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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中旬，红军一、四方面军在川西汇合，实力增强，中共中央于是进一步提出了“占领川陕甘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的战略设想，这一设想仍旧包含着准备与苏联接通的意图在内。关于这一点，从朱德等人6月16日给四方面军负责人张国焘的电报中就可以看得很清楚。电报明确提出：准备“适当时期以一部组织远征军，占领新疆”，打通国际路线。[8]出乎意料的是，张国焘对此却颇表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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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7日，张国焘致电中共中央，说川北地区地形不利，给养又断，我军意图已为敌悉，目前不宜再过岷江东进和北上，而应迅速西进经阿坝进入甘、青或南出雅安、名山、邛崃、大邑地区。无论是向西进入少数民族地区，还是向南与川军争地盘，以往数月的作战都证明困难太大。故6月18日和20日，中共中央接连两电表示不同意张国焘的主张，并建议张国焘来中共中央所在地懋功“商决一切”[9]。两河口会议就是这么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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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两河口会议，除了前面提到的张国焘的回忆声称中央的计划受到激烈批评以外，过去的一些党史著作也用了不少笔墨来说明张国焘是如何反对中央北上计划的。事实上，至少我们从会议记录上是看不到这种情况的。由于会前做过工作，张国焘在会上表现得十分随和圆通。他承认：目前向西去阿坝要通过草原地区，夏天雨季长途行军会有很大的减员；向南往成都打虽不成问题，但敌人会很容易调集兵力，故“发展条件是甘南与我有利”，“政（治）局应决定在甘南建立根据地，至于怎样打，军委应做具体计划”，“政局应赶快决定迅速的定下”。[10]因此，会议决定“全体通过恩来的战略方针”，并迅速弄好具体计划。两天后，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先后拟定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关于向松潘前进的部署》和《关于松潘战役计划》，各部队由此开始了具体的北上作战行动。[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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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说：地理上靠近苏联，军事上飞机大炮，意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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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河口会议没有具体提出接通苏联的问题，但其北上方针明显地包含着力图把甘肃西部乃至新疆“控制在我手里，背靠西北”，退可依托苏联，进可逐鹿中原的战略设想。只是，对于许多人来说，这个时候要想实现这一设想纯粹是一件可望而不可即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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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军事顾问李德就明确认为，这样做一来会给苏联造成麻烦，以至危及苏联的安全，二来以现有实力也很难实现。更多的领导人则顾虑到鲍罗庭以往所犯的“逃跑主义”错误，担心“打通国际路线”的设想有退却畏缩之嫌，因而极力强调北上计划“不是打通苏联，而是向前”，是进攻。张国焘考虑得更多。他根据四方面军过去的作战经验，对打地方军阀的部队比较有信心，对打国民党的中央军则顾虑重重。当他得知北上要遇上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胡宗南部后，立即对北上方针犹豫起来。与此同时，这个时候四方面军无论人还是枪的数量都几倍于中央红军，张国焘相信有必要先解决“统一指挥的组织问题”，陈昌浩据此于16、18日两电中央，要求“请焘（指张国焘——引者注）任军委主席，朱德任前敌指挥，周副主席兼参谋长”，由“军委独断决行”以利集中。因此，张国焘虽然同意了两河口会议的决定，很快却开始拖延部队的行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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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在7月10日，一方面军进至岷江西岸的毛儿盖地区，开始逼近松潘，四方面军主力却迟迟不进。一旦被敌人识破红军北上意图，胡宗南部主力大批赶到阻截，整个计划均将告吹。故朱德、毛泽东等已不得不急电张国焘，称：“分路迅速北上原则，早经确定，后勿（忽）延迟致无后续部队跟进，切盼……各部真能速进，勿再延迟坐令敌占先机。”[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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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看不满足张国焘等人的要求难以确实北上，经这时在中央负总责的张闻天提议，中共中央于7月18日决定在军委设总司令及总政治委员职，由张国焘任总政治委员，为军委总负责者，并由四方面军司令员和政治委员徐向前、陈昌浩兼前敌部队指挥和政委。[13]至此，张国焘才又开始指挥四方面军与中央红军协调行动，实行北上进攻松潘计划。但随即又出现各部队严重缺粮的情况，原定7月28日各部队到达预定位置的计划再度被延误。很快，胡宗南军主力赶到松潘地区，夺取松潘的战役计划被迫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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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北上必与国民党中央军遭遇，张国焘再度对是否继续北上发生动摇。而这个时候，四方面军与一方面军之间的团结也接连出现问题，中共中央不得不重新开会统一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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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附近的沙窝再度举行会议，讨论由张闻天提出的《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形势与任务的报告》，报告进一步重申了两河口会议所作的北上决定的必要性，并直截了当地强调了争取西北地区，背靠苏联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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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在会议上作了重要发言，也集中提出了背靠苏联的问题。他解释说，西北地区是“统治阶级最薄弱的一环”，是“帝国主义势力最弱的地方”，然后特别强调了“苏联在这地区影响大”的问题。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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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上靠近苏联，政治上物质上能得到帮助，军事上飞机大炮，对我国内战争有很大意义。五次围剿开始堡垒主义，我们对技术方面应很大的作准备。……我们基本上靠自己，但（应）得到国际的帮助。……因此要用全力达到战略方针，首先是甘肃这区域，但要派支队到新疆，造飞机场、修兵工厂。[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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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张闻天、毛泽东的主张，张国焘和四方面军领导人如陈昌浩、傅钟等虽未直接反对，但话里话外却明显地表示出不那么赞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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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说什么不管苏联援助我们的态度如何，我们共党应把责任放在自己身上，不要以为与苏联接近就是要从苏联得到技术帮助；说什么同志们对西北方向讲了很多，但不要把少数民族问题看成是一个困难；说什么从西北发展到东南是可能的，但政治局决定整个革命问题不能偏向一边，不应限于一种因素，如此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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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显然，张国焘等人对北上方针实际上是不同意的，但他们在政治局中不占多数，一时又找不出十分充足的理由加以反对，因此说起话来只好含糊其辞。结果，会议仍旧通过了张闻天的报告。20日，政治局又在毛儿盖开会，按照毛泽东的提议，制定了《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进一步规定了北上战役行动的具体步骤。只是，既然张国焘等人内心不赞成北上，其领导下的四方面军人多枪多，张在名义上又是军委总负责者，部队调动指挥及其具体军事行动仍不免受到严重掣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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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底，中共中央所在的右路军力克包座，打通了北上甘南的通道，张国焘面临严峻选择。终于，张国焘以缺粮和葛曲河水大不能徒涉等理由，于9月3日下令左路军离开北上路线，西进阿坝地区，不走了。形势一时间变得异常微妙和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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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分裂，毛泽东提议：经过游击战争打到苏联边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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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8日，张国焘避开中央，下令正在右路军的前敌总指挥徐向前、陈昌浩率右路军回头南返。此一命令引起中共中央高度警觉，一、四方面军迅速面临分裂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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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一、四方面军的分裂，各种书讲得很多。始终成为悬案的，是毛泽东提到过的那封张国焘想要“武力解决”一方面军的“密电”。实际上，即使没有所谓“密令”，以当时情势和以后红军发展的历史事实，中共中央不顾一切单独北上也是唯一正确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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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获张国焘电令后，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王稼祥以及徐向前、陈昌浩当晚即在周恩来的住处开会。经劝说，徐、陈均同意北上更为有利。于是当晚七人联名电张，说明无论地形、经济还是居民环境，阿坝都不是久留之地。北上再困难、减员再严重，只要进入甘南，就补充有望。甘南若不能住，“即以往青宁新说，亦远胜西康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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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9日张国焘再电陈、徐并中央，坚持原令，强调川敌好打。结果，陈昌浩改变了态度，准备执行南下命令。经劝说无效，不得已，毛泽东等当晚紧急开会讨论对策。关于要不要单独北上的问题，讨论中一些与会者曾经有过顾虑，担心这不符合布尔什维克的原则。但在毛泽东详细分析了事态可能的发展趋势后，大家都赞同了毛泽东的提议，以周恩来任右路军指挥，密令一方面军主力连夜北上。[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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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脱离右路军陈昌浩指挥下的四方面军部队之后，中央致电张国焘，称“阅致徐、陈调右路军南下电令，中央认为完全不适宜的。中央现在恳切地指出，目前方针只有向北才是出路”。“左路军应速即北上，在东出不利时，可以西渡黄河，占领甘、青、宁、新地区，再行向东发展。”同日，毛泽东等以政治局名义命令陈昌浩、徐向前说：“八日朱张电令你们南下，显系违背中央累次之决定及电文，中央已另电朱张取消该电。”“为不失时机的实现自己的战略方针，中央已令一方面军主力向罗达、拉界前进。四、三十军归你们指挥，应于日内尾一、三军后前进，有策应一、三军之任务。以后右路军统归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同志指挥之。”与此同时，中共中央还发布了《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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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中共中央摆脱张国焘四方面军的掣肘，率一方面军主力一、三两个军单独北上，情形也并不乐观。因为这时一、三两个军作战部队很少，全部加起来也不过4000余人，重新编制后的部队只有六个团的战斗部队，而实际的兵力其实只是六个营。以这样少的兵力，要想实现原定的北上在川陕甘或者在甘南建立根据地的设想，是很少可能性的。因此，向北打到苏蒙边界去的问题立即提了出来。尽管李德建议看个把月结果再定方针，不一定要到蒙古去，但在9月12日举行的政治局会议上，与会者显然都同意毛泽东所提出的行动方针，这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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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应经过游击战争打到苏联边界去，这个方针是目前的基本方针。过去中央曾反对这个方针，（因为）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应该在陕甘川创造苏区。但现在不同了，现在只有一方面军主力——一、三军，所以应该明白指出这个问题，经过游击战争，打通国际联系，得到国际的指导与帮助，整顿休养兵力，扩大队伍。……我们完全拒绝求人是不对的，我想是可以求人的，我们不是独立的共党，我们是国际的一个支部，我们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我们可以首先在苏联边界创造一个根据地，来向东发展。[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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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从最初撤出江西苏区时的87000人锐减到几千人之后，每一个中共中央和一方面军的领导人都明白，现在这种形势对于他们将意味着什么。彭德怀估计：改编后的部队，在进攻作战中一个团只可以对付国民党军的一个营，这也就是说，对付国民党军，全部红军力量只能与其两个团的兵力作战。这自然“要谨慎，不能冒险”。正如毛泽东所说：国民党军队可以调动的兵力有几十个师，而红军再找不到可靠的根据地作为依托，就不得不永远打游击战，以致成为瓮中之鳖，直至被打散。而如果能够通过游击战争打到苏联边界去，就有可能保存这几百名干部和几千名战士，将来“更大规模更大力量打过来”。[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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