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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我早就感觉到军队和宪兵队对我工作的不满了，当时上海抗战还没有爆发，时间是1937年8月。如果问我到底是什么时候开始出现这种感觉的，我还真说不出确切的时间。不过，经过仔细推敲，我觉得很有可能是从我的一篇报道开始的，最初建立河北东部的傀儡政府时我曾经做过报道，同时出现在报道中的还有当时极为严重的走私行为，可能那时我就成了他们的眼中钉。“满洲”战役开始时，日本还没有出现对我不满的情绪，这一点我可以保证。我做出这一推断的依据是一尊铜像和一张奖状。当时是1936年，事情的发生完全出乎我的意料，日本驻上海总领事和军方认为，在报道“满洲”战役的过程中，我“站在了公正公平的立场”，为了有所表示，他们给我送来了一尊铜像和一张奖状。铜像是一尊日本武士，奖状也很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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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像好像很不同寻常，基座上还刻着几个金字。从那以后，只要是到过我家的日本人都会特别注意那几个字，一看再看之后，他们会带着一副无比敬仰的表情给铜像鞠躬。最初几个月中，我看到这种情况时总会认为，他们可能是为了表达对日本陆军的尊敬。后来，为了解开心中的困惑，我忍不住向一位很熟悉的日本朋友提出疑问，他们为什么要对着铜像鞠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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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犹豫了很长时间才说：“我如果一个字一个字地翻译反而不好说，还是跟你说大概意思吧。它是说天皇很器重你，他把你看得和他的结拜兄弟差不多。那些字足以表明，这尊铜像是天皇同意后才送给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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弄明白之后我想，那尊日本武士不能被我浪费了，等到政府回收金属时，我就把它扔进废铁堆中。希望它还能发挥余热，待熔化后成为制造炸弹的原料，最终为轰炸东京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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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日军对我产生敌意的时间应该是在1937年的几次事变之前，当然这也不是凭空捏造的。记得曾经有二十二名日军闯入过我的住所，他们都穿着制服，看样子有两人还是中尉，其他的都是普通士兵，当时的时间是1937年8月，那时上海之战刚开始两天。他们为了寻找想要的文件，把我的住所翻了个遍。我当时还在伊莎贝尔号上，那是美国海军上将的游艇，我正从北方返回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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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索的结果是什么也没找到。因为这么多年以来，我一直把重要文件放在花旗银行，锁在上海分行的保险柜中，无论什么重要文件都不会放在家里和办公室中，哪怕只是暂时的，一个晚上也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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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军人想给我安上一个罪名，他们在我的房间中忙碌了足足有五个小时，却没找到任何有价值的东西，这让他们很是恼火。于是他们决定让我在其他方面付出代价，趁机拿走了我很多以前的东西，包括我的小件牙雕和玉雕，总价值约为两千美元。还好我的所有物品都有清单，上面详细地编着序号，一项一项都有记录，因为我曾入过火险。可不幸的是，这些属于入室行窃险和在外行窃险的赔偿范围，而这两个险种我都没有投保，所以我无权向保险公司索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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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到了高斯，他是美国驻上海的总领事，我想应该和他商量一下解决此事的办法。他给我提出了一个建议，让我将丢失的物品列出一个详细的清单并估算出总价值，大约是两千美元多一点。时间过去几个月后，我终于接到了日本总领事的回复，他说愿意进行赔付，用两千美元了解此事。对这个答复，我表示接受。我当时是想，一定要设法将此事记录在美国总领事馆的档案中。我计划一旦日本送来支票或者汇票，就马上拍照，把票据的照片和索赔清单一并交给美国领事馆，证据确凿，也可以还我一个清白，不然我很难说清收取这笔款项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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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总领事听到我接受赔付后，用了不到半个小时就找到了我。他赔付给我的竟然全是现金，就放在他的口袋中，当他镇静地掏出来时，我感到无比惊讶。待我看清楚那两千美元都是五元的纸币时，我都不知道自己是什么心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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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去征求一下高斯先生的意见，于是让他先等一下，我便去了办公室，顺便关上了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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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电话中跟高斯先生说：“我的计划全泡汤了，他竟然拿来的都是现金。即使我把所有的钱都照下来也没什么用。要不我让他带张汇票过来？那样就能拍照存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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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斯先生连忙说：“最好不要那样做，你现在有机会拿就赶紧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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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他的提议，我把钱收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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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中国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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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报道日德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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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夏秋交接之时，驻华美国政要之间出现了一种奇怪的现象，这种现象很容易使人忐忑不安。他们对当时的形势还是无法达成一致，各人有各人的看法，每个人都固执己见，谁也不服谁。华盛顿的情况和中国也差不多，政府官员们对日益加剧的危机视若无睹，居然还能以笑脸面对。这样的态度一直到一年后才有所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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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9月21日，我和岩村将军、西尾将军还有从南京过来的坂恒将军一起在理查饭店吃晚饭。当时他们说了一些很重要的话，两天以后，即1940年9月23日，我根据他们说话的内容将两位重要人物的观点写成了秘密备忘录，发给了《纽约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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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坂恒将军一边吃饭一边说：“现在的形势十分危急，陆海两军中像桥本之类的狂热分子很有可能会寻找机会袭击美国，如果他们得逞，战争就无法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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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段时间，这些人一直在宣扬他们的理论，他们认为日本和美国的政策根本就不存在契合点，没有融合的可能性，所以从长远来看，两国之间早晚要爆发战争。他们还经常把这个观点讲给近卫首相和松冈外务大臣听。更有甚者，连天皇都收到了他们传送过来的这种理论。这些人讲，如果想使美国遭受失败和挫折，就一定要选择现在，选择你们还没有准备好防御措施的时候。这样做的理由是，美国拨出用于军事扩张的钱实在太多了，多到让所有的日本人都无比惊讶，包括日本的任何一个派别。对于那个数字，我们是望尘莫及，即便我们倾尽所有，也没办法筹集到它的十分之一。更何况我们还发放了债券，而且早就超过了两百五十亿日元。因此他们坚决相信，如果继续等待，等到你们把一切都准备好了，我们的败局也就注定了，如果打，就一定要在还有攻打能力的时候开始，这样至少不会一分胜算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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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也有人反对，他们反对的理由只有一个，就是如果美国加入战争，必然就不会继续支持英国，这样德国就会变得强大，战胜的可能性就会增加。这样新的问题又出现了：从长远来看，是一个胜利的德意联盟再加上一个被摧毁的英国对日本更有利呢，还是强大的美国加上获胜的英国对日本更有利呢？他们的答案，好像更倾向于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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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历山大·柯乐文·克尔爵士是英国的驻华大使，在他住处的花园中有一个非正式的午餐，时间是我们谈话后的第二天，我也在被邀之列。克尔并没有参加，他正在遥远的重庆。罗波特·克瑞吉爵士是英国驻东京大使馆人员，他和他的夫人是这次午餐会的主人。他们正在对中国进行访问。罗波特爵士当时谈了很多，我都做了现场笔记。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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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讨厌目前的状况，为什么一定要纵容日本？我在东京一直忍受着屈辱，整个任期都是如此。什么时候希特勒被打败了，我们一定让小日本滚回去。我现在经常感到心烦意乱，全都是因为小日本，可更让我恶心的是，我见了他们不但不能发火，还要毕恭毕敬。我时常会梦见自己成了将军，挂着金色绶带，威风凛凛，在我的指挥下，部队进入东京领域。我在梦中命令士兵绝不能对那帮小日本手软，狠狠地揍，用力地揍，终于出了口恶气，心里痛快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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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瑞吉夫人这时插嘴说：“鲍勃，你怎么一下子像个粗人了？满口粗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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