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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夏天中共上海发起组成立以后，我们很容易了解到的它的各种必须要花钱才能进行的活动，就可以列举出如下若干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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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发行《新青年》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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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发行党的机关刊物《共产党》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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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发行劳动组织书记部机关刊物《劳动界》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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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创办又新印刷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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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成立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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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出版《共产党宣言》等十几种小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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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创立外国语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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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创办工人夜校或劳动补习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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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举行党的全国代表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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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筹办全国第一次劳动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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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知，召开一次全国代表会议就需要经费1000元左右。因为不能向劳动者收费，举办一间小规模的工人夜校或劳动补习学校，一月必需的经费至少也要800元左右。大一些的这类学校，月费甚至要花到近千元的水平。[4]当时，陈独秀已经被迫离开北大教职，没有固定收入，只能靠编辑《新青年》杂志维持生活。李大钊是当时组织里面几乎唯一在任的大学教授，每月收入不到200元，纵使可以捐出部分，对党的工作所需也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其他成员多半或收入较低，或根本没有稳定收入。再加上中共早期党员人数很少，“一大”时只有50多人，“二大”时才190多人，“三大”时也不过400人左右，能交党费者不多，即使大半都能按规定交纳，总的数量也极其有限，根本不足以维持党开展各方面工作的现实需要。[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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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来自莫斯科的财政援助问题对中共历史成长过程的影响极大，故笔者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即开始留心并搜寻这方面的史料。这一工作虽时有斩获，所得始终十分零散而无法做全面系统的研究。好在，90年代最后几年这方面的情况有了较大的改观。不仅国内国外大批重要史料得以公开，甚至被结集出版，披露了许多历史线索，而且相关讨论也越来越多，这样的研究再也不具什么敏感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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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种改观也并不意味着事情就此有了根本性的转变。事实上，近20年来陆续披露出来的史料，更多的只是满足了我们想要将有关这一问题的历史线索大致描绘出来的愿望。要利用它们列出一张莫斯科在共产国际存续期间，在经费以及财政援助方面如何逐年帮助中共的一目了然的账目表来，还不大容易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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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目前的资料情况，笔者在这里所能够做到的，仅仅是把那些看起来散布于各种资料之中互不相关的史料稍加厘清考订，并将其整合贯穿起来，从而让读者了解：（1）共产国际是不是曾经为中共提供了经费的以及财政的援助；（2）这些援助的由来与具体形式的变化；（3）这种援助的规模及其对中共成长的作用；（4）这种援助具体带来了怎样的问题或负面的影响。如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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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史料状况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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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具体厘清自1920年至1943年共产国际为中共提供经费和财政援助的情况，是一个颇为枯燥甚至是烦琐的过程。为便于读者把握整个过程，并了解以下种种史料整理考据的必要性，笔者相信有必要首先说明一下笔者将要据以讨论的相关文献档案公开和发表出版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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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中共得到共产国际或苏联提供的经费或财政援助的说法由来已久，但却极具争议性。世人最早看到相关的文字材料，是来自中共工人出身的总书记向忠发在1931年被捕后的一份自供状。中共总书记亲口承认接受共产国际经费帮助，自然被当年敌视中共的台湾学者所重视，故台湾中共党史专家王健民于1965年将其全文发表于《中国共产党史稿》中。然而，因为这一资料的口供性质和仅为一孤证，因此长期以来似乎并没有人试图利用它来作为研究这一问题的凭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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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披露中共早期曾得到共产国际经费援助情况的，还是中共自己。1982年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卷中公开了陈独秀1922年写给共产国际的工作报告，其中即明确提到中共从共产国际那里获得活动经费的情况。[6]尽管这个时候出版的这套文件选集，标明“党内发行”，事实上却在国内许多书店中公开发售，因此不仅国内，包括国外的研究者，大都也能够读到它。不过，对于陈独秀报告中透露的这一情况，绝大多数研究者几乎未予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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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党内发行”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改为公开发行，并增加了公开文献的数量。其中新增加的陈独秀在中共“三大”会议上的政治报告，更是清楚地说明了党的活动经费的来源问题。[7]1989年和1991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所和近代史研究所合作编译的《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以及由荷兰学者托尼·塞奇编译的《中国第一次统一战线的起源》这两部资料集的相继出版，更是提供了一批有关共产国际在经费和财政上援助中共的非常具体的文献史料。[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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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波相关文献史料的公开和出版，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1994年和1996年分别出版的俄文版的《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和《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进一步具体地披露了从1923—1927年间共产国际向中共提供经费或财政援助的一些情况。[9]就在这两部资料集被译成中文，先后出版于1997年和1998年的时候，英文版的《中国法律与政府》杂志也在其1997年第1、2期上，发表了一组从30年代中后期到40年代中后期共产国际与中共关系问题的档案史料，其中部分史料也直接涉及共产国际财政援助的问题。[10]这也是世人第一次看到1935年遵义会议以后，直至抗战期间，共产国际仍在继续援助中共的档案文献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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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20世纪末为止，研究者们可以用来研究共产国际向中共提供经费和财政援助问题的档案文献史料，更多的仍只是集中在1921年以后至1927年以前。不仅1927年至1930年代中期存在着一段空白，而且30年代中期以后直至抗战期间可资利用的资料也相当欠缺，很难据以勾勒出一个完整的历史轮廓。这一缺憾的弥补，极大地得益于1997年在保加利亚和2000年在俄国相继出版，2002年在中国被译成中文的《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11]和《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27—1931）》[12]。前者通过1934—1943年间一直担任着共产国际总书记的季米特洛夫的日记，记录了经由共产国际提供的几乎每一笔重要援款的申请和批准的情况；后者则提供了前所未见的涉及1927—1931年间共产国际为中共提供经费和财政援助的相当具体的资料。与此同时，俄国学者石克强2001年在中国发表的有关中共建党过程中的几份档案，也从一个侧面提供了了解1920—1921年俄共（布）和共产国际在资金上帮助中共建党问题的一些线索。[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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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除了公开出版的文献档案资料之外，中国和俄国的档案馆保存并提供利用的相关档案更值得重视。因为十分明显的是，以上所介绍的相当部分的档案资料，正是来自于中俄两国的档案馆。尽管笔者目前的讨论还无法真正建立在档案查阅的基础上，但笔者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曾经有机会前往保存有这方面档案文献的两国档案馆查阅档案，因此，部分地交代以下讨论中可能涉及的档案情况亦属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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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共中央档案馆里，涉及这方面情况的档案主要有三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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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分是1957年苏联交还给中共中央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保存于莫斯科的近10万件档案资料。在这些档案资料当中，除去数以万件有关共产国际协助中共在东北开展工作的档案资料以外，20年代的会议以及30年代的一些来往信件当中，都有少量涉及经费和财政援助问题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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