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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志为了考察曾在中国作过广泛的旅行，当时正是我留在中国的最后一年。那个时候，他曾找过我三次，我们最后一次的交谈时间最长，将近一个下午。那天晚上，我就给纽约写了份报告，详细汇报了这件事，我在报告中将仁志的话也写了出来，以下是报告的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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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马上就要回日本了，坐周二上午的飞机，我感到很无奈。现在的情况没有任何改变，仍旧是那些狂妄无知、冷酷残忍的家伙掌握着军队。他们的人数的确不多，就算在整个陆军队伍中也是少数，可是他们仍然不可忽略，因为他们是日本政策的“直接执行人”，他们的权力和人数形成了极大的反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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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疯狂的暴力者飞扬跋扈，使得日本的温和派不敢大事张扬，在政策上也不敢和他们明着作对，他们担心自己会重蹈“二二六兵变”的覆辙。那样的话，日本就会很长时间都听不到温和派的声音，甚至日本会因此和世界大国无缘。这些人总是用武力来威胁我们，世界各国人民和政府大概都不会明白这是怎么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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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看来，温和主义很受我国外务省的推崇，他们都是发自内心地希望和各民主国家保持良好的关系，很可惜外务省的力量太过薄弱。不过，日本的情况现在似乎有所改变，日本的主要将领好像已经看到，日本在中国不会再有长远的发展，他们的行为太过火了。他们能看到这一点，让温和派人士感到多了份希望。可是，即便这样，他们却没办法立即停止……大清洗根本不适合在日本陆军中实行，那样只能增加困难的程度，暴力行动派的势力也会因此更加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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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色暗下来的时候，我们展开了一次长谈，谈论的话题是日本策划的“中国中央政府”，政府以汪精卫为首。我告诉仁志，他们这件事的策划方式很愚蠢，最后什么也不会得到。我的笔记显示，我当时是这样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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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家伙真可怜，你们一点儿机会也没给他，他肯定很想在本国人民面前留点面子。整件事都是在东京策划的，开会讨论是在东京，批准也是在东京，最后宣布还是在东京。这样做是不合情理的。这边的“面子”问题，我想，你们的中国工作组应该是知道的。如果这个运动一定要开展，就要把它的产地定在上海，或者南京和青岛也行，反正怎么说也不应该在东京宣布决定。日本的组织者应该暗地里谋划好后，再让为他们服务的中国汉奸扮作爱国人士，要求汪精卫出来组织政府，而不应该直接从印度支那把他接回来。这样造成的结果是，他不仅不会得到别人的尊重，自己也没面子。日本政府为了让那些狂妄自大的陆军有面子，他们甚至想在汪精卫的前额刻上“傀儡”这两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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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志很认同我的观点，他还问，假如日本正式承认了汪精卫，我觉得其他国家的反应会是什么样的。我说，我认为他们不会有什么反应，最多只会看不起日本人而已。接着，我还告诉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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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傀儡政权是根本不存在的，日本如果承认了它，和它交换了大使，那它就没有反悔的机会了。真到了那一步，我会感觉很可惜的。因为它以后就不能再否定这个政权了，它不能为了让其他国家高兴，就把自己一手捏造的政权给毁了。我觉得，日美之间的关系是汪精卫计划涉及的最大问题，有这个问题存在，两国之间不可能建立起互信。不管是美国，还是《九国公约》中提到的其他国家，他们有谁会承认这个政权？和那样的政权建立外交关系是不可能的，商谈贸易或其他事项也是不可能的，他们也不会承认日本建立这个政权是合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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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完这些话后，仁志思考了很长时间，然后告诉我，他会拼尽全力的，为了不让汪精卫和南京以及北平的中方领导人形成统一战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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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如果想保全日本在中国、在国外以及在日本国内的面子，就只有让外人以为，是中国内部没有达成一致意见而致使整件事失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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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离开时，我把他送到了门口。门铃在半个小时后又响了起来，我打开门，看见仁志站在门口。他向我提出一个要求，让我感到很惊讶。我第二天就把他的要求报告给了《纽约时报》，同时也告诉了美国驻上海的文武官员，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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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班，特别希望你能抽时间来趟日本，假如不能待很长时间，一两天也可以。我计划回到东京后，立即组织一次秘密会议，让外务大臣近卫亲王、阿部首相、俊将军、松岗将军等人参加，到时让你和他们见一面。把你对我们所有的想法，坦诚地告诉他们，请你一定要来。他们能听到你的意见会很高兴的。假如你能够借助自己的影响力，阻止日本承认汪精卫政权，不管对日本，还是对美国，你的功劳都是不可抹杀的。我现在总算搞明白了，我们一旦承认了汪精卫政权，美日之间的关系也就无法修复了，日本想后悔都来不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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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面对面坐着，第二杯威士忌加水也已经下肚，我们围绕他的要求展开了讨论。我跟他说，这件事最后能不能成功，我无法保证，我想也许《纽约时报》会觉得，我的身份并不适合参加过多的外交活动。我还说，如果有必要的话，他可以把我们的谈话内容告诉他所信任的人。仁志认为，如果我能和那些领导人见面，就可以针对问题进行提问和讨论，假如他转达就收不到那样的效果。而且他觉得，面对面的说服力会更强，无论对那些领导人，还是对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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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们决定，他如果能将会议安排好，就给我发电报。至于《纽约时报》会不会同意我的行程，我会询问一下他们的意见，请美国总领事或者海军上将格兰斯福尔德给《纽约时报》发一份加密电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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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是仁志的会议安排成功了，可我没有去，因为《纽约时报》不同意。日本极端分子一直在实施他们的扩张计划，1940年11月30日，他们最终还是承认了汪精卫的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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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终于失去了耐心。他们想让蒋介石向他们妥协。日本曾经为了这个目的不断用此事进行威胁，可他们想要的结果一直没有出现，汪精卫一事因此一再耽误。他们承认了南京政权，就代表着和重庆政府的决裂，这一点他们想让蒋介石看清楚。其实，蒋介石什么都明白。只是他也明白即便如此，他仍然要选择抗战到底，不管将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因为这个决定，人们觉得他更加英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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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中国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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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同日本高官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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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并不想和美国发生战争，因此，他们为了缓解双方的矛盾，又做了一些表面文章。经过预约，1940年3月5日，两位日本高官来到我的寓所。他们两人，一个是海军岩村将军，一个是鹤见。岩村当时任日本驻华大使馆海军武官，鹤见是大使馆的参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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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刚坐下就开始讲1939年发生的一些事，讲了很长时间，这让我很疑惑，因为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讲这些东西，这些和现在没有任何关系。讲完了，他们又开始讲起了日本国内各派系之间的分歧，说他们争论的主题是“反共产国际公约”应不应该成为正式的日德意军事联盟。对此，两人都表示，他们为了反对加入联盟已经做了很大努力，而且他们相信，日本和美英两国的关系会直接影响到日本将来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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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默了很久之后，他们又接着说，“日本政府已经授权”，请他们全权处理，希望我能够将东京的态度——“恳请美国政府不要采取武力”——传递给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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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严肃地告诉他们，这些内容不够明确，你们应该说得更详细些。我特别指出，什么是所谓的“日本政府已经授权”？我的提问并没有得到明确的答复，他们两人只是吞吞吐吐地说，他们代表的是“部分政府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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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接着问，让我代为传递“恳请美国政府不要采取武力”又是指的什么？他们回答，是想让贵国表示希望日美和好，并将这一立场写成社论发表在《纽约时报》上。他们表示，会告诉我日本提出的条件，并且希望我可以将这件事转告给美国国务院和美军上将赫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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