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6717460
1706717461
中国革命应当分两步走，第一步是民主革命，第二步才是社会主义革命，这个道理中国共产党在它诞生的第二个年头就已经明白了。但这个时候的中国共产党还是共产国际下属的一个支部，而共产国际又是在俄国共产党直接指导下工作的世界共产党，因此，中国共产党人这时很自然地习惯于依照俄国革命的模式来看问题。既然俄国1917年资产阶级二月革命胜利后，布尔什维克并没有允许俄国发展资本主义就紧接着发动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十月革命，中国为什么不能照此办理呢？何况，列宁已经说明，只要有先进国家无产阶级的帮助和本国共产党的领导，落后国家就有可能走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那么，在苏联以及主要由欧洲国家共产党组织起来的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再加上中国自身的共产党，难道中国还有必要先经历一个俄国1905年革命的失败，让资本主义发展一段，再来一次十月革命吗？
1706717462
1706717463
对此，共产国际这时其实说得很明白，即由于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世界政治形势已经把无产阶级专政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在国际无产阶级与国际资产阶级的斗争中，一切被压迫的落后国家与民族根据自己的痛苦经历，只能站在国际无产阶级一边，而成为世界革命的一种助力。共产国际为帮助落后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固然要同那里的资产阶级民主派暂时合作，但它“最主要和必要的任务则是建立农民和工人的共产主义组织，以便能够领导他们走向革命和创立苏维埃共和国”，从而“在先进国家无产阶级的帮助下，不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过渡到苏维埃制度，然后经过一定的发展阶段过渡到共产主义”。为此，应当努力使这些国家的民族民主革命“从头走就由共产主义先锋队所领导”，反对资产阶级民主派控制革命运动和把国家引上资本主义道路的企图。[6]
1706717464
1706717465
在这里，共产国际提出了两个引人注目的观点。第一，它贯彻了列宁的思想，肯定落后国家完全可以在先进国家无产阶级的帮助下，和本国共产主义先锋队的领导下，直接走上非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不必经历俄国1905年革命后那段资本主义发展的时期；但第二，它确信，像中国这样的落后国家，不可能直接过渡到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它需要经历两次“过渡”，即第一步通过与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暂时合作，取得民主革命的胜利，先经过一定形式过渡到苏维埃制度，然后再经过一定的发展阶段“过渡到共产主义”。
1706717466
1706717467
这种多少反映出列宁有关“间接过渡”思想的说明，没有引起中国共产党人的足够重视。由于对理想和现实的差距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所处程度的认识，差不多总是处于一种不确定的状态之中。
1706717468
1706717469
在1923年6月召开的中共“三大”上，多数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的程度和前途问题看法不一。陈独秀、毛泽东等认为中国距离资本主义甚远，除非发展一段资本主义，否则不仅无产阶级太少，就是资产阶级的力量也远不足以进行一场民主革命。张国焘、蔡和森等则相信，不论中国社会发展程度如何，至少无产阶级的力量已经到了可以夺权的程度，因为中国无论哪一支力量的发展速度都不能同工人力量的发展速度相比。结果，“三大”决议模棱两可地表示：“工人阶级要反对资本主义而无政治上的自由权，必不能实行其经济争斗，发展其经济组织”，因此革命的第一步必不能反对资本主义，而应以军阀制度为敌。但为了革命的最高目的，“中国无产阶级又必不当以‘国民革命’为自限”，并且在第一步革命完成之后，无产阶级务必“协力缩短自政治革命到社会革命的过程，而达到共同的最高目的——建立无产阶级独裁制，创造世界的苏维埃共和国”。[7]
1706717470
1706717471
不论“三大”决议的措辞如何含混，至少我们从“三大”选举的结果可以看出，陈独秀、毛泽东的意见在当时的中共中央多半还是占上风的。因此，当几个月后，共产国际指示肯定中国革命第一步只需要建立一个对外反帝、对内民主、没收一切大资本并把土地分给农民的革命政府[8]之后，陈独秀等几乎是公开断言，现阶段革命的胜利多半只能是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充其量也只能获得部分政权。他提出：“国民革命成功后，在普通形势之下，自然是资产阶级握得政权”，只是“彼时若有特殊环境，也许有新的变化”，但即使那样，无产阶级在彼时多半也只能获得若干政权。因此，“这种未来的机会我们没有预计的可能，也没有预计的必要，现在只有一心不乱地干国民革命”。[9]换言之，目前的中国革命程度其实不过是俄国的1905年，而非俄国的1917年。
1706717472
1706717473
不过，共产党人这时对于中国革命程度问题的估计，很大程度上其实并不是从中国的经济发展程度出发的，它更多的是从现实的力量对比的角度来考虑的。因此，进入到1925年，随着国共党内合作的矛盾日趋尖锐，而中国共产党已迅速从一个只有百十人的小组织变成一个开始对国民革命发生重要影响的群众性组织，不仅中共，就是共产国际中许多人的看法也不能不开始发生微妙变化。它们很快开始相信，中国共产党完全有可能对中国革命起到支柱的和领导的作用。因此，张国焘等人的看法又渐渐开始占了上风。在这一年1月由共产国际代表直接指导下召开的中共“四大”上，“三大”入选中央的毛泽东落选，“三大”时落选的张国焘重新进入中央领导核心。与此同时，“四大”决议指出：现阶段的中国革命绝不是通常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因为，第一，它固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继续，但尤其是十月革命后广大的世界革命之一部分；第二，它固然是属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但它在政治上已含有社会革命的种子，要由民族革命引导到无产阶级的世界革命，因此，它必须由最革命的无产阶级的有力参加并取得领导的地位。
1706717474
1706717475
既然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又有无产阶级的有力参加和领导，决议明确提出一个问题：“民族革命胜利后，能否接着就是无产阶级的革命，是否必须经过资产阶级民主制度？”这个问题提出的本身，就显示出与会者大多数人已倾向于把中国革命的程度与1917年俄国革命相类比。尽管还没有谁能够说服全体与会者相信，中国用不着再经历一个俄国的1905年，但多数与会者毕竟赞成把这个问题同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当时的力量对比联系起来。用决议的话来说，这个问题“必得无产阶级在民族革命中自己阶级的革命准备至何种程度及那时的社会的客观条件定之”[10]。这等于说，中国革命存在直接走上十月革命道路的可能性。当然，决议反映出会议上仍有不同看法。事实上，不少激进一些的共产党人根本上就主张一步跨入社会主义。他们在会下发表的文章中宣称：无产阶级本身就是为了取得政权来参加国民革命的，与其让资产阶级得到政权，成为日后革命的障碍，不如在革命过程中就将其连带推翻，把国民革命直接引导到社会革命的道路上去。[11]
1706717476
1706717477
否定中国革命后可能出现一个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尝试，在1926年受到了严重的挑战。当时，蒋介石发动了“三二〇”事变，把共产党人赶出了国民党中央。力量对比极端不利的严峻现实显然使中共领导人对“四大”决议的说法产生了怀疑。陈独秀很快表示，过去忽视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成长，依据目前资产阶级已经占据了国民革命主导地位的事实，即使国民革命成功，中国革命也到不了俄国的1917年，向资产阶级夺权的问题不可能迅速提上议事日程。他们公开承认：“我们不是乌托邦的社会主义，决不幻想不经过资本主义，而可以由半封建的社会一跳便到社会主义的社会”，“中国的资本主义必然要发展起来”。[12]
1706717478
1706717479
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暂时强大，与中国必然要走一段资本主义发展道路，这在共产国际看来似乎没有必然的联系。至少，共产国际关于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观点已经肯定，即使中国的经济发达程度相当于俄国的1905年，也不等于说它必定要经历一个资本主义的独立发展阶段。因此，在得知中共中央的看法不过几个月后，共产国际就明确表示了不同的意见。在1926年底举行的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通过决议重申：中国的民主革命未必会导致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这是因为，“中国革命发生在资本主义没落时期，它是推翻资本主义和建立社会主义共同斗争的一部分”。中国革命的前途“将不是纯粹资产阶级民主国家，这个国家将是无产阶级、农民和其他被剥削阶级的民主主义专政，这将是向非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发展的过渡时期的反帝革命政府”。[13]
1706717480
1706717481
至此，关于中国革命前途问题的讨论和摇摆算是告一段落了。在接到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的决议后，中共中央公开承认：“在今日以前，我们有一个根本错误，乃死守着数千年以来形式逻辑头脑的错误，即是我们自己头脑中，把国民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之间划了很大的‘天然的不可以人力逾越的’一道鸿沟，以为今天只能做国民革命……仿佛多做一点便违反了革命铁律。”国际的决议则明确“指示我们必须准备整个的中国革命能够一气呵成，而不可在主观上注定了我们必须有第二次革命的运命”。这样就指明了无产阶级取得国民革命领导权的极端必要性。不过，1927年初国共合作的国民政府毕竟不等于“无产阶级、农民和其他被剥削阶级的民主主义专政”。因此，中共中央虽然注意到一旦“由无产阶级实际领导的国民革命成功，自然不必再造成发展资本主义的政治环境，而是要造成从资本主义过渡到非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之政治环境”，但它仍然委婉地重申了中国革命可能需要分两步才能走上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看法。它明确讲，即使革命胜利，也要先“由现在的国民政府做到工人农民及其他被压迫阶级的民主独裁制，集中铁路、航业、矿山、大工业，于国家机关支配之下”，然后再“行向社会主义”。[14]
1706717482
1706717483
中国革命有没有一个“过渡时期”？
1706717484
1706717485
仅仅确定中国革命的前途是非资本主义的，这还不足以形成新民主主义的理论观点。新民主主义的重要思想内容，是要承认，即使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完成了民主革命，中国仍必须经过一个相当长的过渡时期来发展生产力，才能走向社会主义。但是，十分明显，在大革命失败之后，共产党人在很长时间内并不这样认识问题。即使是那些曾经一直认为中国革命是在1905年的中共领导人，当他们发现俄国革命的失败经历正在中国重演的时候，他们很显然更期望这种失败不是俄国的1905年，而只是俄国1917年7月的那次短暂的挫折。让人不解的是，斯大林恰恰就在鼓吹这样的看法。
1706717486
1706717487
国共分裂刚刚成为现实，斯大林就非常明白地宣布说，中国革命只是遭受了暂时的失败，它从失败到复兴绝不至于像俄国1905年革命那样要等十二年的时间，其失败的程度不过“类似于布尔什维克一九一七年七月所遭受的失败”，只要过几个月——“经过半年，经过一年”——革命就会重新走到大街上来了。[15]为此，他很快就主张共产党人要准备打出苏维埃的旗帜来。这自然使部分中国共产党人“闻之距跃三百”。毛泽东当时就为此欢呼鼓吹，明确提出：“中国客观上早已到了一九一七年，但从前总以为这是在一九〇五年，这是以前极大的错误。”[16]
1706717488
1706717489
为了一步成就中国的十月革命，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中共中央模仿俄国十月革命，接连组织发动了以夺取中心城市为目标的一系列大规模的武装暴动。他们竭尽全力地把所有怀有革命愿望的人都推到大街上去，甚至就连苏联驻中国的外交官员也不顾一切地参加到中共的暴动行动当中来了。为此，他们毫不犹豫地把俄国式的苏维埃，也照搬到中国来了。
1706717490
1706717491
“苏维埃”在俄语中是“会议”的意思。它之所以成为特有名词，完全是俄国革命本身的产物。它是在俄国1905年革命高潮中出现的工人代表会议的一种简称，最初是作为罢工委员会组织起来的，但很快就变成具有工人起义机关和工人自治政府性质的一种权力机构。到1917年，这种劳动群众自治政府性质的政治机构再度出现，并且日渐成为与上层立宪会议相抗衡乃至与政府相并立的一种事实上的政府。布尔什维克由于成功地在苏维埃中逐渐取得了优势地位，因而很快把苏维埃变成了反政府的革命起义机关，并在革命胜利后直接把苏维埃当做了苏联权力机构的形式和名称。
1706717492
1706717493
显然，苏维埃本身有着作为起义机关和政权机关的双重性质。作为起义机关，它是适合于俄国工人斗争需要自发产生并在一种政府无力制止的环境中发展起来的，它同时也是一种充分民主的并包容布尔什维克、孟尔什维克、社会革命党等各种革命党派代表在内的统一战线的组织。毫无疑问，要在工人力量弱小、组织薄弱，而白色恐怖又极为严重的中国，自发地形成甚或人为地制造这样一种具有广泛群众性和代表性的起义机关，根本就是不可能的。因此，绝大多数共产党人这时也很少存在这样的幻想。他们更加重视的其实还是作为政权机关的那种苏维埃。只不过，作为一种特殊权力机构的苏维埃，除了产生代表的独特形式以外，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它的集权制了。按照俄国模式提出的苏维埃政策目标，自然着力于实行共产党领导的阶级专政。它不仅要剥夺资产阶级等各种剥削阶级和一切反对派在政治上的发言权，而且在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都不可避免地要严格设定阶级界限。这样一来，苏维埃革命的性质就难免要发生严重的混淆。
1706717494
1706717495
最早相信苏维埃革命担负着民主革命和社会革命双重任务的，是共产国际在中国的代表罗明那兹。他关于苏维埃革命是“无间断的革命”的观点，是随着苏维埃模式的形成而出现的一种必然的逻辑混乱。当莫斯科开始按照俄国1917年十月革命的方式在中国各大城市中组织武装暴动之后，他就断然宣布说：如果现在仍然把中国革命看作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就不够了。“目前，革命如不远远超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界限，就不可能解决这个革命的任何一个任务。”“中国苏维埃政权从一开始就不得不既没收外国资本的全部大资产，也没收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全部巨额财产”，因此，应当明白承认：“中国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阶段已经过去”，“不论按形式来说，还是按内容来说，或是按其动力和成分来说，它都具有新的社会主义的性质”。[17]
1706717496
1706717497
既然过去的盟友已经成为不共戴天的敌人，罗明那兹的说法在逻辑上就不是毫无道理。多阶级的统一战线政权变成了工农民主专政，国民革命变成了彻底的土地革命，民主革命中的盟友变成了仇敌，中国革命的动力只剩下了最激进的工人、最贫苦的农民和城市贫民，这一变化确实很像是从俄国二月革命转变到了十月革命。既然革命的目标已经开始转向了资产阶级，中国革命当然也就具有了社会革命的性质。如果一面在政治上打倒资产阶级，一面在经济上还要按照民主革命的要求承认资产阶级有积极作用，岂不自相矛盾？况且事实已经证明，当革命起来之际，就连小资产阶级的利益都绝对不能顾惜，更遑论资产阶级？
1706717498
1706717499
但是，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上，土地革命毕竟不能和社会革命同日而语，工农民主专政毕竟也还不能视为无产阶级专政。习惯于把俄国革命的模式套用在中国革命问题上，并不等于说莫斯科的领导人相信中国与俄国处于同一发展水平。根据中国社会发展的水平和革命进展的程度，共产国际仍旧相信中国革命有一个不同阶段的问题，反对两步并作一步地将二者简单地混淆起来。在这个问题上，共产国际领导人一面很快批评了罗明那兹的所谓“无间断的革命”的说法，肯定“目前中国革命所处的时期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要想跳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而同时认为这个革命是‘不断革命’，这种倾向是错误的”[18]，一面在中共“六大”上针对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人的种种困惑，作了具体的解释。
1706717500
1706717501
1928年6—7月，中共各地的代表被召集到莫斯科去参加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代表们再三要求共产国际领导人对于众多中国革命性质和前途的问题作出明白的说明。他们希望知道：苏维埃革命究竟是一种什么性质？如果说中国目前的苏维埃革命已经不是过去意义上的民主革命，难道不是因为它本身已经具有了某些社会主义的性质？如果说中国革命现在不存在社会主义的任务，那么为什么又要求我们必须支持革命中一切劳动群众的平均主义行动，这难道不是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既然已经反革命，当然在经济上也要与苏维埃政权为敌，这时难道我们也不能没收他们的企业吗？中国革命既然不可避免地将走向社会主义，那么，它究竟需要在何时、何种条件下，以及如何实现这种转变呢？是否共产国际认为，中国的社会经济条件注定了中国革命必将在相当一段时间稳定在民主革命阶段，并以此作为过渡呢？[19]
1706717502
1706717503
要让处于革命重大转变关头的中国共产党人迅速从各种各样的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的矛盾中解脱出来，远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事实上，即使共产国际领导人本身这时也同样被大量的问题所困扰，他们远离中国革命的实际，他们只能根据他们所能得到的或多或少的文字材料来揣测他们想要知道的东西。他们自己也未必能把许多复杂的问题搞清楚。但是，他们是共产国际，是上级，是权威，不论他们是否真的充满自信，他们也必须运用他们的思辨能力，依据俄国革命的经验，对一切作出合乎逻辑的解释，并据此给出具体的政策。不过，共产国际主席布哈林在大会上的解释仍旧有引人注目之处。
1706717504
1706717505
他一方面告诉中共代表：农民不是社会主义者，土地革命可以满足作为小私有者农民要求土地和财产的愿望，但这不是社会主义。因此，现阶段的中国革命仍旧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它与一般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同之处仅仅在于，这场革命是由工人阶级指导的并包含着反对资产阶级的内容，革命的动力主要是工人和农民，并且是以农民为最主要力量的，它的目的是要实现工人和农民的联合专政。但也正因为如此，这场革命就其实质而言，应当说是“小资产阶级的革命”，即使是工农专政的政权本身也“都带着很大的小资产阶级性”。
1706717506
1706717507
在另一方面，他要求代表们了解，中国的经济状况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的差距。他明确认为：中国革命其实只相当于俄国的1905年。即使俄国1905年的工农民主革命取得了政权，“在当时的基础之上也并没有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之可能，不能开始建设社会主义”。虽然可以说中国现在面临的世界形势与当时俄国所面对的情况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但仍旧可以想象，中国“将来到社会主义的道路，要在工人阶级夺取政权的几十年之后”。因此，即使中国共产党人很快夺取了政权，推倒了资产阶级，我们在相当长的时间以内还是“不动摇他的经济基础的”。他甚至怀疑：“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或是说中国之非资本主义的发展之问题，乃是一种特别的方式”，因为中国的无产阶级恐怕不能依靠中国这种经济基础来独立地建设社会主义，这一点将必然的不同于现在的苏联和将来的欧洲国家。[20]
1706717508
1706717509
值得注意的是，布哈林的上述说法并没有被纳入到俄国人帮助制定的中共“六大”的《政治议决案》当中。议决案除了继续肯定中国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性质以外，对于中国革命的前途仅仅重申了它必然走向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而已，它甚至丝毫没有提到布哈林所着力强调的革命转变的经济因素。像大革命时期共产党人反复讨论的那样，它依旧把革命的主观力量的强弱视为革命转变的唯一重要条件，声称：“民权革命转变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过程必须由斗争的力量来决定”，即“只有阶级力量的对比能够决定”。[21]这种说法严格说来只会加强相当一部分中国共产党人中根深蒂固的革命幻想。
[
上一页 ]
[ :1.70671746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