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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15060 [44] 《谢觉哉日记》(下),第1035—10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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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15062 [45] 同上,第10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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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15064 [46] 《康生同志关于群众工作的报告》,1947年2月2日,河北省档案馆藏档,572/1/1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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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15066 [47] 董志凯前引书,第71—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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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15068 [48] 罗平汉前引书,第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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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15070 [49] 见《刘少奇传》(上),第560页;《解放战争时期土地改革文件选编》,第43—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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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15072 [50] 《中央关于陕甘宁边区若干地方试办土地公债经验的通报》,1947年2月8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卷,第408—4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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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15074 [51] 《冀东行政公署关于发行土地债券的指示》,1947年1月20日,《河北土地改革档案史料选编》,第135—136页;《西北局关于发动群众彻底解决土地问题的指示》,1947年1月27日,《中国土地改革史料选编》,第3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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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15076 [52] 罗平汉前引书,第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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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15078 [53] 贺龙在晋绥边区生产供给会议闭幕式上的讲话:《我们的工作就是为人民服务》,《贺龙文选》(上),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490—4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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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15080 [54] 前引《康生同志关于群众工作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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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15082 [55] 《薄一波关于晋冀鲁豫区土地改革情况的报告》,1947年,《解放战争时期土地改革文件选编》,第53—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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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15084 [56] 罗平汉前引书,第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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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15086 [57] 《中共西北局关于发动群众彻底解决土地问题的指示》,1947年1月27日,《中国土地改革史料选编》,第3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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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15088 [58] 王乐鸣、柳泽宁:《康生与晋绥土改中的“左”倾错误》,http://blog.0437.gov.cn/7212/viewspace_5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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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15093 读史求实:中国现代史读史札记 [:1706714271]
1706715094 读史求实:中国现代史读史札记 政治独立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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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15096 ——有关共产国际对中共财政援助问题的历史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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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15098 近些年来凡关心中共历史者,都会关注来自苏联的经费援助的问题。这是因为,以往的中共党史研究几乎不会提到这方面的情况。直到今天,在纪念中共诞生90周年之际,还是有一些文章或影视作品会刻意淡化这方面的情况。他们引用最多的,就是中共“一大”会议参加者包惠僧晚年的一些说法。中心意思就是强调说,陈独秀自建党之日始,就“坚决主张”“不能要第三国际的钱”,“不能受制于人”。由此演绎出来的更为夸张的说法是,不仅是陈独秀,包括李达、李汉俊等,“一大”前后得知共产国际会派代表来参加中共的会议,都不能接受,甚至反对参加共产国际,要求和俄共(布)建立平等关系云云。[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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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15100 很多年来,由于革命和战争等原因,涉及这方面情况的大量中共历史资料未能有效保存下来,加上政治上的种种禁忌,这一问题的研究自然备受限制。即使是改革开放后,政治上的限制大大减少,涉及这一问题的讨论,还是不可避免地会受到中共党史学界中众多坚持“独立自主”论者的质疑和反对。在他们看来,至少从1935年遵义会议开始,亦即毛泽东在党内开始取得领导地位之后,不能说莫斯科给过中共多少实质性的援助了。因为,毛泽东本人就讲过,抗战期间,共产国际只给了延安一些马列书籍和少量药品,大部分援助都给国民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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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15102 历史研究不仅要反对简单化、概念化,而且要从常情常理和基本逻辑出发。笔者注意到这个问题,就是基于一个常识性的判断。即中共建党之后,多数共产党人都按照列宁主义的建党原则成为了职业革命家。这些几乎全身心地投入到危险事业之中的共产党人,他们靠什么租房办公、发行杂志、印宣传品、召开会议、组织工会、举办夜校、去全国各地活动串联……以及靠什么维持自己作为职业革命家的日常生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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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15104 还在1980年,国内就公开发表过共产国际代表马林1921年7月11日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一份报告。同时,包括包惠僧在内,其1979年的回忆中,也不经意地透露了一些情况。这些微小的细节也加深了笔者的疑问。因为,马林在报告中明确讲到,1920年春天俄共(布)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部代表维经斯基(又称威金斯基,中文名吴廷康)来到上海之后,“中国共产主义者已在陈独秀同志——他主编《新青年》杂志多年——的领导下形成一个团体。这个团体在七八个城市有小组……但自威金斯基离华后,经费无着,不得不停止”[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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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15106 包惠僧在回忆中也印证了这一情况。他谈到,1921年上半年,因陈独秀应广东陈炯明之请去了广州,维经斯基很快也离开了上海,代理书记的李汉俊马上就无法开展工作了。他告诉包惠僧说:“人都走了,经费也没了,没办法干了。”包惠僧想去广州找陈独秀,也因为筹不到区区十几元的路费而不能成行。后来他还是靠了朋友的赞助,才走成的。[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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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15108 应该了解的是,早期共产党人中虽然大部分是青年学生或毕业不久没有固定职业和收入者,但其中还是有一些人做着教授、编辑之类的工作,尚未全职从事党的工作。个别人还有不菲的收入,如陈独秀、李大钊。因为当时的教授收入较高,杂志办得好还能挣钱,因此,那个时候同仁共同出资合伙自办杂志的情况也很普遍,早期中共用来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的《新青年》杂志,就是由陈独秀、李大钊等一批教授创办起来的。但问题是,随着中国共产党宣告成立,越来越多的人成为党的一分子,多数成了职业革命家,旅行、开会、办刊、办外国语学校、办工人夜校,包括印刷各种宣传小册子和传单等,处处都需要钱。中共最初只有50多个党员,其中只有陈独秀、李大钊有些个人收入,这个党如何能够不要共产国际的经费援助而生存和活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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