往下淌血，就急忙下车过去查看。在车上他看到了伤势很重的比林汉姆，立马决定丢下自己的摩托车，开着车去了一个英军急救站，那里距我离开的地方只有两条街的距离。比林汉姆正是因为在那里受到了紧急护理，才保住了性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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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林汉姆的运气还不错，他被送到那个乡村医院时，正好欧哈纳医生也在那，自然欧哈纳医生就接诊了，开始负责为他诊治。当比林汉姆从手术室中出来时，已经是下午4点以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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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我，可能就是全上海幸存者中最凄惨的一个。我早上从家里出门时，穿得干干净净，上身是一件白色运动衫，无袖的，下身穿着一条白短裤，是上过浆的，脚上的皮鞋也是白色的，还穿着一双到膝盖的羊毛袜，也是白色的。可是这一天还没过完，到下午4点，我全身上下没有一件衣服还能显示出它的本来颜色。鲜血早就溅满了我全身，现在早就变成了硬硬的血块，颜色也由最初的鲜红变成了现在的红褐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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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哈纳医生说可以送我回去。为了不把他车上的座椅弄脏，上车之前，我先在座椅上铺满了报纸。车子行驶到南京路上，到英国乡村俱乐部附近时，欧哈纳又提出一个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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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好像受到了很大的惊吓，脸色惨白得就像一根白蜡。不如我们一起去喝一杯，来杯双份的白兰地，我也很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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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完后，他就向俱乐部入口开去。我正走着，他忽然很大声地喊道：“你的右脚受伤了吗？怎么会一拐一拐的？”我都没感觉，直到听了他的话才发现，我照实回答说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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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上坐下。”他用命令的口气说。我一坐下去，他就立即用剪刀把我的鞋袜给剪开了，在我的右脚踝下，可以很清楚地看到里面扎着一块玻璃，差不多有小指那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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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坐在乡村俱乐部前面的台阶上。欧哈纳医生命令我不要走动，然后他一个人走进酒吧，买来了白兰地，让我大口喝下。我们再次上了车，他这次的速度明显比刚才快了很多，他把我带到了医院，之后在他的强烈要求下，还给我打了个破伤风针。接着就把我推进了手术室，在那里，一个护士又发现了我身上的一处伤口，在脖子后面右下方的位置，我想有可能是爆炸时弹片伤到的，也有可能是车窗玻璃被震碎时伤到的。事情发生后，我的心情一直烦躁不安，精神也一直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所以根本就没有感觉到疼，以致就没有想到自己还有伤在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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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回到了舒适的住所，我赶紧把身上所有的衣服全部脱下来，然后让仆从拿去烧掉，正在这时，电话开始一个接一个地打过来。刚开始接到的是城里各家外国报社的记者打过来的，后来是上海本地的报社记者。还有很多朋友也不停地打来电话关心我的伤势如何。接了那么多电话我才知道，整个上海市都已经知道了我受伤的消息，他们传言说我伤势十分危险，命垂一线。我忽然间想到了母亲，她远在美国，一定非常惦记我，还有我的亲戚朋友，我应该让他们放心，别为我提心吊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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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事要尽快完成。我还是慢了一步，电报还没发出去，《纽约时报》就已经发来了电报，询问我的情况。还有很多加急电报也接二连三地发过来，它们来自日本、菲律宾和华北等地，都是我的朋友，也是为了了解我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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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方面报道这件事的报纸在一个月后开始先后送到上海。报道的内容让人看了绝对会感到震惊，我读后确实受到了不小的惊吓。其中有一篇简直是胡编乱造，严重失实，报道是合众社驻上海的一位记者所写，而且这个人我是认识的，我们还非常熟悉。在报道中，他说自己亲自去过爆发现场，亲眼看见我受了很重的伤，比林汉姆的伤势比我还严重，我不顾自己的伤势背着我的助理在南京路上行走，路都走不稳，但我仍然坚持。按理说，这样的报道是在夸我，我应该高兴，应该感到光荣，怎么说都不应该感到不满，甚至愤怒。可是报道真是太不符合实际情况了，大家可能不知道，比林汉姆足足有一百九十磅重，比我要重四十磅呢，我背着他走，这不是太可笑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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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林汉姆的伤势实在严重，多次诊察结果显示其程度非同寻常。上海医生对他的伤势表示无能为力，他的左臂肘关节以下的血液已经不流通，全部处于僵直状态，在这里想要恢复那一部分的血管功能是不可能的。他的小臂和手上完全摸不到脉象，很可能已经坏死。我和上海的五位外科医生商量后决定，给《纽约时报》发一份电报，告诉他们这里的情况。总部知道后，很快安排比林汉姆去了香港，然后通过高速运输机把他运回了纽约。他接受了三次不可思议的手术，为了使手臂被切断的神经再次恢复功能，医生把他脖子后面的神经移植到了手臂上，这样做效果很好，最终恢复了他左臂和左手百分之七十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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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日本人没有一个精通飞行技术，他们驾驶轰炸机的时候总是瞄不准，更谈不上什么效率，这是当时世界上其他强国对日本人的看法，这种认识简直就是在掩耳盗铃。直到现在我都无法明白，他们为什么会有那种想法。不仅如此，他们还觉得日本人连陆炮也发射不准，很明显这个观点也是错误的，发生在1937年的上海外围之战就是最好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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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在1943年时开始发行了一本回忆录，主要描述飞行员在菲律宾被击落的亲身经历。一部分飞行员表示，一直有通知告诉他们日本没有先进的战斗机，这种看法一直到珍珠港事件爆发时也没有改变。现在日本的零式战斗机闻名天下，可是他们郑重声明，当时基本上就没有听说过。我在1941年曾从远东回到美国休假，在那个短短的假期中，我抽时间写了一篇文章，是关于日本陆军和海军航空兵的，标题是《没错，日本人知道怎么飞行》，后来将其发表在同年4月19日的《时报周六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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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章的原稿中，我还讲到了日本空军当时的大致状况，自从日本加入轴心国后，他们从德国引进了几百名飞机制造专家。我写道，日本飞机的最高时速曾经是三百二十英里，德国专家到来后，在他们的指导下，日本开始着手制造新式飞机，这款神秘飞机被命名为“零式”。我在写那篇文章时，这款飞机只在中国领空出现过几次。我表示自己很欣赏这款飞机的机动性，它当时的时速就可达到四百二十至四百三十英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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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国防部和海军部队对我提到的零式飞机非常重视。可是我不明白，为什么到了第二年12月，我国驻马尼拉的飞行员还没有听说过这件事，他们根本就不知道日本还有零式战斗机。我曾在那篇文章发表之前，将其交给华盛顿的有关部门审查，所以他们一定知道零式战机，只是政府后来删除了文章中关于零式战机那一部分，我想可能是他们不相信我所写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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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在战事发生的三个月中，中国人应该为轰炸公共租界和法租界之事负责，因为那些损失都是由于他们的不冷静和超低的效率造成的，而不应将责任推到日本人身上。在那三个月中，日本人只造成了一次伤亡事件。一架日机本想轰炸一座中国仓库，仓库位于苏州河北岸，谁知在经过公共租界时，日军投放的炸弹失了准头，一颗落在了苏州河中间，一颗落在了苏州河南岸的马路上，这里属于美国海军陆战队的防区，单从这件事看，飞行员的技术确实有待提高。日军投放的是小型燃烧弹，它击中了一辆汽车，汽车当即就被引燃，车上的十三名中国乘客当场死亡，同时受伤的还有不远处的一位哨兵，他是美国海军陆战队的，他的眼部受了伤，还好不太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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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的炮火还是精密而准确的，射击时会准确地避开公共租界，这也是一个证明。闸北在公共租界以北，他们攻占那里后，每天都在那向华界开炮，而华界位于租界以南，要保证租界不在轰炸范围内，日军的炮弹必须要越过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直接落在南市，这中间有四英里的距离，对于精确度的要求还是很高的。中间隔着密集的房屋和公寓，每次炮弹从上空经过时，人们都会提心吊胆，随着一声尖锐的声音，在上空划过一个超大的弧形，之后，炮弹十分精确地落到南市。这时他们的技术是不须怀疑的，所有的炮弹都落在了南市，而且在法租界以南五十到七十码之外。这就足以证实日本人的投弹和开炮技术精准有效，可是我们和英国人竟然还自欺欺人，在日本人攻打菲律宾和马来西亚时还自以为是，认为他们都是一群笨蛋，不善瞄准，这种看法绝对不可原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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