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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找的结果什么都没找到,我只好又走出大楼,回到车旁,我当时的心情十分复杂,特别希望能有个人过来帮帮我,觉得自己被击败了。就在这时,忽然从车子后排传来了咳嗽声,我连忙跑过去看,真是奇迹,竟然是比林汉姆。他正在那缩着身子,一部分已经挨到地面,一部分在座位上趴着,全身上下都沾满了鲜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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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我才知道,爆炸发生时,比林汉姆在电梯中,他正准备下楼,当时震动一开始,电梯就停了,他被卡在了一楼和二楼中间。里面一共有十一个人,只有比林汉姆和开电梯的十二岁的男孩逃过这一劫,其余九人全部丧生。比林汉姆当时伤在左侧,他把力量集中到右肩上,撞向电梯的铁栅门,门被撞开后,他用右手使劲地抓住某个东西,吊起整个身子,然后掉落到地面。那个男孩十分灵活,他像猴子似的沿着电梯的铁栏杆慢慢滑落下去。到了地面后,比林汉姆忍着伤痛用力爬到了车边,然后又使尽力气挪到了车里,因为伤势过重,流血太多,他就不省人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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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匆忙检查了一下他的伤势,看能否帮忙做一下简单处理,可看完后发现,我根本帮不上忙。他的伤主要在左腕和左肘之间,中间的肌肉大部分都被炸掉了。腋下的伤势也很严重,有一块弹片打中腋下,那个部位的一根大血管被切断,受伤的面积太大以致没有办法再使用简单的绷带包扎。我现在能帮到他的大概只有尽量减缓血流速度了,我从他的衬衣上撕下一块布,把他的手臂用力绑在了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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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算幸运,我只是怀着试试看的心理踩了下启动器,谁知竟然发动起来了。街道上的人太多,我只好挂着抵挡慢慢往前开,还要时时躲开那些急需帮助的伤者,可是不可避免地有时要从尸体上轧过,嘎嘎直响。威廉姆·欧哈纳是我的医生,他的诊所在中外联合大厦,离这里只有三条街的距离,我开着车向那个方向驶去。在路上,我正好碰到一辆军用救护车,看样子是要赶到爆炸现场,速度飞快,当时我们再经过半个街区就到诊所了,我为了让他们停下来,就把车子横在街道上。那辆车的司机看到这种情况只得猛踩刹车,轮胎和地面摩擦发出了尖锐的声音,车上的司机和助手开始大声用恶毒的话冲着我骂。他们俩都是英国人。我把我们的情况据实跟他们讲了一遍,告诉他们比林汉姆的伤势不能再耽搁了,我说,我会在最短的时间内把欧哈纳医生带过来,请他们一定帮帮我们。我讲完这些话也不管他们什么反应,撒腿就跑,那两个人开始在后面大喊大叫,说他们车上除了担架,就连绷带和麻药这些本该有的东西都很少,所以他们帮不上我们的忙。可事情远远没有我想得那么简单,到了中联大厦我才发现,即使这里距离爆炸现场已经十分遥远,也同样受到了池鱼之殃,这里的照明和供电也一样中断,可见爆炸的威力有多大。电路中断,自然电梯和电话也都不能用了,我没有别的办法,只好步行到五楼,累得我不停地大声喘气。到了诊所我才发现,欧哈纳医生早就赶去了受灾现场。我忽然想起好像还有一个医生,他的诊所就在楼上。我只是记得那个人大概是德国人,他好像特别特别胖,我并不认识他。我赶紧跑到楼上找到那个医生,他并不答应我的请求,可是这不重要,我无暇顾及他的反应,只是要求他马上下楼,连穿外套的时间都没有留给他,而是专横地提起他的医药箱就下了楼。他虽不情愿,可也没办法。我急急忙忙地回到我停车的街上,发现救护车早就离开,我要求医生救治的比林汉姆也不见了,一同消失的还有我的车。那位医生肯定觉得我很不正常。可是我的确无法证明自己所说的话,除了地上的一大片鲜血外,什么也没有,我的车刚才就停在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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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这时我才清楚,整个上海所有的交通工具,不管是几个轮子的,几乎全部都到了爆炸现场。后来获知确切数字,一共有六百一十二人在此次爆炸中死去,严重受伤住院治疗的有四百八十二人。我跑到街道中间想拦下一辆车,后来有一辆小型双门车停了下来。看样子司机喝了些酒,已经有点微醉,是个苏格兰人。我告诉他我目前的困难处境后,他当即提出愿意开着车和我一起寻找比林汉姆,一定帮我找到,并提议可以一家一家地到每个医院去看看。我们找了一遍没有,接着找第二遍,在一个乡村医院终于看到了比林汉姆,他当时刚好被人从救护车上抬下来,正要送到医院,让我们撞见了。当时已经将近下午3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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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是无巧不成书,事情是这样的,美国海军陆战队第四团的一位上校写了一封信给我,他派了一位下士,要求他将信送到我居住的酒店。我当时刚走,这位下士就从那路过,他正要去我的酒店,却看到了我的车子。我的车已经严重破损,车上还在不断地往下淌血,就急忙下车过去查看。在车上他看到了伤势很重的比林汉姆,立马决定丢下自己的摩托车,开着车去了一个英军急救站,那里距我离开的地方只有两条街的距离。比林汉姆正是因为在那里受到了紧急护理,才保住了性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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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林汉姆的运气还不错,他被送到那个乡村医院时,正好欧哈纳医生也在那,自然欧哈纳医生就接诊了,开始负责为他诊治。当比林汉姆从手术室中出来时,已经是下午4点以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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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我,可能就是全上海幸存者中最凄惨的一个。我早上从家里出门时,穿得干干净净,上身是一件白色运动衫,无袖的,下身穿着一条白短裤,是上过浆的,脚上的皮鞋也是白色的,还穿着一双到膝盖的羊毛袜,也是白色的。可是这一天还没过完,到下午4点,我全身上下没有一件衣服还能显示出它的本来颜色。鲜血早就溅满了我全身,现在早就变成了硬硬的血块,颜色也由最初的鲜红变成了现在的红褐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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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哈纳医生说可以送我回去。为了不把他车上的座椅弄脏,上车之前,我先在座椅上铺满了报纸。车子行驶到南京路上,到英国乡村俱乐部附近时,欧哈纳又提出一个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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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好像受到了很大的惊吓,脸色惨白得就像一根白蜡。不如我们一起去喝一杯,来杯双份的白兰地,我也很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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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完后,他就向俱乐部入口开去。我正走着,他忽然很大声地喊道:“你的右脚受伤了吗?怎么会一拐一拐的?”我都没感觉,直到听了他的话才发现,我照实回答说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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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上坐下。”他用命令的口气说。我一坐下去,他就立即用剪刀把我的鞋袜给剪开了,在我的右脚踝下,可以很清楚地看到里面扎着一块玻璃,差不多有小指那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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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坐在乡村俱乐部前面的台阶上。欧哈纳医生命令我不要走动,然后他一个人走进酒吧,买来了白兰地,让我大口喝下。我们再次上了车,他这次的速度明显比刚才快了很多,他把我带到了医院,之后在他的强烈要求下,还给我打了个破伤风针。接着就把我推进了手术室,在那里,一个护士又发现了我身上的一处伤口,在脖子后面右下方的位置,我想有可能是爆炸时弹片伤到的,也有可能是车窗玻璃被震碎时伤到的。事情发生后,我的心情一直烦躁不安,精神也一直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所以根本就没有感觉到疼,以致就没有想到自己还有伤在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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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回到了舒适的住所,我赶紧把身上所有的衣服全部脱下来,然后让仆从拿去烧掉,正在这时,电话开始一个接一个地打过来。刚开始接到的是城里各家外国报社的记者打过来的,后来是上海本地的报社记者。还有很多朋友也不停地打来电话关心我的伤势如何。接了那么多电话我才知道,整个上海市都已经知道了我受伤的消息,他们传言说我伤势十分危险,命垂一线。我忽然间想到了母亲,她远在美国,一定非常惦记我,还有我的亲戚朋友,我应该让他们放心,别为我提心吊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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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事要尽快完成。我还是慢了一步,电报还没发出去,《纽约时报》就已经发来了电报,询问我的情况。还有很多加急电报也接二连三地发过来,它们来自日本、菲律宾和华北等地,都是我的朋友,也是为了了解我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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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方面报道这件事的报纸在一个月后开始先后送到上海。报道的内容让人看了绝对会感到震惊,我读后确实受到了不小的惊吓。其中有一篇简直是胡编乱造,严重失实,报道是合众社驻上海的一位记者所写,而且这个人我是认识的,我们还非常熟悉。在报道中,他说自己亲自去过爆发现场,亲眼看见我受了很重的伤,比林汉姆的伤势比我还严重,我不顾自己的伤势背着我的助理在南京路上行走,路都走不稳,但我仍然坚持。按理说,这样的报道是在夸我,我应该高兴,应该感到光荣,怎么说都不应该感到不满,甚至愤怒。可是报道真是太不符合实际情况了,大家可能不知道,比林汉姆足足有一百九十磅重,比我要重四十磅呢,我背着他走,这不是太可笑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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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林汉姆的伤势实在严重,多次诊察结果显示其程度非同寻常。上海医生对他的伤势表示无能为力,他的左臂肘关节以下的血液已经不流通,全部处于僵直状态,在这里想要恢复那一部分的血管功能是不可能的。他的小臂和手上完全摸不到脉象,很可能已经坏死。我和上海的五位外科医生商量后决定,给《纽约时报》发一份电报,告诉他们这里的情况。总部知道后,很快安排比林汉姆去了香港,然后通过高速运输机把他运回了纽约。他接受了三次不可思议的手术,为了使手臂被切断的神经再次恢复功能,医生把他脖子后面的神经移植到了手臂上,这样做效果很好,最终恢复了他左臂和左手百分之七十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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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日本人没有一个精通飞行技术,他们驾驶轰炸机的时候总是瞄不准,更谈不上什么效率,这是当时世界上其他强国对日本人的看法,这种认识简直就是在掩耳盗铃。直到现在我都无法明白,他们为什么会有那种想法。不仅如此,他们还觉得日本人连陆炮也发射不准,很明显这个观点也是错误的,发生在1937年的上海外围之战就是最好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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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在1943年时开始发行了一本回忆录,主要描述飞行员在菲律宾被击落的亲身经历。一部分飞行员表示,一直有通知告诉他们日本没有先进的战斗机,这种看法一直到珍珠港事件爆发时也没有改变。现在日本的零式战斗机闻名天下,可是他们郑重声明,当时基本上就没有听说过。我在1941年曾从远东回到美国休假,在那个短短的假期中,我抽时间写了一篇文章,是关于日本陆军和海军航空兵的,标题是《没错,日本人知道怎么飞行》,后来将其发表在同年4月19日的《时报周六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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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章的原稿中,我还讲到了日本空军当时的大致状况,自从日本加入轴心国后,他们从德国引进了几百名飞机制造专家。我写道,日本飞机的最高时速曾经是三百二十英里,德国专家到来后,在他们的指导下,日本开始着手制造新式飞机,这款神秘飞机被命名为“零式”。我在写那篇文章时,这款飞机只在中国领空出现过几次。我表示自己很欣赏这款飞机的机动性,它当时的时速就可达到四百二十至四百三十英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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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国防部和海军部队对我提到的零式飞机非常重视。可是我不明白,为什么到了第二年12月,我国驻马尼拉的飞行员还没有听说过这件事,他们根本就不知道日本还有零式战斗机。我曾在那篇文章发表之前,将其交给华盛顿的有关部门审查,所以他们一定知道零式战机,只是政府后来删除了文章中关于零式战机那一部分,我想可能是他们不相信我所写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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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在战事发生的三个月中,中国人应该为轰炸公共租界和法租界之事负责,因为那些损失都是由于他们的不冷静和超低的效率造成的,而不应将责任推到日本人身上。在那三个月中,日本人只造成了一次伤亡事件。一架日机本想轰炸一座中国仓库,仓库位于苏州河北岸,谁知在经过公共租界时,日军投放的炸弹失了准头,一颗落在了苏州河中间,一颗落在了苏州河南岸的马路上,这里属于美国海军陆战队的防区,单从这件事看,飞行员的技术确实有待提高。日军投放的是小型燃烧弹,它击中了一辆汽车,汽车当即就被引燃,车上的十三名中国乘客当场死亡,同时受伤的还有不远处的一位哨兵,他是美国海军陆战队的,他的眼部受了伤,还好不太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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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的炮火还是精密而准确的,射击时会准确地避开公共租界,这也是一个证明。闸北在公共租界以北,他们攻占那里后,每天都在那向华界开炮,而华界位于租界以南,要保证租界不在轰炸范围内,日军的炮弹必须要越过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直接落在南市,这中间有四英里的距离,对于精确度的要求还是很高的。中间隔着密集的房屋和公寓,每次炮弹从上空经过时,人们都会提心吊胆,随着一声尖锐的声音,在上空划过一个超大的弧形,之后,炮弹十分精确地落到南市。这时他们的技术是不须怀疑的,所有的炮弹都落在了南市,而且在法租界以南五十到七十码之外。这就足以证实日本人的投弹和开炮技术精准有效,可是我们和英国人竟然还自欺欺人,在日本人攻打菲律宾和马来西亚时还自以为是,认为他们都是一群笨蛋,不善瞄准,这种看法绝对不可原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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