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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故事的依据，来自官方的历史解读。官方最权威的说法，可见之于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的著作，其中明确讲：“一九四六年七月二十九日，在天津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和国民党政府军各数十人，‘巡逻’到天津西北七十公里的河北香河县安平镇附近，侵入冀东八路军防地，并向当地守军攻击。守军被迫自卫。国民党反动派借此大肆煽动，竭力想把美军牵入中国内战旋涡。共产党及时揭露了美军的侵略行为和国民党反动派的阴谋活动，严正要求美国海军陆战队道歉赔偿，要求美国驻华的一切海陆空军立即撤出中国。”[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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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历史的真相却并非如此。读国、共、美、苏当时保留下来的各种档案文献及口述资料可知，安平镇当时并不在中共的实力控制下，属冀东解放区与国民党占据地区交界地带。中共冀东军区第十四军分区下辖之五十三团一部在事件发生前刚刚来安平附近活动，并与马头镇出来的国民党军有过交火。中共通县大队一部这时恰好要护送一批干部去公路以西，也到达该地。29日上午，两部得知美军运输车队将要经过，遂预设埋伏，用两辆卸去轮子的大车横在公路上进行拦截，然后乘美军汽车停车时突然从公路两侧的庄稼地里发动攻击，试图截夺物资。因为没有估计到随车美军抵抗力较强，战斗形成僵持局面，双方互有死伤。三个多小时后，伏击的两部中共军队撤出了冲突地点。[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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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平事件的冲突双方是中共地方武装与美海军陆战队，这一事实几乎马上就广为人知。不过，由于形象关系，除受袭的美方外，国共两党当事人在事件发生后都矢口否认负有责任。特别是由于直接参与袭击的部队开始没有讲实话，以致在这一事件中究竟谁是谁非，是中共军队蓄谋伏击、主动攻击美军，还是美军配合国民党军武力进犯中共解放区，在当时就成了美国、国民党与中共之间一个纠缠不清的问题。三方为此组织了专门的小组，进行了长达一个多月的争论和相当广泛的调查，因三方各有各的证人，又不可能有中间方居中公正调查和裁判，因此还是弄成了无头案。虽然美国方面很清楚错在中共一方，中共方面事发后不久也逐渐了解到事情真相，有意改正最初的说法，但形势的迅速变化意外地使中共与美、国两方的关系急剧恶化，它最终亦只能将错就错了事。随着中共通过各种方法谴责、揭露美国勾结国民党推动内战，它不仅转移了因安平事件引起的外交危机，还利用美国这时对华政策严重矛盾的情况，将其置于一种道义上十分不利的地位，并且使美国在安平事件问题上也成为被指责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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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政治斗争的各方来说，实际结果的有利与否才是关键，事件真相并不重要。因此，从外交、宣传、组织及策略运用的角度来考察中共对安平事件的处置过程，几乎可以肯定地说，它的这一危机处理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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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从历史研究的角度，结果如何却并不是最重要的，弄清事实的真相更为关键。因为显而易见的是，安平事件的发生及处置过程中，清楚地暴露出中共在信息获取和指挥效力上存在着不小的问题。不论是基层部队的擅自行动，还是高层判断受到不实报告的影响，都使中共中央在涉及对美外交及处理国共关系问题上，一度陷于被动。如果不是后来的形势发生了意外的改变，中共不再需要美国政府在国共间居中调处，这一事件的交涉谈判很可能会产生出全然不同且对中共未必有利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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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历史过去了几十年之后，今人更容易看到中共处置的成功，却更加不易了解真实的情况，特别是不易了解被成功的光环遮蔽起来的种种问题和它们曾经造成过的政治上以及外交上的不利情况。不难想象，如果今人不只是满足于听故事、鼓斗志，而是想要从历史当中发现和汲取一些经验教训，以便让自己更容易成功的话，就一定要看到历史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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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平事件是一个比较容易让我们了解到历史复杂性的案例。而尤其值得庆幸的是，我们今天可以利用国、共、美、苏多方资料，多侧面地重现事件发生后的种种复杂情况，因而也就更容易让我们比较真实地了解到这段历史到底是如何发生和如何被改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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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歇尔的顾虑与美国方面的克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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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7月30日，安平事件发生的第二天一早，即七时三十分，美海军陆战队D.A.瓦顿（D.A.Wharton）将军就在北平举行了一个简短的记者招待会，只说明：美海军陆战队一支摩托化巡逻部队“昨午十二时十五分于大小沙河村河西务北”，即北平东南三十五英里的安平镇附近“被袭击”。袭击者是“为数约三百余着制服的中国人”。昨日下午四时美军派了一支有力的摩托化部队与飞机支援他们，双方都有伤亡。“其他无可奉告。”[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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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31日，美海军陆战队驻华部队司令部进一步核实了事件发生时的一些细节后，发出了正式的情况说明。内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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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廿九日美海军陆战队加强第一师派出一队摩托化巡逻队护送某输送队由津至平，在十二时零五分行至大小沙河村（在北平东南三十五英里处）时，突遭预伏该处穿着制服之三百余中国部队袭击。双方战斗达四小时之久。美军死一官长、二士兵，四士兵重伤、八士兵轻伤。另有军官士兵各一人因受袭击汽车失事而受伤。中国部队方面，据估计约死十二人，受伤若干不得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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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巡逻队共有官长一人，士兵四十一人，分乘设有无线电通讯装备之吉普车二辆、吉普车一辆、一吨重巡逻卡车二辆、二吨半重货车三辆。该输送队包括执行部指挥车一辆，内坐美陆军官长三人，海军陆战队二吨半卡车六辆，内装食物及军用品，均由美海军陆战队士兵驾驶，及行总卡车一辆，由中国人驾驶。运输队由一海军陆战队军官指挥。此种巡逻队每三日内即往来平津一次，视察公路情况，并护送接济北平陆战队及美军执行部人员之输送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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肇事地点之地形极适于埋伏战。该处公路两旁为深沟，沟外植有甚高之玉蜀黍。公路之西某村庄对面有小树林一片，该村庄之外围有短墙。大小沙河村距公路约为五百米。袭击者预先在树林与村庄之间公路上置放两辆无轮牛车，作为障碍物，村南角则置一机关枪，恰对公路。巡逻队抵达障碍物停放处时，为首军官方行下车，即有一手榴弹掷来，该军官立被炸毙。紧跟着即有十一枚手榴弹向其他各车掷来，同时袭击者步枪及一机关枪即向公路上射击。迨巡逻队及运输队集中停当，对方火力又从路右三百米处另一丛林及左右两面后翼射来。排长傅兰纳干上士当即执行指挥官职务，令众人掩蔽于路旁沟中。双方攻击直至下午四时始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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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输队之陆军军官一人亦协同设置迫击炮及重机枪阵地，并指挥射击。四时许路右丛林中中国部队阵地突鸣号声，火力加强，两分钟之后遂止。不久该村墙上挂出白旗。一海军士兵带同二译员乃试向前进，腿部竟中一枪，此即该役中最后之一发子弹。巡逻队嗣即照顾伤者登车，开往北平。大部死伤均系战斗对方突然攻击开始时所掷之手榴弹所炸死或炸伤。全部过程中仅有二人为步枪所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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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击者组织极佳，埋伏亦经事先充分准备。无警告之射击极为猛烈。彼等均着蓝灰色与黄色之制服，亦有着农民服装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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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当日天气情状不佳，联络中断，陆战队司令部得讯甚迟，派出有力巡逻部队及飞机至出事地点搜索时，攻击者已无踪影。当将不能发动之卡车修整，携阵亡官兵尸体前往北平。次日该队及飞机复返该处，但所见者仅一平静之村落，仅有着灰军装扎裹腿之中国人死尸二具。[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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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美国总统特使、负责在华调处国共关系的马歇尔将军，也马上和新任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商谈了此事，并确定了不扩大事态和不公开就此事表态的应对原则。司徒雷登随后与蒋介石见面，双方就此事讨论了四十分钟。比较而言，司徒雷登更倾向于相信，中共军队此一行动或受命于延安，意图“引起舆论从而导致美国从该地撤出陆战队”。而马歇尔则怀疑，这可能是延安近来激烈的反美广播影响到了下边，造成下边的军官们对美国驻军的敌视态度，从而引发了此一攻击行动。[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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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二人的看法有怎样的不同，他们显然都认为这件事情的事实基本上是清楚的，即中共应当对此负责，并应作出相应的处置。因此，虽然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简称军调部）美方委员30日即要求派执行小组前往冲突地点进行调查，马歇尔却并不认为有兴师动众、另搞调查的必要。在美国方面看来，只要向美方参战人员弄清楚当日冲突的具体经过就可以了。马歇尔明确认为，美军的调查报告是公开的，四十多名官兵亲历此事，人人都可以被自由采访，造假是不可行的。动用军调部三方一起去调查，反而会因为国共对立而使问题复杂化。因为中共一定会认为国民党代表是站在美国代表方面，从而引发无休止的争吵。[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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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马歇尔还另有隐忧。自1945年12月作为杜鲁门总统的特使来到中国后，他只用了很短的时间，就成功地在1946年1月5日使国共双方签署了停战令，在1月10日基本上实现了关内和平。同时，他还成功推动召开了政治协商会议，使国共两党及国内各党派代表得以齐聚一堂，达成了包括整军在内的五项和平协议。就在中国将要走进和平民主新阶段的关口，国共两党四五月间在东北的武力争夺使和平进程陷入了严重危机。眼看战争与仇恨开始再度蔓延到关内来，美国政府却还在继续以武器和弹药供给国民党政府，这就让已经处境尴尬的马歇尔，调处工作更形困难。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对国民党方面，还是对共产党方面，他都必须尽量保持克制态度，以免美国的中立地位受到更严重的质疑，并形成新的刺激。正是因为他实在不想放弃此前得来不易的种种政治进展，因此，对刚刚发生的李闻惨案[8]，他需要克制；对这次安平事件，他同样必须克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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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的沉默与强硬派的鼓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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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方面最早对此事作出公开反应的是中央社，其30日即发电讯称：“美军卅一人廿九日午分乘卡车十一辆，沿平津公路赴平，途中行经杨村河西坞北大小沙河附近，突遭番号不明之共军三百余人袭击，美军中有伤亡。我军事机关闻讯，已派队前往援救。”[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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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是在7月30日晚得到消息的，次日他即电告北平行营主任李宗仁和北平军调处执行委员郑介民，强调：“美国陆战队在平津道上被匪袭击，以致死伤多名。此案事实真相应由行营根究彻究，从速处理，并切实保护平津公路与肃清其两侧之盗匪，以确保治安，勿得贻误。对于美军死伤之官兵，务即代为抚慰，一面派员协同美军洽商处理善后办法，详报为要。”[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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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介民当天即电告蒋称：“美陆战队约百名，分乘卡车十二辆及一指挥车，由津来平，行至安平镇（香河西南十公里）为共军伏击，美军即行自卫，战斗四小时，共军北窜。此役美军伤亡军官等三员，失踪三名，伤十一人，击毁卡车二辆。”他并且弄清了中共伏击部队的番号，即五十三团。[11]第二天，李宗仁也去电说明，只是所报美军死伤人数更符合美方公布的数字。[12]当天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也电蒋说明情况，电文中除了具体说明“职闻讯后立饬我马头镇驻军一营出动支援，尚未到达，美车队已冲过，于当晚抵平”外，还告蒋：“已饬九二军于午卅抽派四个团向香河攻击搜索该区匪部外，并派副参谋长高松元、冀东五区专员黄任材、县长班长儒等驰往肇事地点，汇集证据。”蒋对此批示：“此案应秉承李主任意旨，彻底查究，获得证据为要。”[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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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与美军冲突起来，对蒋而言自然是求之不得。就在两周前，李闻惨案刚刚发生，在国内外激起极大的抗议浪潮，马歇尔和司徒雷登一致向蒋表示“严重关切”，美驻昆明领事馆更直接出面保护在昆明的中国重要民主人士。安平事件发生在这个时候，蒋介石当然会有幸灾乐祸之感。他在日记中不无庆幸地写道：昆明李闻暗杀案虽仍在处理中，然“同平津道上美军被共匪袭击之重要性比已渐减轻矣”[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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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半年来最为反感的就是美国政府的所谓“调处”。他再三告诫马歇尔中共奸诈横暴，对和平绝无诚意而徒欲利用美国而已，马歇尔却一直对调停国共抱以幻想。[15]如今，美国人终于得到了教训，但蒋却并不能马上从李闻案件中解脱出来。[16]何况，6月26日空军第八飞行大队上尉飞行参谋刘善本等驾B-24轰炸机投奔延安，并带去一批无线电器材；8月2日空军司令周至柔未得蒋令竟擅自指挥空军对延安机场进行轰炸，更是闹得舆论沸沸扬扬，也让蒋介石颇感难堪。[17]面对这种情况，鉴于美国政府已将安平事件的处置权交予马歇尔，马歇尔不想事态扩大，也反对国民党利用此案大肆宣传，因此，蒋也只好不动声色，并暗中提醒自己：“马既忍受，余亦不加问闻”，为的是不让美国人认为自己“有利用此案之意”。[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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