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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还指控说，杨格发表的电讯稿不真实。起因是，他说自己曾经在重庆和日本战俘聊过天，其中有日本士兵以及日本飞行员。针对这种质疑，杨格拿出了很多照片，照片上有杨格、德迪安、佩克，还有那些战俘，佩克是美国驻重庆大使馆的参赞，画面上的他们正在和战俘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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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作出判决：“罪名成立。这些话明显都是在诬陷日本人。日本人绝对不会成为战俘，没有人会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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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项指控是，杨格意欲给日本陆军抹黑。检方还专门出示了一份证据，是一张剪报。那篇文章是去年3月4日发表的，被刊登在《纽约时报周六晚报》上，是我写的。检方提出那些文字具有危险性，同时还带有很强的颠覆性，特别指出其中引用松井和多田将军的话都是错误的。杨格说，他只是认识文章的作者，那并不是他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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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桥是东京警事厅兼宪兵队的督察，他这时抢过话头接着说：“那个阿班是《纽约时报》的记者。那份报纸是所有美国报纸中最反日的。那个人，我们很早就想扳倒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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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有一个人开始说话了，是东京宪兵队外事课的课长，他说：“只是一直还没行动。以前外务省总是处处维护着他。现在和以前不同了，相信用不了多长时间，我们的愿望就可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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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我猜测，他那句“现在和以前不同了”，应该指的是外务省已经没有人再为我的事去干涉他们了，我以前的好友大部分都不在那了，只剩下了须磨和仁志。有人去了伦敦，像重光；有人去了罗马，像本野子爵；有人在长期出差，像川井；有人去了南美作友好访问，像伊藤大佐；还有人在南京，像日高，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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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我可能再也不会去日本了，不能再去那玩高尔夫，也不能在那做其他事了，至少这个夏天是绝对不会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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谨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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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雷特·阿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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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我早就感觉到军队和宪兵队对我工作的不满了，当时上海抗战还没有爆发，时间是1937年8月。如果问我到底是什么时候开始出现这种感觉的，我还真说不出确切的时间。不过，经过仔细推敲，我觉得很有可能是从我的一篇报道开始的，最初建立河北东部的傀儡政府时我曾经做过报道，同时出现在报道中的还有当时极为严重的走私行为，可能那时我就成了他们的眼中钉。“满洲”战役开始时，日本还没有出现对我不满的情绪，这一点我可以保证。我做出这一推断的依据是一尊铜像和一张奖状。当时是1936年，事情的发生完全出乎我的意料，日本驻上海总领事和军方认为，在报道“满洲”战役的过程中，我“站在了公正公平的立场”，为了有所表示，他们给我送来了一尊铜像和一张奖状。铜像是一尊日本武士，奖状也很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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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像好像很不同寻常，基座上还刻着几个金字。从那以后，只要是到过我家的日本人都会特别注意那几个字，一看再看之后，他们会带着一副无比敬仰的表情给铜像鞠躬。最初几个月中，我看到这种情况时总会认为，他们可能是为了表达对日本陆军的尊敬。后来，为了解开心中的困惑，我忍不住向一位很熟悉的日本朋友提出疑问，他们为什么要对着铜像鞠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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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犹豫了很长时间才说：“我如果一个字一个字地翻译反而不好说，还是跟你说大概意思吧。它是说天皇很器重你，他把你看得和他的结拜兄弟差不多。那些字足以表明，这尊铜像是天皇同意后才送给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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弄明白之后我想，那尊日本武士不能被我浪费了，等到政府回收金属时，我就把它扔进废铁堆中。希望它还能发挥余热，待熔化后成为制造炸弹的原料，最终为轰炸东京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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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日军对我产生敌意的时间应该是在1937年的几次事变之前，当然这也不是凭空捏造的。记得曾经有二十二名日军闯入过我的住所，他们都穿着制服，看样子有两人还是中尉，其他的都是普通士兵，当时的时间是1937年8月，那时上海之战刚开始两天。他们为了寻找想要的文件，把我的住所翻了个遍。我当时还在伊莎贝尔号上，那是美国海军上将的游艇，我正从北方返回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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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索的结果是什么也没找到。因为这么多年以来，我一直把重要文件放在花旗银行，锁在上海分行的保险柜中，无论什么重要文件都不会放在家里和办公室中，哪怕只是暂时的，一个晚上也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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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军人想给我安上一个罪名，他们在我的房间中忙碌了足足有五个小时，却没找到任何有价值的东西，这让他们很是恼火。于是他们决定让我在其他方面付出代价，趁机拿走了我很多以前的东西，包括我的小件牙雕和玉雕，总价值约为两千美元。还好我的所有物品都有清单，上面详细地编着序号，一项一项都有记录，因为我曾入过火险。可不幸的是，这些属于入室行窃险和在外行窃险的赔偿范围，而这两个险种我都没有投保，所以我无权向保险公司索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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