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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所以要强调“至少”，是因为我们在比较这两组数字时，不能忽略四平作战这一重要背景。要知道，刘文所举1946年5月的数字，是在东北部队几乎全部主力在四平及本溪作战遭受严重失利之后的数字，这一数字中显然缺少了中共在战争中损失的武器装备的数字。此次作战损失究竟有多大呢？由于当时部队来源和扩充情况较为混乱，因此未见武器损失情况的统计，但已知人员损失就近2万人[33]，大批新扩充的部队丧失了战斗力[34]，再加上撤出战斗时极其紧张，北撤途中又遭受追击，结果是“散的散，叛变的叛变”，逃亡现象十分严重。[35]武器装备的损失约略估算为三分之一上下，当不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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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四平一役打响前，中共东北军队已经编成34万人，装备充足，光步枪就近20万支，有轻重机枪近7000挺，各种炮700余门。而且，照2月下旬林彪等报告，当时所得武器数量因为较多，部分武器剩余，只能暂存于仓库中。3月中旬苏军又从朝鲜“给枪三万（余）支”。[36]毛泽东得讯后曾专门电令林彪等，要求将这些多余的枪支用于组建和装备地方武装。同时他还要求苏军多给武器，称应“请他们加拨枪炮若干（例如步枪十万，机关枪一万，大炮五百门，弹药称是），以便广泛武装东满、北满民众及我军”，实现我“占领长春，以长春为我们的首都”的政治目标。[37]而苏方对此一要求也表示了明确的认可。高岗4月20日从哈尔滨电告东北局和中共中央：苏军已确定25日撤完，今送两辆装甲车及一部武器。“交涉送十万步枪、一万轻重机枪、一千门炮，他答应我们进哈市后即会得到东西。”[38]四平战役期间，光是苏军帮助秘密从朝鲜运来的军火，就有上百车皮因疏散不及，被国民党空军炸毁。由此亦可知林彪四平、本溪作战能够坚持近两月，其大量弹药供应所由何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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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知四平战役结束后，退入北满的十几万林彪部队很快就得到苏军的援助，1947年9月发展到48万人，12月更猛增到73万人。[39]1948年以后更进一步发展到105万人，编成了12个纵队，14个独立师，3个骑兵师，一个炮兵纵队，一个铁道纵队，一个坦克团。[40]部队人数猛增，1947年武器装备还不很充足，1948年不仅不缺，还十分完备，且质量和火力水平大为提升。1947年至1948年初，东北野战军主要作战只有“三下江南”、“四保临江”，正如刘文所说，胜仗不多，缴获有限，但部队枪炮却相当充足，其火炮配备甚至明显超过了国民党守军的配备，就连卡车的拥有量都超过了国民党守军。如此大量的装备和强大火力配备，既不是靠战胜国民党军队缴获得来的，也不可能是靠中共东北的军工厂所能全部提供的[41]，苏方帮助显然是很主要的一个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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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简要列举一些1946年四平战役以后苏方提供武器援助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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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苏方人员回忆，萧劲光在5月前后代表中共中央东北局和民主联军司令部，向驻旅顺苏军提出，希望将驻旅顺的苏军缴获的日军武器转交给中共方面。苏军经过一周准备，即将存放在大孤山的15车皮武器交由萧劲光接收。一个月后，又向萧转交了一批新的武器，包括两军列弹药。[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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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方资料中也可以了解到这方面的情况。据丁雪松回忆说，仅1946年间从朝鲜运来的“战略物资”就有2000多车皮。[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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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5月下旬辽东军区司令员肖华电告，驻朝苏军已按约定开始经过南满辽东军区向山东的中共军队发送武器弹药。第一批运送去东北的，有重机枪83挺，轻机枪32挺，子弹43万发，炸药1万箱，还包括一批电气材料、广播电台、印刷材料和摄影机等。这批物资均已秘密经由安东通过海路运去山东烟台，送交给了陈毅的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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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驻朝苏军又进一步接连经过山东向华北中共部队发送了两批武器弹药，其中第三批就有步枪5000支，子弹300万发，高射机枪20挺，重机枪30挺，并有其他资材一批。这种大批量的武器弹药输送一直分期分批进行到8月份。仅7月15日到8月7日，就运送了12145支步枪，182挺重机枪，506挺轻机枪，167个掷弹筒，7门炮，11164把刺刀，1000余万发子弹，43588发炮弹，6700发掷弹筒弹，22万斤炸药，以及500箱填装炮弹的火药等武器弹药到山东。8月下旬还进一步运送了2000发山炮炮弹和50万发七九子弹，包括100多车皮的各种弹药。到9月，朝鲜北部所存日军各种子弹、炮弹、炸药和枪炮，2000多车皮（一车皮载重约40—50吨）的物资已全部运抵安东，数量之大，已非过去海船运量所能解决。故根据辽东军区要求，中共中央明令山东胶东军区全力组织机轮船前往安东“运输物资，愈快愈好”。[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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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据朱瑞回忆，同一时间，苏方还每天夜间通过铁路向东北野战军发送日军武装弹药。两个月里运送了数十列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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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的情况，到1947年，这样的帮助还在进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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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初，即四保临江作战开始前夕，仅中共东北铁道司令部所属临江运输司令部，就经由朝鲜运进来10万多支步枪和1000余万发子弹。战争打响后，又抢运了7万多吨军用物资进来。[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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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秋，经过东北局军工部部长何长工的交涉和争取，苏军还将存放在中苏边境满洲里的一大批日军重型装备，全部移交给了东北野战军，东北局组织运力用火车拉了几天才拉完。[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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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林彪1947年12月28日电报亦可知，苏军这年底还向东北野战军提供了30个步兵团和2个山炮营的武器装备。林彪在电报中向斯大林要求苏联从苏军所缴获的日本武器中，或从德国战利品中再帮助提供20万支步枪，1.5万挺轻机枪，7000挺重机枪，700门重迫击炮，1000门轻迫击炮，100门高射炮，200门山炮及其较多数量的弹药和20个师用的通信器材。[47]斯大林随后从朝鲜输送了2000多车皮的军火给林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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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把上述估算的武器数量，和刘文所列1947年4月部队装备增长的各项数字加起来，再把1946年以后陆续运往关内的武器数，和1947年以后转交的其他武器数加上去，说苏联在解放战争前期为进入东北的和在华北的中共军队提供了足够装备几十万人的武器装备，是基本可以肯定的。[48]对于这种情况，还在四平战役失利，退至北满后不久，东北局就兴奋地发现苏军可提供的武器装备数量之大、现代化程度确实出乎想象。东北局9月、10月曾接连致电中共中央说明：只要再争取到几个月的休战时间，我们就能利用从苏军手里得到的成批大炮，很快建成自己的炮兵部队。事实上，以现在的条件，我们完全可以“依国际联系建立优越武器装备的军队”。我们现在最为缺乏的，就是大批营、连、排干部以扩充部队，尤其是急需大批人“来学飞机坦克大炮”。他们因此强烈要求中共中央分令各区再抽调人员尽快经大连转送到北满来，以“建设数十万现代化的人民军队”。[49]由此不难看出，东北野战军的迅猛发展和迅速强大，苏联的帮助是绝对不应忽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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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苏联公布移交日本武器说法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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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明的是，笔者并不认为苏联公布的数字就是中共接收到的数字。笔者之所以在《恩怨》一书的正文中说明苏军“为进入东北的以及在华北的中共军队先后提供了足够装备几十万人的武器弹药”，只把苏联公布的移交日本武器数放在注释做一备注，就是考虑到苏联公布的这一数字只能作为一种概数供今人参考。因为很明显的是，苏方宣布的数字有的相符，有的不相符。比如，1948年东北野战军有各种炮4000余门，与苏方宣布的数字就比较符合；有机枪1.8万挺，这一数字还超过了苏方宣布的1.2万挺的数目。步枪数则苏方宣布的数字高出东北野战军1948年实有步枪数三分之一还多。[50]当然，苏援枪炮不止限于供应东北野战军，且1946—1948年间国共几度战争中互有缴获和损失，今人很难完全拿苏联公布的数字做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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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部分武器数目对不上，并不等于说苏方的数字就是编造的。何况，除了坦克、飞机的情况差距大以外，其他武器的数字相差并不多。由于苏方移交的不仅是日本关东军的武器，还有来自苏蒙军，特别是驻朝鲜苏军提供的缴获日本在朝鲜军队的武器，还包括一定数量的欧美制式，甚至是苏制武器，这些武器装备及弹药相当一部分还运给了关内的中共军队。因此，简单地拿日本关东军拥有或所藏武器数量比较，显然也不适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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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是，影响到苏方数字不准确的原因还和战后苏军在中国东北的复杂情况有关。由于形势变化万端，驻中国东北苏军不得不一会儿把一些武器库交给中共，一会儿又把一些武器库收回来；今天将一批武器交给中共，明天又将一批武器运往北方；在察哈尔、热河这样做，在东北诸省那样做，在北朝鲜又是另一种做法；甚至有些武器装备确实给了中共，有些实际上可能并没有交到中共手中，却仍旧记在账上，这都有可能。事实上，苏军占领东北初期纪律松懈，实际负责看管武器和负责上报的单位五花八门，一些人责任心不强，甚或有心邀功，上报数字与实际有较多出入也很正常。对后来的俄国人来说，他们只知道当年统计表上的这些日本武器装备都没有留存下来，至于这个数字准确与否，具体交给了谁，何时何地怎么交的，移交或搬运中是不是有所损失，其中多少已是废品，甚或已经破坏或毁掉，对他们来说都不重要。实际上，真正有必要关心和弄清这个问题的，首先应当是中国人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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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苏联公布这些数字距今已经有30多年了，海内外众多关心这段历史的读者相信它们也已经30多年了。奇怪的是，身为受援方，又不同意这些数字的中国方面，迄今并无任何具体澄清真相的系统研究，几十年来甚至连一篇有关这个问题的研究论文都未见发表。既不便开放相关档案，提供人们进行研究对比，也不鼓励相关研究者作深入探讨，弄清史实，结果，在涉及苏援问题的各种档案文献、回忆资料在国内外以各种方式被逐渐披露出来的今天，除了像刘文这样全盘否定苏援作用的声音外，已经有更多的读者在相信苏方公布的数字的说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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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拒绝接受来自俄国的说法的情况久已有之。自20世纪90年代俄国档案陆续开放以来，我们经常会发现一些与我们过去的解释不同的文献史料。对此，多数学者的态度是欢迎的，他们会把任何新史料的披露都看成是深入研究的新的机遇和挑战。但总是有少数研究者像刘统先生一样本能地对这类说法采取排斥的态度。他们只相信自己过去的认识，只相信自己看到的部分档案，甚至只相信自己人写的回忆录，并据此坚称俄国档案“不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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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在此想要介绍给这些研究者的一个值得记取的教训。我们20世纪90年代初研究抗美援朝出兵问题时，常常会引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中所公布的1950年10月2日毛泽东给斯大林的电报，以便说明毛泽东这一天已经表明了决心出兵朝鲜的态度。但是，后来俄国学者在俄国总统档案馆中发现了10月3日由毛泽东口授、苏联罗申大使记录并发给斯大林的另一封内容完全相反的电报原件，并将其公之于众。于是，毛泽东10月2日电报的真实性很快受到质疑，甚至中国政府公布文献的可靠性也立即成为美俄等国报纸炒作的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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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这样一种情况，中国的档案保管及文献研究机关并没有采取简单否认和抵触的态度，而是主动配合国际学术界查验并提供了毛泽东10月2日电报稿原件的复印件。经过将两份档案原件的复印件认真比对和研究，中外学者最后达成了有益的共识。即大家都同意，这两份文献都是真实的，不过中国方面早先公布的10月2日电报稿虽然是毛泽东亲笔起草，实际上却并没有发出。由于当天上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大家否决了毛泽东的意见，因此第二天毛泽东亲自口授，经苏联大使罗申发出了俄国学者在俄国总统档案馆里看到的那封意见完全相反的电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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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件事当中，我们似乎应当可以学会怎样去面对那些可能与我们过去说法不同的东西，不论它们是来自俄国，还是来自我们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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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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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本书时略有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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