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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他们这种做法，我认为很不负责任，还有很多值得怀疑的地方，我把自己的想法直接告诉了他们。我说，这么重要的事情，如果情况属实，日本应该直接找我国驻东京大使，或者由日本驻华盛顿大使直接跟国务院说，为什么要通过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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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解释是，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日本政府没有把握，不知道美国政府会怎样对待日本提出的最大让步的条件。日本担心，假如美国政府不同意，这件事必然会出现在外交文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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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那天晚上就写了份秘密备忘录，详细记录了这件事，然后报告给《纽约时报》。据我记录，鹤见当时是这样讲的，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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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说的都是实情，我国政府真诚地希望能够和美、英、法三个国家和平相处，只是我们过于张扬的话，很可能就保不住现在的政府。那样的话，政权就会掌握在极端军国主义分子手中，日本就完了，也许日美之间的战争就会不可避免，这是不会以美国的意愿为转移的。我们特别不愿意看到‘门户开放’政策被关闭，只是没办法好好地执行《九国公约》，也不会再去重视它了。桥下的水太大，已经无法收回了，这是一句俗语，在美国非常流行。日本现在的状况和这句话很相似，我们在中国付出的太多了，那么多人在这里失去了他们宝贵的生命，我们好不容易才得到这一切，忽然让我们放弃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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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说到这里，岩村将军又插了进来，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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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说什么也不会放弃海南岛。但是可以放弃华南，退出长江，不过前提是，中国必须正式承认‘满洲国’，还要保证我们在华北的特殊地位不会受到影响。我说的华北是指河北、陕西、察哈尔、绥远和整个山东。中国还要答应，我们在这些地区享有特殊权力，包括可以永久驻军、享受贸易最惠国待遇和采矿权。如果中国愿意答应这些条件，我们还会将南沙群岛、广东和广西归还给中国。我们将不会再提其他所有的赔偿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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鹤见又接过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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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大选将在今年举行，到时贵国很可能将远东问题踢来踢去，没有精力再去关注，甚至你们还会将它忘得一干二净，对于这一点，我们感到很悲哀。而现在日本人民对这个问题非常敏感，也特别容易冲动，假如这种情况被美国人民知道，也许就会改变你们的态度了。为了这里，我们已经失去了太多。成千上万的军人因为打仗受了伤，他们有的成了跛子，有的成了瞎子。农民和大众因为打仗变得越来越贫困。所有这些变化，使人们的承受力非常弱，他们变得很容易冲动。事态已经有些难以控制。我们是真诚的，这样的让步已经是日本能够承受的底线了。假如我们这样做都不能换回你们的热情，那以后的事情也许会无法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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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表达完自己的意思后，开始问我有什么看法。既然问到这了，我就毫不客气地说了自己的想法。他们两个人和我的关系都很好，也许我的话他们可以听进去。事实确如我所料，对于我的观点，他们都表示同意，但表现得心事重重。我大致是这样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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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那些有关联的列强，你们最好不要抱太多的希望，他们是不会做出多少让步的。你们军队的纪律太差，那些军人肆无忌惮，不仅草菅人命，杀害了很多中立国人士，还损害了列强们的经济利益，摧毁了未来十年的贸易。中国是一个拥有四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你们总是希望将它霸占，可与此同时，你们还在不断地杀害中国人，破坏他们的工业和生存方式，还通过毒品摧毁他们。中国的食品和原材料全部被你们抢去，可是到头来得到的只是一些烂纸，你们称之为军票，对他们来说，那些东西没有一点儿用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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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你们自己，现在只好玩一些预算数字和‘赤字’债券的数字游戏，很显然那些根本帮不了你们。大家都很清楚，实际上你们已经倾家荡产了。迎接你们的只有通胀和贫困。你们不但毁掉了自己，同时还毁掉了中国货币，它只能一天比一天不值钱，直到最后消失。上次世界大战后，欧洲遇到了这样的情况，你们今天是在走他们的老路。不同的是，当时还有美国愿意帮它，把自己所有的财力都投入进去，在德国、比利时、奥地利、波兰和俄国的欧洲部分灾民进行救济。你们现在的行为致使数千万东亚人要忍受饥荒，要挽救他们只有借助国际力量。而国际上有这个能力的国家，还要以美国人为支柱。你们不能总是随心所欲，既破坏了世界其他地方，还要事事如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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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村将军告诉我，这个观点他也同意，还曾在东京会议上提出来过，他还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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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是日本现在最大的愿望，只要能尽快实现，我们愿意做出最大的牺牲。我们也很清楚，如果我们对成功没有绝对的把握，不停地侵占大量的土地，就意味着我们将自毁前程。假如我们仍然按照既定方针前行，等待我们的将是美英两国对我们的贸易制裁，紧随其后的就是战争。只可惜，我国的陆军和沙文主义者却不以为然。他们宁愿和美国发生战争，也要维护自己可怜的尊严，为此剖腹自杀也心甘情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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渴望和平的声音太微弱，他们不但人少，还不掌握实权，就注定无法吸引美国的注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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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张和平的日本人在1940年春天时已经没有多少了，想通过他们的力量来制约那些极端分子是没有希望的。岩村将军和鹤见参赞，两人在和我见面四个月后就转变了立场，他们和主流派的高级官员站在了一起，开始为即将到来的战争呐喊助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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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中国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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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家中被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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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末，有一部分日本陆军对我的仇视之意越来越明显，这一点我看得很清楚。看来我应该尽快离开上海，否则很有可能遭到他们的暗杀。我发了一份秘密备忘录给纽约，时间是1940年4月11日，上面有一段是这样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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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日本人的反美情绪日益高涨，增长的速度之快让人不知不觉就会产生一种危机感。值得一提的是，日本军界在上海掌权的势力中，存在一个专门的反阿班集团，还是公开的。因为这个集团，我的工作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无法正常进行，我的生命安全也受到了威胁。我应该为离开做些准备，我打算把贵重物品尽快悄悄地运到纽约。这些物品都是我这么多年的收藏品，有玉石、牙雕、青铜器、中国画，还有瓷器。另外还有些东西也要运走，包括质量不错的柚木家具、京织地毯、家用银器和大部分图书。我就剩一些不值钱又必不可少的东西在这就行了，像没什么价值的家具地毯、粗瓷大碗和旧床旧褥，我到时候扔了也不会心疼，我还想着不行就带着这些东西在外“露营”。十四年的时间完全能够证明，没有丝毫根据，我绝对不会胡乱猜测。依照常理，我还是应该采取一些预防措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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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并不是现在才开始行动，在1938年10月的时候，他们就曾试图阻挠我的工作。我还曾就此事给美国总领事馆写过一份正式的投诉信，它的复写本还保存在我的档案中，上面是这样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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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上海，1938年10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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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斯先生台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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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唐突，这里交给您的是一份正式投诉，我要指控的是两名日本宪兵，他们今天早上对我很不礼貌。他们为了搞清楚我是否在办公室就先往那打了个电话，待确定之后，过了10点就来到我的办公室。两个人都没有穿军装，我要求他们出示名片，一人说没有，另外一人经我再三要求，最终才拿出来，上面印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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