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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说什么不管苏联援助我们的态度如何，我们共党应把责任放在自己身上，不要以为与苏联接近就是要从苏联得到技术帮助；说什么同志们对西北方向讲了很多，但不要把少数民族问题看成是一个困难；说什么从西北发展到东南是可能的，但政治局决定整个革命问题不能偏向一边，不应限于一种因素，如此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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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显然，张国焘等人对北上方针实际上是不同意的，但他们在政治局中不占多数，一时又找不出十分充足的理由加以反对，因此说起话来只好含糊其辞。结果，会议仍旧通过了张闻天的报告。20日，政治局又在毛儿盖开会，按照毛泽东的提议，制定了《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进一步规定了北上战役行动的具体步骤。只是，既然张国焘等人内心不赞成北上，其领导下的四方面军人多枪多，张在名义上又是军委总负责者，部队调动指挥及其具体军事行动仍不免受到严重掣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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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底，中共中央所在的右路军力克包座，打通了北上甘南的通道，张国焘面临严峻选择。终于，张国焘以缺粮和葛曲河水大不能徒涉等理由，于9月3日下令左路军离开北上路线，西进阿坝地区，不走了。形势一时间变得异常微妙和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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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分裂，毛泽东提议：经过游击战争打到苏联边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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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8日，张国焘避开中央，下令正在右路军的前敌总指挥徐向前、陈昌浩率右路军回头南返。此一命令引起中共中央高度警觉，一、四方面军迅速面临分裂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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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一、四方面军的分裂，各种书讲得很多。始终成为悬案的，是毛泽东提到过的那封张国焘想要“武力解决”一方面军的“密电”。实际上，即使没有所谓“密令”，以当时情势和以后红军发展的历史事实，中共中央不顾一切单独北上也是唯一正确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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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获张国焘电令后，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王稼祥以及徐向前、陈昌浩当晚即在周恩来的住处开会。经劝说，徐、陈均同意北上更为有利。于是当晚七人联名电张，说明无论地形、经济还是居民环境，阿坝都不是久留之地。北上再困难、减员再严重，只要进入甘南，就补充有望。甘南若不能住，“即以往青宁新说，亦远胜西康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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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9日张国焘再电陈、徐并中央，坚持原令，强调川敌好打。结果，陈昌浩改变了态度，准备执行南下命令。经劝说无效，不得已，毛泽东等当晚紧急开会讨论对策。关于要不要单独北上的问题，讨论中一些与会者曾经有过顾虑，担心这不符合布尔什维克的原则。但在毛泽东详细分析了事态可能的发展趋势后，大家都赞同了毛泽东的提议，以周恩来任右路军指挥，密令一方面军主力连夜北上。[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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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脱离右路军陈昌浩指挥下的四方面军部队之后，中央致电张国焘，称“阅致徐、陈调右路军南下电令，中央认为完全不适宜的。中央现在恳切地指出，目前方针只有向北才是出路”。“左路军应速即北上，在东出不利时，可以西渡黄河，占领甘、青、宁、新地区，再行向东发展。”同日，毛泽东等以政治局名义命令陈昌浩、徐向前说：“八日朱张电令你们南下，显系违背中央累次之决定及电文，中央已另电朱张取消该电。”“为不失时机的实现自己的战略方针，中央已令一方面军主力向罗达、拉界前进。四、三十军归你们指挥，应于日内尾一、三军后前进，有策应一、三军之任务。以后右路军统归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同志指挥之。”与此同时，中共中央还发布了《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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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中共中央摆脱张国焘四方面军的掣肘，率一方面军主力一、三两个军单独北上，情形也并不乐观。因为这时一、三两个军作战部队很少，全部加起来也不过4000余人，重新编制后的部队只有六个团的战斗部队，而实际的兵力其实只是六个营。以这样少的兵力，要想实现原定的北上在川陕甘或者在甘南建立根据地的设想，是很少可能性的。因此，向北打到苏蒙边界去的问题立即提了出来。尽管李德建议看个把月结果再定方针，不一定要到蒙古去，但在9月12日举行的政治局会议上，与会者显然都同意毛泽东所提出的行动方针，这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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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应经过游击战争打到苏联边界去，这个方针是目前的基本方针。过去中央曾反对这个方针，（因为）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应该在陕甘川创造苏区。但现在不同了，现在只有一方面军主力——一、三军，所以应该明白指出这个问题，经过游击战争，打通国际联系，得到国际的指导与帮助，整顿休养兵力，扩大队伍。……我们完全拒绝求人是不对的，我想是可以求人的，我们不是独立的共党，我们是国际的一个支部，我们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我们可以首先在苏联边界创造一个根据地，来向东发展。[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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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从最初撤出江西苏区时的87000人锐减到几千人之后，每一个中共中央和一方面军的领导人都明白，现在这种形势对于他们将意味着什么。彭德怀估计：改编后的部队，在进攻作战中一个团只可以对付国民党军的一个营，这也就是说，对付国民党军，全部红军力量只能与其两个团的兵力作战。这自然“要谨慎，不能冒险”。正如毛泽东所说：国民党军队可以调动的兵力有几十个师，而红军再找不到可靠的根据地作为依托，就不得不永远打游击战，以致成为瓮中之鳖，直至被打散。而如果能够通过游击战争打到苏联边界去，就有可能保存这几百名干部和几千名战士，将来“更大规模更大力量打过来”。[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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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比较一年后数万红军实施“打通国际路线”作战而未得的情况来看，以这几千兵力能否由川陕边界一路打到外蒙古边界上去，实属不得已而为之的冒险计划。这是因为，中央红军已辗转跋涉西南各省，历经艰难，人数锐减却始终无法找到落脚点。靠剩下的这少数兵力，要想在西北更偏远、荒蛮、更少革命基础，甚至毫无地理、人口、物产知识的地区创立根据地，几乎没有可能。因此，北上苏蒙边界是保存红军和中共骨干的唯一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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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以中央红军当时所在的川甘边界地区，要想打到苏蒙边界去，还有相当遥远的路途和想象不到的种种困难。当时他们所知道的只有两条路线。一是经甘肃、宁夏，直趋绥远的定远营，这是1920年代邓小平等人由苏联前往冯玉祥国民军工作时曾经走过的路线；一是经甘肃狭长的河西走廊前往新疆，这是避开国民党中央军追击的一条迂回路线。无论走哪条路线，几千疲惫的红军部队要想掩护数百徒手的中央干部大队人员安全到达目的地，仍旧危险重重。好在中共中央进入甘南不久就从拾到的一张《大公报》上了解到在陕北还存在着一块苏区，可以做红军的落脚点。于是，他们及时地改变了原定的方针，冲破敌人的围追堵截，杀向甘北，然后转入陕北落下脚来，不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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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国际提出援助方案，斯大林赞成红军靠近苏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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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北上，以及“打通国际路线”的方针，在中共领导人当中，十分明显地始终存在着某种顾虑。这不仅因为曾经历史上有过鲍罗庭“逃跑主义”的阴影在作怪，而且因为长期以来中国共产党所受到的是“保卫苏联”的教育和熏陶，他们往往首先会考虑自己的做法是不是会给苏联带来什么不利的影响。因此，如果不是形势所迫，他们通常是不会主动采取这一步骤的。但他们这时不了解的是，莫斯科此时其实并不反对他们向北靠拢，甚至有意向他们提供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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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在1930年，斯大林就已经开始意识到需要武装援助中国红军的问题了。斯大林当时曾对中国红军及其根据地能否在靠近中国心脏地区和主要交通要道的南方各省长期坚持下去，表示悲观。在帮助中共中央制定未来发展计划的时候，他当着周恩来的面明确提出：将来红军如果能够向西发展，得到四川那样一块地方就好办了。因为四川具有进可攻退可守的极为有利的自然地理条件，又较为偏僻，红军不会因过分靠近南京受到国民党军队频繁的围剿与进攻。[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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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按照斯大林的建议把红军开入四川的是张国焘。1930年斯大林向周恩来等中共代表提出向四川发展的建议时，张国焘恰好也在莫斯科。正是在他的带领下，原来坚持在鄂豫皖三省交界地区的红四方面军于1932年底向西退进了四川的北部地区。尽管张国焘此举纯粹是反围剿战争失利的结果，但其西去的行动不仅没有受到共产国际的批评，反而受到它的赞扬。共产国际执委会一知道红四方面军在川北建立起川陕根据地的消息，就立即发来电报，对红四方面军在战争不利时主动撤出原苏区，退入四川的行动给予积极的评价。电报称：“在保卫苏维埃领土时，必须保持红军的机动性，不能以付出重大损失的代价把红军束缚在一个地方，这一点对于保卫中心地区尤为重要。”因此，“我们对四方面军主力转入四川的评价是肯定的。我们认为，在四川、陕南和有可能的话向新疆方向扩大苏维埃根据地，具有很大意义”。[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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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3月共产国际执委会的这封电报，是目前所能见到的共产国际领导机关最早的一份明确建议中国红军向西和西北地区发展的正式的指示电。这封电报清楚地表明，苏联和共产国际希望红军西去川陕甘，并且希望红军接通新疆地区，尽可能地向接近苏联的方向发展。这一建议的目的，很显然已经包含着苏联希望利用中国西北边界向红军提供帮助的考虑在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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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秋天以后，由前中共陕甘游击队改组的红二十六军在陕甘边界地区渐渐变得活跃起来，这种情况进一步引起共产国际方面的高度重视。共产国际领导人几次要求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提醒中共中央下大力气发展这一地区的军事工作和政治工作，以便打通川陕苏区与新疆之间的联系。根据共产国际的建议，中共驻共产国际的正式代表王明和康生两人曾两次写信提到这个问题。其1934年9月的一封信更把向西北发展的工作提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信称：如果我们能够将陕北与陕南的游击运动发展起来，我们就能够接通川陕苏区与新疆的联系，从而接通苏联。因此，“我们提议，中央与四川、陕西的党共同努力完成这个与中国革命有伟大意义的工作”。共产国际也已同意中共为此派遣一部分西北与北方的干部立即去苏联学习，以便派去西北地区开展工作。[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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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33年秋天以后，由于新疆新的统治者盛世才积极靠拢苏联，苏联迅速开始展开其对中国新疆的工作。至1933年12月和1934年1月苏联兵分两路进入新疆帮助盛世才打败甘肃马仲英部与伊犁张培元部的两面进攻，更进一步加强了苏联在新疆的影响力。这样一来，中国红军由东向西发展，苏联的势力则由西向东伸展，两方面的距离迅速缩短，通过中国西北使中国红军接通苏联的前景对共产国际更具吸引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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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夏，共产国际驻上海的远东局军事代表弗雷德回到莫斯科。在和各方面负责人交谈之后，他很快向共产国际副总书记兼联络局局长皮亚特尼茨基就中国红军的未来发展方向问题提交了他的建议书。在这份建议书中，弗雷德再清楚不过地说明了中国红军向西北发展的战略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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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雷德在这一文件中明确提出，目前红军及苏区在中国南方，包括在江西的发展都遇到了严重的困难，中国革命当前最具发展前途的根据地是在四川。但四川的工作还远不能令人满意，它在各方面的工作都相当薄弱，不能适应建立巩固根据地的要求。特别重要的是，根据几年来斗争的经验，红军的发展极度需要来自国外的援助，而这种援助只能通过加强中共在西北的工作和红军向西北发展的战略来实现。为此，弗雷德提议，立即在苏联中亚细亚的阿拉木图组织由中共军政领导人和共产国际联络部人员联合组成的中共西北局，开始调查通过新疆、外蒙等地派遣人员到中国西北各省发展游击战争的可能性，直接援助陕北的红二、六军，并通过他们接通四川红军。为此不仅应当从莫斯科派遣一些有能力的和具有主动工作精神的中国干部到中国西北地区去，而且应当考虑派遣一些在苏联远东地区工作的华人干部，包括一些从东北来的游击队成员，通过新疆到中国的西北地区去，充分利用西北地区的各种武装力量，并把它们改造成革命的武装，使之与四川的斗争汇合起来。同时还应考虑在苏联的中亚细亚地区组织一个秘密的军政学校，包括建立一个至少足够装备五万人的秘密武器库。特别是对于军事援助这一点，弗雷德具体解释说：“可以肯定，仅仅培养干部是不够的，我们将来必须要为红军提供武器，包括飞机大炮等等。为此我们应该从俄罗斯向中亚细亚运送足够装备五万人的武器装备，并在那里建立武器库”，以便随时可以根据需要向西北地区的红军提供军事上的帮助。[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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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弗雷德的建议书提交上去后不久，共产国际即开始委托红军情报部门着手对中国西北地区进行具体的调查工作。因此，1935年产生了一些重要的调查报告，如《关于中国西北边疆情况的报告》，和《关于内蒙古一般情况的报告》等。这些报告说明，从中国西北地区接通苏联至少有两条道路可供选择，一条是经过新疆的哈密进入甘肃西部地区，一条是经过外蒙进至绥远的定远营，接通宁夏和山西。后者要比前者对红军更为方便，但暴露的可能性也大得多；前者距离较远，道路困难，费时较长，但由于新疆掌握在盛世才的手中，保密性却好得多。[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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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35年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书记处关于红军行动的一份报告来看，共产国际在这一年的4月间已经决定要红军在靠近苏联和外蒙的西北地区创立战略根据地了。该报告宣称：“现在，不仅四川地区的西北边界已经不存在任何严重的威胁，而且今后红军向陕西、甘肃方向发展具有非常远大的前景，因为这些地方的游击队已经建立起一些重要的根据地，并且建立起独立的苏维埃政权。”红军“向西北发展的道路事实上已经打通”。苏联国防部、苏军情报局和共产国际联络局三家甚至联合组织了一个三人组，特别研究了中国红军未来在中国西北地区的发展计划及其苏联方面的援助问题，这个小组的一份报告也肯定，红军在西北发展以及接受援助是可能的。[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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