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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这时也先后与杨虎城、高桂滋等西北地方实力派建立了秘密联系，在陕西乃至整个西北地区自然出现了有利于中共推进“抗日反蒋”的统一战线局面的重要时机。鉴于“国际已三四次派人来找我们，希望我们在西北成立大局面”，“盼望红军靠近外蒙、新疆”，中共中央于5月8日再度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目前形势与今后战略方针。毛泽东在会上明确提出了“为西北国防政府斗争”的政治斗争任务，准备推动张学良和东北军共同组织西北国防政府和西北抗日联军，并和外蒙一样联合宁夏、新疆等省与苏联结成“抗日反蒋”的“西北大联合”。正是在这次会上，中共中央初步确定了向西发展的计划。[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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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贯彻这一新的战略意图，周恩来应张学良之邀于5月12日再度前往延安与之秘密会谈，双方共同商讨了实行抗日反蒋的“西北大联合计划”，并基本商定以兰州为实施“西北大联合计划”的大本营，同意以张学良为西北国防政府主席和抗日联军总司令，东北军将协助红军“打通国际路线”。“打通国际路线”因此有了更可靠的条件和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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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8日，中共制定《西征战役计划》，决定全力向西发展，一方面在陕甘宁边扩展根据地，一方面相机夺取宁夏，以便打通国际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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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接通与莫斯科的电讯联络，要求国际提供军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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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北红军经过东征战役，已经发展到近2万人。又有东北军策应，“打通国际路线”的条件较前有了极大的改善。但仅凭这2万人，要在不失去陕北根据地的前提下实现接通苏联的任务，根据东征的经验，显然还过于困难。特别是在东征受挫之后，国民党军队已经渡过黄河，进入陕北，红军作战压力一下子增大了许多。设法将还在西南地区的数万红军争取到陕北甘北来，就成为毛泽东等领导人不得不考虑的紧迫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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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之前，中共中央为此已做了大量工作，并反复说明了靠近苏蒙边界的重大意义。但张国焘始终不为所动，声称“若欲从外蒙取得与苏联关系，将成为日本进攻外蒙苏联的借口，诚为罪恶行为”。1935年11月5日，张国焘干脆自行以“党中央、少共中央、中央政府、中革军委、总司令部等名义，对外发表文件”，电告中共中央说：“你们应以党北方局、陕甘政府和北路军（名义），不得再冒用党中央名义。”经反复交涉，特别是林育英以国际代表身份做劝说工作，至1936年1月底，张国焘才被迫稍作让步，主张问题交由国际和中共代表团解决，他们方面改称西南局，中共中央改称西北局。尽管此一主张仍然不能为中共中央所接受，但毕竟使双方有了一个平等交换意见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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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根据毛泽东等人提议，林育英在1936年2月14日向四方面军转达了莫斯科方面的援助意图，强调联合苏联的重要性，要求他们以及还在云贵两省交界处的红军二、六军团设法北来的专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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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迟至5月，张国焘方面仍无动静。5月25日，根据新的西征作战计划，中共中央又向四方面军以及即将与四方面军汇合的二、六军团领导人呼吁，要他们立即北上。电报称：“红军西渡后向陕甘宁发展，策应四方面军与二方面军，猛力发展苏区，渐次接近外蒙。外蒙与苏联订立了军事互助条约，国际盼望红军靠近外蒙新疆。”“四方面军与二方面军宜趁此十分有利时机与有利天候，速定大计，或出甘肃，或出青海。”[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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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受莫斯科派遣，先后有数批受过专门训练的人员携带密码或电台秘密潜往陕北，仅到达陕北苏区的即有林育英、阎红彦、刘长胜等人，已知有两人中途遇险未至，另有一行数人携带电台经北平前来，途中遇土匪袭击，一人脱逃。由此可知这时共产国际为与陕北红军取得联络，并提供技术帮助，确实颇费心计。[38]因此，中共中央明确告诉二、四方面军领导人：“国际已三四次派人来找我们，希望我们在西北成立大局面”，“盼望红军靠近外蒙新疆”，发动西北大联合的战略计划，是完全符合共产国际和苏共中央要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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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中共中央刚刚提出“西北大联合计划”不久，就发生了两广事变。国民党广东、广西地方实力派首领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等以抗日为名，揭旗反蒋。这无疑为“西北大联合计划”火上添油。中共中央确信：“西北政府已经有了迅速组织的可能与必要，我们应以西北的发动去配合两广的发动”，“使抗日反蒋的统一战线进到高度具体化”。为此，中央进一步加紧了劝说张国焘的工作。此举终于在6月10日有所奏效。当天张国焘有电报来，表示要向夏洮西北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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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6日，中共中央接通了与共产国际的电讯联络。过去，与莫斯科的电讯联系是经过上海中转的。由于江西苏区陷落，特别是上海中央局被国民党特务机关破获，中共中央与莫斯科失去联络已有将近一年时间。尽管林育英等陆续到来，但中共和红军方面的消息，特别是有关军事战略方面的重要意图始终不能转送到莫斯科去。电讯联络的接通，显然解决了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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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给共产国际的第一封电报就汇报了接通苏联，建立西北大联合的想法，明确提出：“西北发动有加快的必要。”电称：“为了策应两广及华北的局面，西北的发动决定提早，发动的时机拟在两个月内，发动的部署以接近苏联与解决西北蒋介石力量为原则，大体以红军一方面军经于甘北，二、四方面军经于甘南，以东北军一部入兰州，解决朱绍良并控制兰州到哈密要道。”电报特别要求共产国际提供经费和军火援助。[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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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初，当中共中央发出第二封电报时，又再度强调了这一点，指出：“国际的援助是一个重要的条件。”没有这一条件，不仅张学良东北军将缺乏信心，即使发动成功，十多万军队的粮饷弹药也将难以为继。[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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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考虑到这种情况，毛泽东再三告诫其左右说：“打通苏联取得接济仍是总的战略方针中重要一着。”“无论站在红军的观点上，站在红军与友军联合成立国防政府的观点上，打通苏联解决技术条件，都是今年必须完成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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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如此，他还具体提出了打通国际路线的道路和时机问题，指出：道路“一是宁夏及绥远西部；一是甘凉肃三州。时机一是夏秋，一是冬季”，“如外蒙能出兵策应并解送军械，我军又有渡河作战条件，则出宁夏最为有利，否则只好候冰期”。[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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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科来电：同意你们占领宁夏地区和甘肃西部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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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3日，四方面军与二、六军团在甘孜会师。27日，张国焘已同意北出甘南。然而，时机转瞬即逝。就在中共全力以赴地准备8月左右发动西北地区抗日反蒋大联合，以响应两广反蒋事变之际，两广事变不久就失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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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广事变失败，蒋介石的力量不仅没有削弱，反而加强了。一旦蒋介石转过身来集中力量解决西北问题，西北的发动就将面临更大的困难。在这种情况下，“打通国际路线”，接取苏联援助更加成为整个计划中最为关键的一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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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0日，中共中央开会进一步讨论了实施“西北大联合计划”，特别是首先实现打通苏联的具体部署。12日，他们正式通知了这一“战略方针”的内容，即“一、二、四三个方面军有配合甲军（东北军）打通苏联，巩固内部，出兵绥远，建立西北国防政府之任务”。“打通苏联为实现全国抗日战争，首先为实现西北新局面，进行部分抗日战争之重要一环。”其步骤包括二、四方面军以一个半月时间进兵夏洮，威胁兰州及青海，吸引西路甘凉肃三州马步芳兵力之转援，以便使西路三州径入于东北军之手。然后，三军汇合甘北，12月起三个方面军中以一个方面军保卫陕甘宁苏区并策应东北军对付蒋介石之进攻，以两个方面军乘结冰渡河消灭马鸿逵，占领宁夏，完成打通苏联任务。[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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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几天后，一个意想不到的情况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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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5日，共产国际发来关于策略转变的重要政治指示，明确要求中共中央放弃前此实行的“抗日反蒋”方针，改行逼蒋和联蒋抗日的方针。这一指示从根本上否定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抗日反蒋”的西北国防政府的那个“西北大联合计划”。[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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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8月下旬开始，中共中央不能不迅速开始按照共产国际新的策略展开对南京方面的统战工作，并通知张学良予以支持和配合。但是，取消“西北大联合计划”和转而以南京为统战的主要对手，是不是就能够如愿以偿地达到目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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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南京与中共之间为寻求政治解决两党关系的办法已经进行了半年多的秘密接触和商谈，但由于双方实力相差甚远，谈判条件亦相距甚远，因此，国民党始终没有放弃消灭红军的幻想。如果西北大联合不能实现，与蒋介石又达不成和平，三个方面军七八万人全都集中到陕北、甘北来，兵员补充和物资供给都将成为严重问题。因此，共产国际政治指示刚一到达，中共中央马上意识到形势之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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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5日，毛泽东起草了给中共代表团团长王明的电报，陈说利害，叮嘱王明务必恳切要求苏联方面提供援助。电文扼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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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陕北甘北苏区人口稀少粮食十分困难，非多兵久驻之地，且北不出宁夏，东不出山西，亦无红军活动之余地，目前陕北苏区即已大为缩小，红军之财政粮食已达十分困难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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