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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这一组中还收入了考察共产国际财政援助的文章以及介绍1936年苏联尝试大规模援助中共红军经过的文章。同时，我在下一组商榷文章中也收录了我讨论战后苏联军事援助和早些年谈论苏援对中共早期发展作用的文章。我这样集中地把它们搜集在一起，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回应当前流行的一种观点或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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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由于研究中苏关系史的诸多学者近二十年的努力，过去绝不承认中共革命接受过外援的官方学者，都已经认同这样的援助确实存在了。这是历史研究推动中共党史研究的一大进步。不过，承认这种援助的存在，并不等于大家如今都能正视这一历史了。我们今天可以很清楚地发现，许多人一面承认这种援助确实存在，一面却极力告诉读者：苏联的援助如何少得可怜或“有限”。他们强调说，苏联援助主要都给了国民党，并列举数字来说明苏联援助国共两党时如何厚彼薄此。有学者甚至声称：这种援助不仅“有限”，还“给中国共产党人造成了相当的损害”。我不知道这样的研究者有没有最起码的历史观点。我这里讲的历史观点，就是讲我们研究历史起码要做到实事求是，要尊重历史事实。历史事实是，当年的中国共产党就是在苏联的帮助下成立起来的，它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始终都是苏联党领导的共产国际下属支部之一，一直受到共产国际的指导、帮助和经费支持。姑且不论这些指导、帮助是否都那么正确或适当，最初不过几十人的中国共产党仅仅几年时间就成长为中国最重要的政党之一是基本的事实。莫斯科向中共提供的经费援助固然比不了它同时期给国民党的经费及军事援助，但这样的差异能够简单地用苏联厚彼薄此来说明吗？究竟苏联共产党骨子里是亲共还是亲国，用不着我在这里多说什么。我们不能因为今天人们改讲民族主义了，就忘了共产党人过去的意识形态是阶级主义这一历史事实。除了苏联（也是“社会主义”事业！）自身国家利益需要的作用以外，其援助多少很大程度上也是和当年国共两党的政治地位、体积，乃至可能受援的条件限制密切相关的。对此，我们只要看一下新中国成立后苏联一度倾其国力帮助中国援建基础工业设施，其规模之大、技术提供之多，远超过美国同时期给台湾国民党政府的援助，就不难有所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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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我一直在讲一个很值得我们深思的现象。即当我们今天的研究者在批评当年莫斯科给中共的援助如何如何少、动机如何如何自私的时候，我们理应反省一下新中国成立后与一些受援党或受援国之间关系中几乎如出一辙的情况。比如，只要考察一下新中国成立后和朝鲜、越南、阿尔巴尼亚等国家的关系史，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发生在今天中国人对苏联援助力度和援助动机的指责，也同样曾经发生在朝鲜、越南和阿尔巴尼亚这些受援党和受援国之中。只不过，被批评的对象是中国。换言之，在各国共产党之间，援助国和被援助对象之间常常在重复着同样的现象：援助国花了大力气援助了落后国家的党，帮助了这些党和国家的革命或建设，结果多半都会受到指责，即被援助者最后反而会批评援助一方援助的力度有限、动机自私，甚或指责援助者意在控制受援方，等等。仅由此一点即不难了解，对于一个后发国家来说，正视自身的历史会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情。在这样一种条件下，研究者从一个一个具体的甚至是微观的史实着手进行研究和澄清，又是一件多么重要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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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第二组收入的是几篇我所涉及的问题讨论的文章。这几篇文章讨论的，也都是比较具体的问题，但是，无论是针对概念使用的问题，还是针对一个微观或宏观政策形成或实施原因的问题，抑或是针对某些具体的历史现象存在与否、作用大小的问题，都可能形成不同的历史叙述和历史解读，进而在学者之间产生不同意见的讨论或者是争论。这种讨论或是争论在历史研究中是一种正常的现象。学者们在相互讨论或是争论之中能够发现各自研究中的不足，带动研究的热情，激发问题意识，从而推动资料发掘与历史研究的一步步拓展与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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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组中我特别收录了刘统教授批评我的文章，是因为我认为刘教授的文章对我的帮助和启发相当大。在此之前，我虽然注意到战后苏联在东北对中共的军事援助问题，也在战后东北国共冲突的文章中提到过，但从来没有认真地做过资料发掘和搜集，包括对苏联方面宣布的援助数据，也没有做过研究分析。1997—1998年，我在《百年潮》杂志连载《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时，讨论到苏联援助作用问题，就因此出了纰漏。其实，我不是不了解苏联方面公布的战后在东北提交给中共的武器装备数字不十分可靠，因此，我在连载文章里很清楚地表明了我的观点，即我认为苏联提供的援助只是大大缩短了中共在东北军事斗争中成功的时间。但是，因为成书速度过快，书中的观点需要稍加注释说明，我未做具体分析研究就将苏联方面公布的援助数字放进了注释里。这种情况不可避免地造成了本来就否认苏援作用的一些读者的强烈质疑。相对于一些网友的批评，刘统教授的争论文章是唯一从学术角度对我书中这一注释资料进行讨论的。我虽然并不十分同意刘教授对这一问题的说明和解读，但刘教授的文章却让我获得很多知识，也清楚地了解到了我的问题所在。细心的读者应该可以看出，我正是在刘教授批评文章的推动下，进一步加强和深化了对东北苏援问题上档案的发掘与微观史实的研究。尽管，无论是从战后中共东北军事工业不同阶段成长状况及其实际能力方面，还是从战后苏方不同时期提供援助的具体经过、数量、规模和种类等方面，刘教授和我都还缺乏能够说服对方的更加充分的证据，但是，通过这次讨论，至少极大地推动了这一问题的研究。这一例证也充分说明了历史研究之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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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第三组文章名为“评论”，其实我想着重介绍的是评两位金先生的文章。收入它们，除了两文在报上发表时都受到版面的局限，未能刊完全文，如此可以记录文章全貌外，一个重要原因也是希望能够让更多的读者了解我为什么一定要去批评别人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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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冲及先生是我很尊敬的师长辈的学者，他的研究一向都非常严谨和充满智慧。但他的《二十世纪中国史纲》这本书，却让我感到失望。以身为学生辈的我来评金先生的书，实非我愿。记得当年大家都力推黄仁宇的《黄河青山》一书时，我写过一篇有些商榷性讨论的书评，个别朋友就曾劝告过我，对师长辈学人不宜过严苛责。因此，出版社安排我作金先生新书的评论时，我当时就表示了拒绝的态度。因为我知道我不会只讲好话，不提意见。尤其是在美国读到书稿后，我发现书中很多地方的观点论述，乃至史实解读，不是我赞同的，因此我还专门写信说明了我的顾虑。可惜，因为当时书稿已经正式排版，已无法再作大范围的研究修订了。考虑到金书几乎是作为一项政治任务安排给他的，其影响一定会很大，而金书中的一些观点和史述确有商榷之必要，在征求了金先生本人的意见后，我才下决心写了这篇批评性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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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评另一位金先生，很大程度上也是逼不得已之举。本来，他写的《苦难辉煌》一书只是文学作品，与历史研究无甚关系，我从没有想去读，自然也谈不上会去批评了。但是，五六月间，注意到因各方力推，乃至专业研究者和广大读者，不仅开始把该书当成“还历史真实面目”的历史著作来读，甚至开始按照该书讲述的某些所谓史实来撰写文章、书籍和影视作品，这不能不让我深感问题之大。近些年来，随着学术研究的水准日渐提高，读者阅读水平和阅读品味也在逐渐提升，纪实文学的影响力本来已经明显下降了。不期然今年各方忽然齐刷刷力推起《苦难辉煌》一书来了，该书既非史书，作者也非史家，如此力推的结果，使书中大量不准确的，甚至是错误的历史叙述广为流传，其影响作用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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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金书的批评比较尖刻，个别话也讲得比较重，原因是我相信，如果没有人出头对这本书提出尖锐批评，以这本书被热炒和受推崇的情况，一定会有第二本、第三本，甚至大量类似不顾历史真实的所谓历史作品跟风而起。这注定会使人们对历史的认知变得更加混乱不堪，使真正的史学研究成果陷于极其尴尬的境地，甚至干脆成为一些主观先行、生吞活剥的文学作品的垫脚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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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为金先生打抱不平，说我对《苦难辉煌》一书的批评态度，反映出历史学界一些人把历史研究当成是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不容他人置喙，明显过于霸道。在他们看来，谁都可以来研究历史。金先生十五年磨一剑，读书数百本，写读书笔记200余万字，自然就更有了融会贯通、高屋建瓴评论中共党史的雄厚资本。对此，我只想说，相对于平时不大读书的大多数人来说，金先生的确算得上十分勤奋和刻苦，但这不等于说金先生就有了随心所欲地评论历史的资本了。引用孙中山著名宣言，没有读过《孙中山全集》；浓墨重彩地讲述毛泽东、李立三在国民党“一大”会议上的表现，不知道该看一下已出版二三十年的国民党“一大”会议记录；重点介绍《民国日报》当年对俄国十月革命的报道，不知道应该去图书馆核对一下影印版的《民国日报》……这不是用功多少能解决的问题，而是基本训练太不到家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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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人类社会进入到电子网络时代，认识字的人都能到网上去激扬文字、指点江山，纵谈品评过去的人和事，就更是轻而易举了。因此，说谁都可以来研究历史，自然不错。但是，以我个人的经验，年轻二十岁，我或许也能有如此野心，睥睨一切，敢以个人之力来重写中国现代政治史。然而，在研究了太多基础的、具体的、微观的和某个侧面、个别线索的历史，发现还有太多问题、太多侧面和太多线索以个人之力很难弄清楚之后，我早已不敢作此等幻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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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当然清楚，金先生的真正关怀其实不在历史，而在现实。因此，有没有扎实的研究功力和基础训练对于他来说并不重要，甚至历史的细节及其具体真实与否也不是他写作的目的所需要的。但是，金先生之所以要借助历史来讲话，到底还是因为他知道历史与现实其实是相互联系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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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许多历史问题与我们现实社会中的问题之间并没有隔着高山大海，它们只不过是上游和下游的关系。我们今天的人当然会关心我们今后可能会随着这条历史河流漂向何处，但说实话，假如我们太过强调我们自己的主观愿望，并据此来剪裁历史以适应我们的主观愿望的话，那多半等于我们相信我们在继续前行时可以依靠我们的目力，而不是更多地借助于我们对已经经过的航道、水文、地理的知识，特别是已有过的经验和教训，来应对未来行进道路上的各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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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个生活在今天的人都有资格来讨论什么是我们过去的经验和教训，但无论谁来讨论这样的话题，都应该实事求是地先把历史真实弄清楚。而要想弄清楚大的历史判断和历史真实，还必须要从小的微观的历史事实入手。舍此即无所谓总结历史经验或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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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奎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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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8月5日于上海虹桥怡景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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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史求实：中国现代史读史札记 [:1706714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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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史求实：中国现代史读史札记 读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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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史求实：中国现代史读史札记 [:1706714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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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湮没与改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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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1946年安平事件真相与中共对美交涉再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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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平，河北省香河县一小镇，位于平津公路旁，当年对平津陆路交通的安全影响甚大。安平事件，即指1946年7月29日在该地发生的一起美军运输车队遇袭，并造成十余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官兵死伤的严重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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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至今日，中国大陆各种谈及此一事件的文字乃至影视资料，几乎无不断言它是一起美军主动进攻八路军的事件，当日是美军联合国民党军在安平“侵入冀东八路军防地，并向当地守军攻击，守军被迫自卫”。新中国成立后国人对于这一事件的了解，大都来自于一部叫《停战以后》的故事片。片中美方一面假意参与调处国共冲突，一面却由美国海军陆战队驻天津的指挥官比却尔少校率领一部美军，联合国民党部队，突然袭击解放区安平镇，进攻冀东解放区，试图打通平津公路，并以此向中共施压，想要求得到美蒋在谈判桌上得不到的东西。当美蒋双方遭到惨败后，美国人为了控制舆论，责令“其奴才国民党代表”李国卿连夜召开记者招待会，意图将破坏和谈的罪名嫁祸于我，公布于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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