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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三年解放战争期间，军工事业从无到有，从分散游击的生产到形成规模集中生产，从枪械维修、生产部分弹药到修理坦克、火炮，生产各种枪支大炮，取得了显著的成就。这不仅保证了辽沈战役的胜利，也有力地援助了关内的解放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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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事实雄辩地说明：东北解放战争的胜利，是党中央领导下的东北野战军百万将士和后方群众依靠自己的力量，一步一个脚印走出来的，而不是单纯依靠苏联的援助取得的。如果无视这些事实，单纯依靠苏联的个别资料解释东北解放战争的进程，是不可能得出正确的、符合历史实际的结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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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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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考察一下《恩怨》一书中提供的数字，不难看出，苏方的资料是不可确信的。书中第235页写道：“据东北局报告，苏方已将抚顺一处军火库中300万发炮弹交给了东北局，并要他们加紧组织训练炮兵部队。”稍有军事常识的人便可以想象，300万发炮弹是什么概念？东北野战军在规模最大的锦州战役中，共使用了263门重型火炮，是我军解放战争中集中使用火炮最多的一次战役。战后统计，耗费榴弹炮、野炮炮弹13469发（小炮、迫击炮弹未计算）。我军在整个解放战争中重炮炮弹消耗的总和也不到300万发。遗憾的是，这个材料未注明出处。从前面引述的朱瑞报告看，苏军在1945年11月撤出沈阳前并没有给我军什么炮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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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有，《恩怨》第251页引注1记录苏方向东北民主联军提供坦克约600余辆、飞机800余架之事，也是无中生有。根据东北军区司令部的统计，从1945年12月组建战车部队开始，到1948年11月辽沈战役结束，东北野战军搜集、缴获的坦克有中型坦克23辆、轻型坦克31辆。锦州战役使用坦克最多，也仅有15辆。[16]飞机则更少，1946年3月，东北民主联军在通化建立航空学校（亦称“东北老航校”），搜集了100余架破旧的日式飞机，经过修理有30余架可以使用。后来航校转移到牡丹江，开始训练飞行员和技术人员。由于飞机中多数是教练机，无法形成战斗力。东北解放战争中我野战军一直没有使用飞机作战，只是为新中国空军的建立奠定了基础。[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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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苏联究竟为东北解放战争提供了哪些帮助呢？1962年12月13日在北京召开四野战史讨论会上，原四野参谋长、空军司令员刘亚楼上将在谈到解放战争中的中苏关系时说：“一般人总认为苏军留给四野不少武器，这是误解。这个战史既然是存档用的，可以把这个问题写清楚。当时不仅不给我们武器，还吃掉了我们不少部队。也可以写一下当时斯大林为了照顾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还有个重要问题：当时我们曾向中央建议，以中央的名义向苏军要些武器。毛主席当即电示：中国革命主要靠中国自己的力量，禁止用中央的名义向他们要东西。这个电报我亲自看过，要查一下。后来以四野的名义，用粮食和他们换了一些武器。用红军票子到大连买黄金，购买了一些武器。朝鲜同志不错，卖给我们一些武器。当时我曾两次去朝鲜谈判，朱瑞同志曾同我去过一次。”[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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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亚楼提到的购买武器，当在1946年底到1947年初这个时期。当时东北民主联军仅剩下北满和南满临江等少数根据地，部队损失大，武器弹药缺乏。东北局一面根据“七七决议”建立农村根地，进行剿匪斗争；一面整顿部队，补充兵员和武器。面临国民党军随时可能发动大规模进攻的压力，东北局于1946年10月19日报告中央：“东北斗争之能否站住与发展，关系全国将来形势转变甚大。这里主要的特点是能依靠国际联系建立有重武器装备的军队。”[19]当时苏联因自然灾害缺乏粮食，希望从东北进口粮食。野战军武器弹药极度缺乏，急需得到补充。这样就有了与苏方的谈判。但是苏方考虑到与国民党政府有条约，两次拒绝了中共的要求。刘亚楼亲自赴苏，依靠他在苏联多年的经验和关系，达成了以粮食换武器的协定。北满根据地在粮食和铁路运输也很困难的情况下，动员群众，在短时期内征集了100万吨粮食出口。当时合江省委在指示中明确指出：“购粮任务之能否完成，对我解放区之成败，有直接重大影响。”[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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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北野战军最困难的时期，朝鲜方面则伸出了援助之手。据当年在朝鲜办事处工作的丁雪松等回忆：“过去朝鲜是日本军国主义侵华战争的跳板，也是日本侵略军的军火库。两年多来，朝鲜方面支援了我们2000多车皮日本侵略军留下的战略物资，有的是无代价支援我们的，有的是通过物资交换取得的。在请求朝鲜政府支援的作战物资中，第一批是朱理治向金日成同志提出的12个车皮物资；第二批是刘亚楼提出的24个车皮物资；第三批是朱瑞提出的110个车皮物资；第四批要多达600到800个车皮物资。这些物资都是金日成同志和朝鲜劳动党中央的几位领导同志答应无偿赠与和无代价帮助我们装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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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局办事处的同志们为朝鲜同志的热情帮助而深受感动，他们回忆：“我方因战争需要有求于朝鲜同志，只要是他们力所能及的，一般都给予了圆满解决。正如金日成同志1947年上半年给东北局主要领导人的一封信中所说，双方的关系是亲密无间的，对于我们的事情他总是尽力帮助的。金日成同志另一次在接见我方求援的同志时也指出：‘中国的事情就是我们的事情。’事实也确是如此。”金日成的态度也影响到驻朝的苏军和苏联顾问，他们当时也给予我方不少帮助，给我方解决了不少问题。[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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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中共方面究竟从苏联和朝鲜购买了多少武器，至今尚无确切的统计，但绝不会有苏联方面的资料说得那样多。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再考证一下东北野战军各时期武器装备的统计。1946年5月底退到北满时的实力统计为：人员324571人，长枪160881支，轻枪机4033挺，重机枪749挺，各种炮556门。1947年4月夏季攻势前实力统计为：人员462867人，长短枪237910支，轻机枪7768挺，重机枪1495挺，各种炮1219门，坦克25辆。[22]这期间野战军进行了“三下江南”、“四保临江”战役，缴获不是很多。除去剿匪所得、各部搜集修复补充的武器，数字间的差额中应有一部分是从苏联购买和朝鲜援助的武器。这个差额，与《恩怨》一书中列举的数字依然相距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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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用了这么多笔墨，究竟想说明什么问题呢？笔者感到：近年来关于中国革命和领袖题材的作品甚多，但有一股不正之风。有的作者不去认真研究历史，不注重史实的考证，热衷于编造“秘闻”，任意发挥，伪造或歪曲中国共产党和军队的历史。对于那些所谓“纪实文学”，不值得我们花费精力去评论。因为它是演义和野史，不属于历史著作的范畴。但是目前学术界也有人缺少严肃的治学态度，根据片面的材料和国外资料，提出一些“惊人”的论点，来获取社会轰动效应。这对研究中国现代史和革命史都是有害无益的。笔者赞同金冲及先生在《恩怨》一书序言中说的话：“研究历史，有两点是必须做到的：一是尊重客观事实，二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两点其实是一回事，因为客观事实本身是复杂而充满矛盾的。如果把事情看得很简单，不进行具体分析，就很难做到符合客观事实。”本文力求做到符合客观事实，愿与杨奎松先生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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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党的文献》2000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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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田时雨：《东北接收三年灾祸罪言》，台湾《传记文学》第36卷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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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任弼时传》，第3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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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史料选编》第1辑第1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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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军委一局电报汇编》，1945年9─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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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彭真：《东北解放战争的头九个月》，《党的文献》198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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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军委一局：《东北我军行动部署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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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四野战史编辑室编：《四野战史资料汇编》，196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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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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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东北军区司令部编：《东北三年解放战争军事资料》，1949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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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朱瑞：《东北炮兵建设概括报告》，1947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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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东北野战军后勤部：《军工部工作情形汇报》，1947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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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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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大连军事工业报告摘要》，1948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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