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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图把中国倾向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革命分子联系在一起的，是联共（布）党以及共产国际。1920—1921年，联共（布）党的代表曾不止一次地在上海召集过有中、朝、日等国革命者参加的秘密会议，以鼓动远东各国革命者建立社会主义组织，乃至于共产主义组织，进行相应的宣传。其中中国方面的代表不仅有陈独秀，也有无政府共产主义者黄凌霜等。[19]在广州，苏俄代表甚至还努力把无政府共产主义者与共产主义者组织在同一个团体中。[20]在北京，他们则同意为任何一个自称为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团体的代表去莫斯科与共产国际发生联系提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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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在1921年前后，共产国际对于中国的具体情形还不十分清楚，它显然乐于更广泛地接纳中国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的来访者。为此，它不仅接受了俄共远东局推荐来的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代表张太雷、俞秀松等，而且还不顾中国共产党代表的反对，批准江亢虎享有出席共产国际“三大”的代表资格，并且郑重其事地同姚作宾就共产国际对其组织的支持问题进行了认真的讨论，对胡南湖派去的彭岳狱、彭今夷两位代表所提出的加入共产国际的要求，进行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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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承认上述组织的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性质，在共产国际或许只是设法统一中国处于萌芽状态的中国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的一种策略。然而，在了解中国情况的中国共产党早期成员看来，这种做法本身就是错误的。在1921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一大”上，与会者就明确主张作出规定，对于其他一切党派，只能“始终站在完全独立的立场上”，“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关系”，甚至必须“采取独立的攻击的政策”。[21]他们显然确信，只有自己才是唯一“只维护无产阶级利益”的政党，其他党派充其量都只是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为此，张太雷和俞秀松曾经接连四次向共产国际“三大”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和共产国际主席季诺维也夫写信和抗议，反对他们承认江亢虎的代表资格，指出江亢虎只是一个“十足的政客”，“并不代表任何一个中国政党”，说“中国青年对他既不尊重，也不信任”。给他以代表资格，“肯定会妨碍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工作”，便于他“在中国从事卑鄙的勾当”。[22]同时，他们对姚作宾自称“中国共产党代表”也表示愤慨，明确声称不承认共产国际“同他讨论并且决定的任何东西”，宣布姚本人早已“成为中国学生的卑鄙的叛徒”。[23]从共产国际执委会最终确定的出席其“三大”的中国代表团名单[24]和以后的情况看，这种抗议多半是发生了效力的，因为事实上共产国际此后再也没有同江亢虎及姚作宾等发生关系，他们的所谓组织也很快销声匿迹或不复以共产党的名义存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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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并不是除了陈独秀的共产党以外，所有的试图独立和共产国际发生联系的组织都遭遇了同样的情况。关于四川重庆“共产党”所派赴莫斯科的四位代表[25]的命运及结果，目前还没有文献可以考证，但北京的“中国共产主义同志会”的情况至少明显地有所不同。该组织的代表在1922年赴莫斯科时固然没有得到共产国际的正式认可，却仍旧同共产国际代表保持了非正式的联系，并独立存在了一年以上。在中国共产党公开表示准备联合国民党，并提出了民主革命纲领的1922年夏天，他们甚至一度宣布陈独秀等已经“变节”[26]，力图要取代陈独秀的中国共产党，而成为中国唯一的共产主义组织。为此，两个组织间自然一度公开论战，中国共产党方面也曾撰文斥责对方根本不了解“第三国际理论”，甚至宣称胡南湖“不过是光怪陆离的东方匿报投机官僚罢了”。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周报还曾公开揭露了胡鄂公在北京政府及国会中的所谓政客“投机”活动。[27]但是，不久之后，在共产国际代表的劝说和推动之下，两方面又握手言和。“中国共产主义同志会”很快就合并到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里去了。胡南湖等亦得以一度转而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了。[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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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党的经费来源与生存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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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上述，我们可以看出中国早期共产主义组织同共产国际及联共（布）党关系之一斑。很明显，中国共产主义组织的产生并不完全是后者主动所造成的，它确是一种历史必然。但是，在中国，共产主义组织产生容易，其生存和发展却必须要得到后者的承认和支持，才有可能，这是同当时中国的具体条件分不开的。由于中国工业极为落后，资本主义发展水平很低，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阶级基础和理论基础都极其欠缺薄弱。中国早期共产主义组织几乎全部都是由激进的知识分子所组成，而这些知识分子不仅从来同中国工人缺少联系，而且一向深受日本及英美社会思潮影响，很少同俄国共产主义者发生过关系。在这种情况下，纵有应时而生的所谓共产主义组织，只有在取得联共（布）和共产国际在精神、物质两方面的支持时，才能确保自己在思想上和组织上的稳固和发展。在这方面，过去人们一向对这种理论上和思想的需要谈得较多，而对于物质上的需要则谈得较少。有人甚至断言，当时的共产党人根本就拒绝这种帮助。[29]事实并非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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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我们目前所了解到的情况看，姚作宾、江亢虎、胡南湖等，同共产国际建立联系的目的之一，都是希望获得共产国际经济上的帮助。而其组织之难于独立生存与发展，则同共产国际不能提供这种帮助不无关系。同样，早期中国共产党在经济上的这种需要也十分明显。1920年4月维经斯基等人来华之前，陈独秀等人多半只能从教书、编辑以及写文章所获薪水和稿费中支取部分金钱，用于支持一两份同仁刊物。对于其他社会活动，即使视为有极大意义，如当时的工读互助团等，显然也无力给予更多的资助。而维经斯基等来后，随着共产党组织的诞生，宣传、组织等项社会工作急剧增加，不仅党员多数渐渐不能兼职教书、编辑、写文章以获取薪金，而且仅创办各种定期刊物、工人夜校，出版各种革命理论书籍，其所需费用也远远超了人们的支付能力。因此，上海的中国共产党一成立，就接受了维经斯基提供的经费援助。而1921年1月维经斯基一离开，则立即“经费无着”，不仅各项宣传工作，特别是用于对工人进行启蒙和宣传的工作“不得不停止”[30]，就连用于南下汇报工作的区区10余元路费竟也拿不出来了。[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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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共产国际援助的经费究竟有何意义，我们只要看看1922年6月30日陈独秀给共产国际报告中几个简单数字就足够了。报告称：“党费，自一九二一年十月起至一九二二年六月止，由中央机关支出一万七千六百五十五元；收入计国际协款一万六千六百五十五元，自行募捐一千元。用途：各地劳动运动约一万元，整顿印刷所一千六百元，刷印品三千元，劳动大会一千余元，其他约二千余元。”[32]这时国内党员约170人左右，且多数尚有社会职业，故所费甚少，以“其他二千余元”为党员消费计，人平均尚不足13元，并且还可“自行募捐一千元”。但由此已可看出，党的经费约94%都是来自共产国际，仅各地工人运动一项就占去了大约60%。其党员自筹款数只够开一次劳动大会而已。很显然，自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共产党人所以能够很快地首先在各地工人运动中发挥重要作用，并逐渐成为工人运动的重要领导力量，这是同共产国际为中国共产党人大力提供经费帮助，而共产党人又将其绝大多数用于工人运动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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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随着党的组织逐渐发展，职业革命家日渐增多，党的各种开销日渐加大，而经费来源却相应减少了。尽管中共“二大”明确规定了征收党费的条款[33]，实际自筹款数却越来越少。据陈独秀在“三大”上的报告称，1922年“二大”之后，“党的经费，几乎完全是从共产国际领来的”。仅1923年前八个月，就“从共产国际得到的约有一万五千”[34]。由于自1923年起党的经费与工人运动的经费已经分开，由共产国际和赤色职工国际分别提供，因此1923年用于党组织本身活动的费用明显增多。另外，党的经费增加同党的人数的增加也是有一定关系的。不过人数的增加却并不能使党的自筹款项在总经费中的比例有所加大。也就是说，党在经费上对共产国际的需要绝不因此而有所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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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来自共产国际的经费总是有限度的，它所提供的党费不可能与党员人数的增加同比例地无限制地增长。这里，我们可以做一张简表来显示它们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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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表可知，随着1925年以后党员人数大幅度增加，共产国际所提供的党费已远远跟不上党员增长的速度了。但是，这是不是说随着党员数量的增长，共产党人对共产国际在经济上的需要就相应地减少了呢？当然不是。实际上，尽管党员不断地增加，但共产党人自筹款项的数额仍旧十分之少。到1927年，其党费收入仍不足3000元。而这一年来自共产国际、赤色职工国际、少共国际、农民国际、济难国际等的党费、工运费、团费、农运费、兵运费、济难费、反帝费、特别费等，就有近100万元之多。其自筹款项实际不足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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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的情况表明，中国共产主义组织初期对联共（布）党和共产国际的需要是多方面的。它不仅是政治上、理论上和组织上的，而且还十分突出地表现在经济上。正是这诸多的需要迫使早期共产党人对共产国际形成了一种近乎依赖式的关系。真正改变这种关系，不仅需要政治上、理论上以及斗争经验上的日渐成熟，而且还必须在经济上找到立足之地。换言之，如果共产党人不能拥有自己的军队、政权，并创造出巩固的根据地，这种依存关系就很难根本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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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党史研究资料》1990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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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吴玉章回忆该组织名称为“中国青年共产党”，但查《杨闇公日记》，知其1922—1923年组织名称的英文缩写为“CY”，1924年4月改为“YC”。另见其机关刊物《赤心评论》第1期，知“YC”即“中国YC团”，至于此“中国YC团”中文全称为何，尚不得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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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甚至在1922年陈独秀向共产国际所作的报告里，已经认定这个在法国由张申府等人组织起来的小组为中共的下级组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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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见薛衔天、李玉贞：《旅俄华人共产党组织及其在华建党问题》，《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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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见上海《民国日报》，1920年2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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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关于四川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1921年，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档案资料》（增订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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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同上，引文中1920年或为1921年之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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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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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新近的研究可参见杨世元：《试析“四川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四川党史》1996年第2期；《“四川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再探索》，《四川党史》1998年第4期；李蓉：《对“四川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的再考察》，《中共党史研究》2011年第1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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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关于四川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192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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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王觉源：《中国党派史》，台北，正中书局，1983年，第1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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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有关这个大同党的更具体的情况，如今可见黄介民回忆录：《三十七年游戏梦》，《近代史资料》第122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李丹阳：《朝鲜人巴克京春来华组党述论》，《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4期；石川祯浩：《中国共产党成立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