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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该部仍陆续利用没有交回的仓库取运武器，包括拉出一批军火于10月前后“发给三五九旅和山东鲁中部队、胶东部队和延安来的教一旅等部队”和“用船向山东龙口送去一批武器、弹药，其中有500万发子弹、炮弹”。[19]该部甚至还完整接收了一个日本航空大队。[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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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从苏联回国的东北抗联周保中部，接收了日本长春的军火库一部，在苏军同意下也运出了步枪5万余支，轻机枪2000多挺，重机枪800余挺，掷弹筒500余个，迫击炮20余门，山炮5门，弹药1200余万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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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守锦州的周家美部，也在苏军协助下，通过解除锦州伪满军队武装和搬运军火库，获得火炮近80门，轻重机枪690余挺，步枪13200余支，手枪350余支，炮弹100余箱，子弹1000多万发。[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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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同进入承德、滦平、叶柏寿、朝阳和山海关、绥中、兴城、锦西、锦州、锦县、北镇、黑山、新民等地的中共军队所得到的武器数量，仅1945年8—9月间中共武装早期进入东北者得到步枪数量就已有近10万之数，机枪近5000挺，各种炮至少有二三百门了。也因此，曾克林一部原仅4000人，一举就发展到数万人，并仍能以大量武器装备运送给其他出关及关内部队，可见中共这一时期经过苏军在东北获得的武器数量绝非“少得可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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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彭真等到沈阳后是否真像刘文所举9月21日电报那样，没有得到多少武器呢？显然也不是。刘文只举了符合其“少得可怜”的看法的9月21日一封电报。其实，就在一周后，即9月30日，彭真就又电告中共中央称：“用各种方法得枪万余支。”31日他再度电告中央说：发现新的武器库，“搜得山炮八十门，迫击炮百余门，子弹稍多”。10月3日，在与一位未透露姓名的苏共中央军委委员会见后，彭真对整个情况的估计更加乐观。次日他即以东北局名义致电中共中央称：“苏军已下最后决心，大开前门，此间家务全部交我，因我力量微小，现只能接受一部分，允许在一月内替我保存。”[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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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所谓“此间家务”，指的就是在东北的全部日军武器。所谓现在只能接受一部分，是因为这个时候在东北的中共部队还不够多，几十万装备用不了。即便如此，中共进入东北的武装也还是拿了一部分，这就是《恩怨》书中所讲会谈后一次得到的步枪3万支，机枪100挺，大炮15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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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基于这种情况，考虑到苏军即将撤退，只能代为保存一月，东北局明确电告中共中央，说这里的武器数量极大，全部交给我们确系远方（指苏共中央）决定，要求中央下最大决心抽调30万主力于一个月内赶到东北，以便接收“大批武器”。[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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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5日，东北局还进一步致电中共中央，说明苏军要求中共速派人接收东北工业中心城市及其各工厂，除已搬走者外，苏军都愿交给中共。除已交中共的飞机和有一个日本航空大队全部人员可用外，仅抚顺一处便有300万发炮弹可交我使用。苏方建议中共赶快接收，同时抓紧编练炮兵和生产大炮。而兵工厂及武器库也最好保留一部分，分散一部分，以免遭到轰炸。[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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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期间，中共东北武装陆续运出了一些武器弹药，但因各地出关部队还未出发，或还在路上，大量的武器库只能派兵暂时看管起来。以至于因11月17日国民政府撤退东北行营，苏军态度改变，许多已经接收到手的武器库和兵工厂等，又重新被苏军收了回去。这才有了黄克诚部急急赶来东北，却未能很快获得想象中的大批武器的情况和抱怨。但即便如此，在苏军态度转变前，东北武装也已经得到了相当数量的枪炮。东北局11月5日、6日再报中央称：已将从苏军处得到的一批武器，大约1.2万支步枪和300挺机枪运往急需武器的热河地区，以装备那里新到的徒手部队。而在沈阳一线，连同此前已得之武器在内，共取得步枪11万支，机枪约4000挺，各种口径炮一批。阜新一带还有武器，但数目不详，沈阳苏军已同意代为接洽。另取得通信器材一大批，小型运输机6架，火车两列。在哈尔滨，则得到2.4万支步枪，数百机枪及部分炮。[25]这一情况也可从毛泽东11月12日报告中看到。他讲到：东北局去后，“枪接受了12万支，还有些炮”[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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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7日以后，中共军队虽被迫退出大城市和主要交通线，以便于苏方应付外交，但双方关系并未改变。经过苏军同意，东北局还是组织抢运出一批装备，连同在中小城市所得武器，故陈云、高岗在11月29日即电告中共中央称：又得“枪10万，炮300”[27]。12月17日，东北局再告中央：又从旅顺和朝鲜得“近万步枪，百挺机枪”，苏方还提供了40余架飞机，东北局已决定成立航空学校。[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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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可知，自9月下旬中共东北局赴东北后，所得武器数量也很可观。至少取得步枪十四五万，机枪5000挺左右，炮数百门。[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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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1946年初苏方与国民党方面的经济合作谈判失败，自2月下旬起，苏军态度再度转变，并且十分强硬，坚持要求中共全力阻止国民党进入东北，明确表示可将沈阳以北地区全部交给中共接收，不再向国民政府办交代。正是苏军这个时候所采取的这样一种态度，不仅使中共再度得到了大量武器弹药，而且根本上促成毛泽东作出了“全力控制长（春）、哈（尔滨）两市及中东（铁路）全线，不惜任何牺牲，反对蒋军进占长、哈及中东路，而以南满、西满为辅助发展方向”的重大决策。国共战后第一场大战，即东北四平、本溪之战，就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打响的。[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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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想，如果没有苏军及时的装备和大量弹药的援助，在刚刚马不停蹄赶到关外来、不少部队赤手空拳、东北的军工生产还没有组建起来的情况下，中共如何能够一下子组成30万“民主联军”，而且马上和全副美式装备并有空中支援和大量火炮的国民党新一军、新六军等精锐部队展开这样一场需要强大火力和充足弹药供给的大规模现代战争？正是因为有苏军的帮助，中共不仅做到了，而且还成功阻截国民党军长达近两个月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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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45年底，中共军队出关兵力仅10万人左右，且相当部分枪支很少，甚至赤手空拳，它如何能够在两三个月里就成功进行如此大规模的军事作战呢？对此，我们不妨再比较一下刘文所举1945年底与1946年5月这两个时期东北部队的武器装备增长情况，因为从中多少能够看出，中共在四平之战前大概得到了多少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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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文引述的数据告诉我们，1945年底中共出关部队的武器数为：步枪39641支，轻机枪1139挺，重机枪105支，掷弹筒59支，迫击炮64门，其他“能够用于战斗的重武器如榴弹炮、坦克、飞机，更是一无所有”[31]。1946年5月部队四平作战结束后，部队拥有长枪160881支，轻机枪4033挺，重机枪749挺，各种炮556门。[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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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相对照，出关后各部队得到的步枪数至少超过12万支，得到的轻重机枪数至少超过3500余挺，得到的掷弹筒数至少近千支，同时还至少得到各种炮492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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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所以要强调“至少”，是因为我们在比较这两组数字时，不能忽略四平作战这一重要背景。要知道，刘文所举1946年5月的数字，是在东北部队几乎全部主力在四平及本溪作战遭受严重失利之后的数字，这一数字中显然缺少了中共在战争中损失的武器装备的数字。此次作战损失究竟有多大呢？由于当时部队来源和扩充情况较为混乱，因此未见武器损失情况的统计，但已知人员损失就近2万人[33]，大批新扩充的部队丧失了战斗力[34]，再加上撤出战斗时极其紧张，北撤途中又遭受追击，结果是“散的散，叛变的叛变”，逃亡现象十分严重。[35]武器装备的损失约略估算为三分之一上下，当不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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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四平一役打响前，中共东北军队已经编成34万人，装备充足，光步枪就近20万支，有轻重机枪近7000挺，各种炮700余门。而且，照2月下旬林彪等报告，当时所得武器数量因为较多，部分武器剩余，只能暂存于仓库中。3月中旬苏军又从朝鲜“给枪三万（余）支”。[36]毛泽东得讯后曾专门电令林彪等，要求将这些多余的枪支用于组建和装备地方武装。同时他还要求苏军多给武器，称应“请他们加拨枪炮若干（例如步枪十万，机关枪一万，大炮五百门，弹药称是），以便广泛武装东满、北满民众及我军”，实现我“占领长春，以长春为我们的首都”的政治目标。[37]而苏方对此一要求也表示了明确的认可。高岗4月20日从哈尔滨电告东北局和中共中央：苏军已确定25日撤完，今送两辆装甲车及一部武器。“交涉送十万步枪、一万轻重机枪、一千门炮，他答应我们进哈市后即会得到东西。”[38]四平战役期间，光是苏军帮助秘密从朝鲜运来的军火，就有上百车皮因疏散不及，被国民党空军炸毁。由此亦可知林彪四平、本溪作战能够坚持近两月，其大量弹药供应所由何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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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知四平战役结束后，退入北满的十几万林彪部队很快就得到苏军的援助，1947年9月发展到48万人，12月更猛增到73万人。[39]1948年以后更进一步发展到105万人，编成了12个纵队，14个独立师，3个骑兵师，一个炮兵纵队，一个铁道纵队，一个坦克团。[40]部队人数猛增，1947年武器装备还不很充足，1948年不仅不缺，还十分完备，且质量和火力水平大为提升。1947年至1948年初，东北野战军主要作战只有“三下江南”、“四保临江”，正如刘文所说，胜仗不多，缴获有限，但部队枪炮却相当充足，其火炮配备甚至明显超过了国民党守军的配备，就连卡车的拥有量都超过了国民党守军。如此大量的装备和强大火力配备，既不是靠战胜国民党军队缴获得来的，也不可能是靠中共东北的军工厂所能全部提供的[41]，苏方帮助显然是很主要的一个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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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简要列举一些1946年四平战役以后苏方提供武器援助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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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苏方人员回忆，萧劲光在5月前后代表中共中央东北局和民主联军司令部，向驻旅顺苏军提出，希望将驻旅顺的苏军缴获的日军武器转交给中共方面。苏军经过一周准备，即将存放在大孤山的15车皮武器交由萧劲光接收。一个月后，又向萧转交了一批新的武器，包括两军列弹药。[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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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方资料中也可以了解到这方面的情况。据丁雪松回忆说，仅1946年间从朝鲜运来的“战略物资”就有2000多车皮。[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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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5月下旬辽东军区司令员肖华电告，驻朝苏军已按约定开始经过南满辽东军区向山东的中共军队发送武器弹药。第一批运送去东北的，有重机枪83挺，轻机枪32挺，子弹43万发，炸药1万箱，还包括一批电气材料、广播电台、印刷材料和摄影机等。这批物资均已秘密经由安东通过海路运去山东烟台，送交给了陈毅的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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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驻朝苏军又进一步接连经过山东向华北中共部队发送了两批武器弹药，其中第三批就有步枪5000支，子弹300万发，高射机枪20挺，重机枪30挺，并有其他资材一批。这种大批量的武器弹药输送一直分期分批进行到8月份。仅7月15日到8月7日，就运送了12145支步枪，182挺重机枪，506挺轻机枪，167个掷弹筒，7门炮，11164把刺刀，1000余万发子弹，43588发炮弹，6700发掷弹筒弹，22万斤炸药，以及500箱填装炮弹的火药等武器弹药到山东。8月下旬还进一步运送了2000发山炮炮弹和50万发七九子弹，包括100多车皮的各种弹药。到9月，朝鲜北部所存日军各种子弹、炮弹、炸药和枪炮，2000多车皮（一车皮载重约40—50吨）的物资已全部运抵安东，数量之大，已非过去海船运量所能解决。故根据辽东军区要求，中共中央明令山东胶东军区全力组织机轮船前往安东“运输物资，愈快愈好”。[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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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据朱瑞回忆，同一时间，苏方还每天夜间通过铁路向东北野战军发送日军武装弹药。两个月里运送了数十列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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