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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抱歉打扰您，只是不得不请您回想一件往事，事情发生在1938年10月，涉及的人物有某K、平野君和他的同伙。之所以麻烦阁下，是因为当年那件事就是在您的帮助下才得以解决，现在事情又一次发生，我想仍然由阁下解决是最好的选择。另外，在我看来，这件事越少人知道越好，且不适合做正式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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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天来，有人自称是日本宪兵队K的平野君的代表，并说他们的办公地点在大桥的大楼。这些人试图接近我的六名仆人，对他们一个接一个地进行威胁，为了“获得情报或是让他们成为帮凶”，还以金钱相诱。1938年我曾要求平野向我道歉，后来也获得批准，据说因为这件事，至今他还怀恨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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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阁下可以彻底查清楚这件事，也算一件幸事。假如查证结果如我所言，我希望以后不再出现类似事件。假如并没有证据证明我所言属实，或者这件事是有人故弄玄虚，企图挑唆，就请阁下当作什么事都没发生，就当是我无故打扰了阁下，我愿在此道歉。依我拙见，不论结果如何，这件事都是因私人恩怨而起。相关领导定然不知道这件事，相信他们如果知道，肯定不会不闻不问。据我了解，眼下“杨格案件”已经引起了轩然大波，社会各界对此非常不满，这种时候，如果再发生“陷害”或是其他“事件”，我想无论对谁都不会有好处的。当然，相信这些我不说阁下也会很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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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写这封信的目的并不是想打击谁，包括平野和其他人，只是单纯地想保护自己和我的仆人，希望不管是现在，还是以后，我们都不至于遇到这方面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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谨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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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雷特·阿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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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津宫大佐等人还真对此事进行了调查，结果发现，我所提到的那件事确实存在，不仅如此，平野那些人做过的事远远不止我所指控的，那只不过是其中一件。大佐承诺说，他不但会将平野赶回日本，还要给他“戴上枷锁”。他兑现了自己的承诺，平野果真被逐出中国，回了日本。事情还没有结束，几周后，平野竟然又回到了上海，没想到他全然不把政府的命令放在眼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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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解释一下，杨格指詹姆斯·杨格，昵称吉米，他是《国家新闻报》驻日本的记者。“杨格事件”是指他被捕一事。事情发生后，他一直被日本人关在东京监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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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米最终还是被放了出来，还曾来过上海一趟。我们一块儿聊了很多，还曾在花旗总会喝过鸡尾酒。他那时跟我说，日本人在讯问他时，有很多次都提到了我的名字。他还说，有很多日本人都在对付我，不光有陆军，还有大部分宪兵也对我恨之入骨，他们表示一定要把我“清除”。吉米一再提醒我要注意安全，小心那些人对我不利。知道这些情况后，我很快写了封信，寄给了《纽约时报》的总编。全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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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上海，1940年5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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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姆斯先生台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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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新闻报》记者詹姆斯·杨格前不久曾来到上海，他跟我说了一些在东京时的情形。据他透露，日本人在审问他时，多次提到《纽约时报》。杨格还告诉了我很多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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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起草的检控书中，刚开始提及了杨格三十八条罪状。审判是秘密进行的，开始后，其中有三十二条罪状被法官驳回，后来的审理主要围绕剩余的六条开展。一条指控他“故意污蔑陆军”，依据是一条电讯稿。那是杨格今年夏天发表的，内容是写日本炸弹炸毁了一名记者的房屋。记者的名字叫F.T.德迪安，是《纽约时报》驻重庆的记者。杨格提出辩驳，那条报道是真实可靠的，他有两张照片可以证明，照片上面的废墟就是德迪安夫妇原来的住房。可是，他无法拿出自己的证据，因为可以作为证据的照片和其余的文件早已经被日本人都带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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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的判决是，日本军队从来不会破坏民用设施，他们轰炸的全是军事目标，辩驳无效，罪名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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