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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我会在第二天的记者招待会上向他提出问题，非常直接地问他，他曾经说过的话，“假如真的有所谓的‘阿班案件’发生……”这句的真正用意是什么？到底是想侮辱我的人格，还是想告诉大家“阿班案件”可能并不存在，他到时要回答，这句话并不是怀疑这件事的真实性，也不是想侮辱我，这绝对不是在毁坏我的诚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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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我还会向他提出第二个问题，即：“就你的了解，你认为会不会有上海的日本官员告诉日本报社的记者说，所谓的‘阿班案件’都是胡编乱造的，事情的真实情况将会出现在十年后的回忆录中？”他会回答，在他看来，上海的日本官员应该不会有人说出这样的话，也不会有人如此诱导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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趁着三浦先生也在场，我跟鹤见说，我早就看清楚了，他就是想破坏我的名声，我努力了三十五年换来的声誉即将被毁，我一定会坚决反抗的。他所说的那些话，什么“假如真的有所谓的‘阿班案件’发生……”，这些方法还是很多年前使用的，现在除了那些不入流的政客和低级外交官偶尔捡来用一下，谁还会用？我跟他说，我明白他的阴谋，他只不过是想先用此话攻击我，等到计划被识破时，他还有“借口”，他肯定会说，“那并不是我想表达的意思，大家一定是误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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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三浦先生，我告诉他，我知道他并不知道这件事。我是想让他全面了解一下这件事，所以才把他也请了过来。我告诉他们两人，我会把我们谈话的详细内容报告给美国最高领导，两个小时以内他就可以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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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鹤见一直在用外交豁免权保护自己，对他这种做法，我提出了指责。我跟他说，假如做这件事的是一位美国人，我肯定会以最快的速度把他告上美国法庭，告他诽谤我的名誉，不止如此，我还会提出要十万美元作为赔偿，最后赢的一定是我。我明确表示，他不顾自己的官员身份，竟然说出这般没有水平的话来，这种损害比我丢失手稿要严重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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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当着三浦跟鹤见说，“阿班案件”发生后，他在新闻界做出的反应特别幼稚可笑，那种做法连十二岁的小孩都不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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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终于在昨天发表正式声明，表明了日本政府的立场，说“阿班案件”是一宗纯粹的武装抢劫事件，不掺杂任何其他因素，打个比方说，日本记者在纽约时也有可能遭受武装抢劫，这是一样的道理。对于他说的这些话，我的看法是，假如真有这种情况发生在纽约，被抢的是一名日本记者，劫匪放着大量的珠宝和现金不拿，只抢走了文件，文件还是用日文写的手稿，我相信谁也能看出来这绝对不会是“武装抢劫”的“简单”案件。武装抢劫在纽约并不稀奇，类似的案件多如牛毛，但上面提到的情况肯定是少之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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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鹤见和三浦先生，我很清楚地表达了自己对整件事的态度，我认为事情的真相非常明显，那两个人的抢劫绝对不是个人行为，一定有人指使，因为以他们两人的英语水平是不可能看懂我所写的手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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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我不应该跟你说那么多，只是想起我们之间多年的友谊，想让你更清楚地了解事情的真相。还记得两年前阁下对我的信任，还曾将重任托付于我，现在贵国的政府发言人企图侮辱本人，本人也不能任由他这么做而不管不顾，再说我还有你这个外务大臣朋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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谨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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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雷特·阿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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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冈在收到我的信后，立刻给鹤见发了电报，让他马上回东京解释此事。因为鹤见没有处理好我这件事，他把自己在上海的外交事业都葬送了，最后只好被调到了新加坡工作，职位是日本驻新加坡总领事。凑巧的是，同年12月份，我去了一趟新加坡，在那里又看见了他。当时我正在一家酒店的大堂和四位朋友一起喝杜松子酒加汽水，恰好看见了他，他见了我竟然不躲不避，还径直走到了我桌子旁边，要和我握手。我装作没看见，仍然坐在那，也没有站起来。没想到，他仍然坚持不懈，继续站在那，还跟我说想请我吃饭，午餐、晚餐都行。我当场就拒绝了他。之后就不再理他，我开始接着和朋友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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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阿班案件”的解决问题，我和日本驻上海总领事谈判了很长时间，我们有时通过信件协商，有时通过中间人传话。这个中间人一直在做我们的信使，他就是巴特瑞克先生，当时的美国驻上海代理总领事。我正式向日本政府提出索赔要求时，已经是1940年9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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