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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第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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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ECCI Secretariat to the CC CCP Secretariat，March 2，1937， Chinese Law and Government，vol.30，no.1，January-February 1997，p.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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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徐则浩：《王稼祥年谱（1906—1974）》，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1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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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Wang Ming，A Note to Moskvin and Pan Hanniaans Letter to Wang Ming，September 1937，Chinese Law and Government，vol.30，no.2，March-April 1997，pp.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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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Russian Center for the Preservation and Study of Documents on Modern History（RPSDMH），495/74/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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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 《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第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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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徐则浩：《王稼祥传》，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年，第296—2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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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RCPSMH，495/74/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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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第1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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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德国柏林自由大学、俄罗斯科学院远东所等合编：《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第5卷，莫斯科，2003年，第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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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Dimitrov to Molotov，December 7，1944，Chinese Law and Government，vol.30，no.2，March-April 1997，p.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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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史求实：中国现代史读史札记 苏联大规模援助中共红军的一次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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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中国红军“打通国际路线”的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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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革命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得益于共产国际和苏联的帮助，这或许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但共产国际和苏联究竟给了中国革命，特别是给了中国共产党人哪些具体的帮助，这却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问题。从已经发现的各种文献记载看，过去流传的关于遵义会议以后，特别是抗战以后，苏联和共产国际已经不再信任中共，不再援助中共的说法，是过于简单化了。事实上，自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开始决定撤出江西中央苏区之日起，在共产国际和苏联军事及情报机关内部，就迅速开始提出和酝酿着一个用于直接援助中国红军的跨国界的行动计划了。这个计划最后尽管因种种原因而未能完全实现，但它的存在及其实施经过，足以说明苏联和共产国际至少这时并没有放弃大力援助中共革命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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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的情况，我们也不能简单地得出中共中央自从1935年1月召开遵义会议，成立了新的中央领导机关以后，就不再接受共产国际的指导和帮助，一意坚持独立自主，一切自力更生了。中国和苏联有着上千公里的共同边界线，几乎任何稍有头脑的政治家都能够看出，苏联强大军事力量的存在和这一便利的陆路连接条件，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可能意味着什么。虽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共由此得到的帮助，在数量上还远不如冯玉祥、盛世才，包括孙中山、蒋介石这些国民党人或地方军阀得到的多。但是，这一方面和中共早期过于弱小有关，一方面也受到中国政治环境，包括地理位置的影响。已知1933年苏联就曾具体提出和计划过由海路，甚至通过飞机，向中共江西苏区运送军火、药品以及其他物资的方案，并且设想过提供大笔经费从福建十九路军手中购买重型火炮、飞机等装备的方案，只因为当时红军具体条件限制，和南京国民党军队围剿大军集结太快而未能实现。[1]然而，在1935年，当红军长途征战，最终选择北上，开始靠近苏蒙边界的时候，这样的援助条件第一次变得现实起来了。据此，莫斯科很快依据过去帮助冯玉祥国民军的经验，作出了通过中国西北边境大规模援助红军的重要决定。于是就有了红军“打通国际路线”的浴血征战。如果中国共产党人这一次而不是在十年之后的1945—1946年取得了苏联的援助，中共革命后来的历史很可能会大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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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冯玉祥、鲍罗庭都曾尝试从西北接取苏联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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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近代历史上，人们至少曾经三度提出过从西北边境接通苏联，接取援助的设想。一次是在20年代初，当时孙中山发动的革命历经挫折，俄国布尔什维克政权抗击十四国武装干涉，逐步将其统治扩展到远东地区，孙中山向苏俄在中国的代表明确提出了一个通过新疆或外蒙接取苏联援助，建立革命军队，再大举进攻北京政府的“西北军事计划”。为了这个计划，蒋介石1923年秋天曾经受孙中山之托，率团访问过莫斯科。但由于国民党人在西北地区没有一块落脚之地，孙中山、蒋介石设想的利用新疆乌鲁木齐和蒙古乌兰巴托（当年叫库伦）建立军事基地，组建军队，发动进攻的计划，不仅需要苏联红军的帮助，而且直接涉及苏联与新疆和蒙古的关系问题，因此，苏联军方反复研究后，拒绝了这个计划。[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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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提这一设想是在冯玉祥的西北军开始与南方的国民党携手之后的1925年。尽管当时的冯玉祥远不如南方的国民党更让俄国人放心，但考虑到冯玉祥直接在同敌视苏联的张作霖作战，因此，当冯玉祥提出希望能够通过外蒙古接取苏联援助的建议后，莫斯科方面立即作出了积极的响应。仅半年多时间，冯玉祥就至少得到了价值数百万卢布的3.88万支步枪、60门大炮、3架飞机，以及大量弹药及药品等[3]，从而使一度在与张作霖的奉系军队作战败北的西北军，很快发展强大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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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提出从西北接通苏联的想法，是在1927年的4月。当时还在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期间，因蒋介石发动“四一二”事变，成立反共的南京政府，汪精卫领导下的武汉国民政府虽继续赞同国共合作，军事上却开始渐入困境。于是，当时的苏联顾问鲍罗廷明确提出，应当考虑用武汉政府领导下的军队继续向北推进，争取占领平津及张家口，“打通国际路线”，取得苏联援助，再回过头来收拾蒋介石。但一来这一主张自始就受到多数激进的共产党人的反对，认为是“逃跑主义”；二来当时国共分裂已是大势所趋，实行这一计划几乎没有条件。结果，计划没有实现，在共产党人内部，“打通国际路线”的提法反而背上了一个不大好的名声。[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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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河口会议确定北上方针，意在背靠西北，逐鹿中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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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党内重新提到“打通国际路线”问题，据说是在1934年。在张国焘出版的《我的回忆》一书中，是这样说的：在红军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双方领导于1935年6月间举行的一次会议上，首先由毛泽东提出了向甘北宁夏北进的军事计划。他说明共产国际曾来电指示，要我们靠近外蒙古，现在根据我们自身的一切情况，也只有这样做。我即发问：共产国际何时有这个指示？张闻天起而答复：在他们没有离开瑞金以前（约十个月前），共产国际在一个指示的电报中，曾说到中国红军在不得已时可以靠近外蒙古。[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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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焘记述的这个会议，从时间、内容及事后决议看，显然是中共目前史书所记的6月26日在懋功附近召开的“两河口会议”。但查此一会议记录却颇多出入。首先，会议提出军事报告和北进计划的是周恩来，而非毛泽东。其次，会议上无论毛泽东，还是周恩来或张闻天，都未曾提到共产国际的这一指示，并且也没有人提到过向甘北宁夏北进的任何想法。可见，是否存在过张国焘所说的这个共产国际指示，值得怀疑。实际上，中共中央撤出江西苏区后提出过的一系列建议根据地的目标，都在西南地区，如川西南、川西北、四川、川滇黔、贵州、滇东北、川西等。[6]这表明，他们当时并没有向西北部边界地区发展的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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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有记载可查的历史文献，中共最早提出接通与苏联的联系，是在1935年的5月份。当时，红军在西南地区建立根据地的作战屡屡受挫，而中共中央了解到，苏联通过援助盛世才，已在新疆形成了自己的重要影响。因此，毛泽东等人认为应当向北发展，用周恩来在两河口会议上的话来说，就是：当时中央的“决定是到岷江东岸，在这地区派支队到新疆”[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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