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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不难看出，到了1935年，苏联方面关于支持中国红军向西北地区发展和直接援助中国红军的战略设想，已经基本形成了。正是因为如此，还在1935年8月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召开期间，苏共中央和共产国际就急忙地找到中共代表团，要他们选派一位重要干部秘密潜回中国西北地区，寻找正在北上的红军，一面转达共产国际关于统一战线的新政策，一面转告中共中央努力向西北发展。斯大林特别叮嘱说，告诉中共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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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主力可向西北及北方发展，并不反对靠近苏联。”[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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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窑堡会议决定年内打通苏联，延长会议改变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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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派来执行这一秘密使命的人选是林育英。国际“七大”尚未结束，他就带着共产国际联络部编制的与莫斯科联络的电报密码，化装成一名商人，由俄国人派飞机送到外蒙，然后从那里跨过边界，经过长徒跋涉，辗转来到陕北。他8月中旬动身，到达陕北瓦窑堡中共中央所在地时，差不多已经是1935年11月20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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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同意中国红军靠近苏联，这对于将近一年来极端渴望得到苏联援助的中共领导人来说，不能不是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张闻天当即于11月20日和25日接连写信给在前线的毛泽东等人，主张根据斯大林的建议，迅速准备经宁夏靠近外蒙，以取得技术援助并建立更加巩固的战略根据地。[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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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候的陕北苏区，其实只有安塞、保安、瓦窑堡三个县是中心区，周围都是与敌人犬牙交错的游击区。这里沟壑纵横，到处是黄土高坡，人口稀少，自然条件十分恶劣，尤其是对于那些来自南方的干部和战士来说，一时间大家很难相信能够在这样恶劣的条件下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再加上中央红军兵力从甘南向陕北挺进途中又减员1500人以上，与陕北红军加在一起也只有不过6000人，而陕北苏区周围各种国民党部队就有数万人，因此，张闻天等主张迅速取得苏联援助，是十分自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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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作为军事领导人，这时在前线的毛泽东、彭德怀等人却有不同的看法。经过长征之后，他们看重由于找不到立脚点而使部队严重减员的危险，更加看重根据地对士兵心理的重要性。因此，毛泽东一接到张闻天的电报，就马上回电表示：“关于红军靠近外蒙的根本方针我是完全同意的，因为这个方针是使中国革命战争，尤其不久就要到来的反日民族战争取得更加有力量与更加迅速发展的正确方针。我不同意的是时间与经路问题，第一，红军目前必须增加1万人，在四个月内我们必须依据陕北苏区用空前努力去达此目的；第二，最好是走山西与绥远的道路，这是用战争用开展用不使陕北苏区同我们脱离的方针与外蒙靠近。为完成上述两种任务，我想有六个月左右的时间就够了。所以，我们应在明年夏天或秋天与外蒙靠近。”[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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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扩大红军的信心是这些军事领导人从与正在围剿他们的张学良东北军的作战中得来的。最初他们估计以红军的现有兵力，最多只能对付国民党几个团，因此，到陕北后，他们提出的最初的扩红计划也只不过是1200人。但11月下旬与东北军初次正式交手，就以2000多人一举歼其一○九师全部和一○六师两个团，毙伤俘获达6000人之众，仅师以下各级军官就达数百人。这显然使红军指挥员大受鼓舞，并对巩固和扩大苏区和红军开始充满信心。因此，“打通国际路线”在他们看来，一时变得不是那么紧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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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3日，中共中央举行军事会议，毛泽东作军事问题的报告，同时提出打通苏联与巩固和扩大苏区问题。他主张：“打通苏联是中心口号，与巩固和扩大苏区联系起来。”根据毛泽东的建议，中共中央决定将此一目标分三个步骤来实现，即：第一步，在陕西扩大红军，巩固苏区，准备东征；第二步，进攻山西西部，击破晋军主力，进一步扩大红军，完成与苏联的通讯联络；第三步，转进绥远，靠近外蒙和抗日前线。[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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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毛泽东的这一计划，打通苏联只是计划中的第三步，它最终能否实现还要看已经进抵热察和平津一线的日本军队是否会进入绥远而定。对于这一点，多数与会者表示了异议，他们力主把打通苏联放在第一位，至少也应把二者并列起来。因此，会议决议在行文上，对打通苏联与巩固和扩大苏区的关系问题并没有作清楚的说明，而是把前者规定为最终目标，至少在行文上看起来整个1936年的三步作战计划是以“打通国际路线”为中心任务的。但对于这种提法，部分军事领导人乃至地方领导人则有所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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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1月，红军主力开始受命移师黄河东岸，中共政治局亦随军行动，只留西北中央局率少数地方红军和游击队保卫苏区，东征战役即将开始。由于担心这一军事行动会以打通苏联为目的，有使红军再度脱离苏区根据地的危险，彭德怀等相继致电中央表示不安。他在1月24日、26日和30日接连致电中央，强调“巩固的发展求得靠近外蒙原则上不应有所改变，但目前行动步骤上我已感觉有重新考虑的必要”。因为：“陕北苏区是中国目前第一个大苏区，是反蒋抗日有利的领域，是全国土地革命民族革命一块最高的旗帜，应以如何手段使之巩固扩大，如红军行动有脱离这个苏区危险性可能时，都是不正确的。”[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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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军事顾问李德这时也上书中共中央，主张慎重考虑打通苏联问题。他说：“我们有一万三千人，其中二分之一是新战士和三千新的俘虏兵”，“敌人阎锡山一个就有八万人”。特别是，“同苏联的联系不应当作为自己的主要战略目的，战略上的联系应当看作配合行动（在苏日战争爆发的前后一个样），战争未发生以前，在我们这方面应当避免能够引起苏日冲突的行动。……我们应当从我们的战略计划取消向绥远先机接近外蒙的条文。……没有到绥远去的必要，没有必要接近外蒙古”。[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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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军事领导人的这种看法，留守陕北苏区的周恩来与博古等则有不同看法。周、博电称：我们目前的“中心任务应以扩大赤区服从于打通苏联。……打通苏联我们认为不是一个单独的技术问题，这包含整个党的政治任务及战略总方针之实现问题，而且也不应解释为单纯的技术条件之取得。一方面，将我们的战线靠拢与联接起来；另一方面在敌人后方开展我们的战线，这是万分重要的事”[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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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到这种情况，最早提出全力“打通国际路线”、接取援助的张闻天转而赞同了彭德怀等人的看法。他承认：“长征经验证明，主力红军长期没有根据地时使我们发生极大困难”，因此，原定的“将保卫与扩大巩固根据地放在战略计划之第二项是不适当的”，将打通苏联取得技术帮助作为战略方针的中心也是“不对的”。[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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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此，1936年1月31日，中央部分领导人与军事负责人在陕北延长召开军事会议，重新讨论了战略方针。经过反复讨论，原定的第三步骤，即年内经绥远接通外蒙的计划被取消，1936年的军事行动仅以扩大苏区和红军为目的，东征山西的作战在保证回渡黄河没有问题的情况下继续准备实施，全部作战“着重在巩固的发展，反对冒进与脱离现有根据地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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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打通国际路线的任务势在必行，林育英又可以国际代表的身份在一、四方面军之间起调解作用，故中共中央这时特地通知张国焘斯大林的建议，希望四方面军和在云贵交界处的红军二、六军团立即设法北上，共同实现打通苏联的任务。其2月14日电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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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战略方针弟等有如下意见：……育英动身时曾得斯大林同志同意，主力红军可向西北及北方发展，并不反对靠近苏联。四方面军及二、六军如能过一岷江，一过长江，第一步向川北，第二步向陕甘，为在北方建立广大根据地，为使国内战争与民族战争打成一片，为使红军真正成为抗日先遣队，为与苏联红军联合反对共同敌人日本，为提高红军技术条件，这一方针自是上策。[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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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进绥远作战受挫，毛泽东提出“西北大联合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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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0日，红军发动了东征战役。到3月初已击溃或歼灭阎锡山部5个团，俘虏1200余人。一个月后，红军更打败阎部达19个团之多，前锋已达文水、交城、介休、灵石、霍县、赵城、洪洞、临汾之线，并占领了同浦路之一段。于是，人们对于东征可能带来的危险的担心迅速消失，中共中央对军事形势的估计重又乐观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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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下旬，中共中央在山西石楼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新得到的共产国际“七大”文件。张闻天再度提出：“东征并不取消打通国际路线”，只是打通的方法是不一样的，“我们仍公开的讲需要无产阶级国家的帮助”。毛泽东也明确表示，应当坚持打通国际路线的方针，下决心与苏联打成一片，在日苏战争不可避免的条件下，不要怕对苏联不利。他说：中国红军与苏联靠拢，对红军帮助很大，即根本取消技术帮助，只讲政治帮助亦是大的。而苏联亦得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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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此，毛泽东已经开始具体考虑与苏联方面建立密切的军事关系，这包括：（1）对日作战彼我双方之共同步骤问题；（2）两军委通信联络问题；（3）我军向绥远行动并向绥远创立局面问题；（4）技术问题，能否接济步枪、步弹、轻重机枪、高射机枪、步兵炮、新式架桥设备、无线电器材，如可接济，我军在秋天全部开赴绥远接运一次至二次；（5）人的帮助问题，担任特种技术教育者数人，担任作战者数人。[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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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征的成功使毛泽东等人开始改变过去所说的“打通”的概念。过去说“打通”，是因为红军没有能力建立一个与苏联连成一片的大规模的根据地，而今天这种可能性似乎出现了。毛泽东批评那些对实现这一设想表示怀疑的干部是对革命形势和战略任务了解不足。他指出：现在红军的任务是“在华北，首先是在山西经过游击阶段，创造比陕北更大的根据地。在此根据地内建立模范的人民政权，成为号召全国革命的中枢。将此根据地与外蒙连接，与苏联打通”[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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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征作战计划，是建立在单独对付阎锡山晋军的估计之上的。中共中央显然没有料到以山西为独立王国的阎锡山会那么快就把国民党中央军引进来。东征作战不过一个月后，中央军汤恩伯等部就进入山西，这不仅使原来与红军作战的国民党军由20多个团很快增加到50个团之多，而且中央军的作战能力明显高于晋军。因此，东征山西的红军被迫转入了防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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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陕西方面张学良、杨虎城等部约15个师在蒋介石的命令下，这时也被迫向陕北苏区推进，并迅速切断了陕北与关中的交通，使得留在陕北苏区的四个团和几个独立营难以招架。至4月下旬，形势已经根本变得对中共不利，在山西及华北几省建立根据地的战略设想已经无从实现，整个东征作战方针不得不根本改变。5月初，红军全部撤回陕北，中共中央又不得不重新考虑新的发展方向和战略方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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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出现了一个未曾料到的新情况，这就是，经过4月9日夜周恩来与张学良在延安的秘密会谈，张学良已经暗中转过来支持中共的“抗日反蒋”方针了。5月初，各种情报纷至沓来，都明确讲，张学良决心拖到11月即揭旗抗日，并不惜与蒋介石大干一场。考虑到红军与东北军首领的统一战线关系已经确立，双方并且约定了寻求苏联支持的具体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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