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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革命有没有一个“过渡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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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仅确定中国革命的前途是非资本主义的，这还不足以形成新民主主义的理论观点。新民主主义的重要思想内容，是要承认，即使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完成了民主革命，中国仍必须经过一个相当长的过渡时期来发展生产力，才能走向社会主义。但是，十分明显，在大革命失败之后，共产党人在很长时间内并不这样认识问题。即使是那些曾经一直认为中国革命是在1905年的中共领导人，当他们发现俄国革命的失败经历正在中国重演的时候，他们很显然更期望这种失败不是俄国的1905年，而只是俄国1917年7月的那次短暂的挫折。让人不解的是，斯大林恰恰就在鼓吹这样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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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共分裂刚刚成为现实，斯大林就非常明白地宣布说，中国革命只是遭受了暂时的失败，它从失败到复兴绝不至于像俄国1905年革命那样要等十二年的时间，其失败的程度不过“类似于布尔什维克一九一七年七月所遭受的失败”，只要过几个月——“经过半年，经过一年”——革命就会重新走到大街上来了。[15]为此，他很快就主张共产党人要准备打出苏维埃的旗帜来。这自然使部分中国共产党人“闻之距跃三百”。毛泽东当时就为此欢呼鼓吹，明确提出：“中国客观上早已到了一九一七年，但从前总以为这是在一九〇五年，这是以前极大的错误。”[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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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一步成就中国的十月革命，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中共中央模仿俄国十月革命，接连组织发动了以夺取中心城市为目标的一系列大规模的武装暴动。他们竭尽全力地把所有怀有革命愿望的人都推到大街上去，甚至就连苏联驻中国的外交官员也不顾一切地参加到中共的暴动行动当中来了。为此，他们毫不犹豫地把俄国式的苏维埃，也照搬到中国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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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维埃”在俄语中是“会议”的意思。它之所以成为特有名词，完全是俄国革命本身的产物。它是在俄国1905年革命高潮中出现的工人代表会议的一种简称，最初是作为罢工委员会组织起来的，但很快就变成具有工人起义机关和工人自治政府性质的一种权力机构。到1917年，这种劳动群众自治政府性质的政治机构再度出现，并且日渐成为与上层立宪会议相抗衡乃至与政府相并立的一种事实上的政府。布尔什维克由于成功地在苏维埃中逐渐取得了优势地位，因而很快把苏维埃变成了反政府的革命起义机关，并在革命胜利后直接把苏维埃当做了苏联权力机构的形式和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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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苏维埃本身有着作为起义机关和政权机关的双重性质。作为起义机关，它是适合于俄国工人斗争需要自发产生并在一种政府无力制止的环境中发展起来的，它同时也是一种充分民主的并包容布尔什维克、孟尔什维克、社会革命党等各种革命党派代表在内的统一战线的组织。毫无疑问，要在工人力量弱小、组织薄弱，而白色恐怖又极为严重的中国，自发地形成甚或人为地制造这样一种具有广泛群众性和代表性的起义机关，根本就是不可能的。因此，绝大多数共产党人这时也很少存在这样的幻想。他们更加重视的其实还是作为政权机关的那种苏维埃。只不过，作为一种特殊权力机构的苏维埃，除了产生代表的独特形式以外，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它的集权制了。按照俄国模式提出的苏维埃政策目标，自然着力于实行共产党领导的阶级专政。它不仅要剥夺资产阶级等各种剥削阶级和一切反对派在政治上的发言权，而且在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都不可避免地要严格设定阶级界限。这样一来，苏维埃革命的性质就难免要发生严重的混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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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相信苏维埃革命担负着民主革命和社会革命双重任务的，是共产国际在中国的代表罗明那兹。他关于苏维埃革命是“无间断的革命”的观点，是随着苏维埃模式的形成而出现的一种必然的逻辑混乱。当莫斯科开始按照俄国1917年十月革命的方式在中国各大城市中组织武装暴动之后，他就断然宣布说：如果现在仍然把中国革命看作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就不够了。“目前，革命如不远远超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界限，就不可能解决这个革命的任何一个任务。”“中国苏维埃政权从一开始就不得不既没收外国资本的全部大资产，也没收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全部巨额财产”，因此，应当明白承认：“中国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阶段已经过去”，“不论按形式来说，还是按内容来说，或是按其动力和成分来说，它都具有新的社会主义的性质”。[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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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过去的盟友已经成为不共戴天的敌人，罗明那兹的说法在逻辑上就不是毫无道理。多阶级的统一战线政权变成了工农民主专政，国民革命变成了彻底的土地革命，民主革命中的盟友变成了仇敌，中国革命的动力只剩下了最激进的工人、最贫苦的农民和城市贫民，这一变化确实很像是从俄国二月革命转变到了十月革命。既然革命的目标已经开始转向了资产阶级，中国革命当然也就具有了社会革命的性质。如果一面在政治上打倒资产阶级，一面在经济上还要按照民主革命的要求承认资产阶级有积极作用，岂不自相矛盾？况且事实已经证明，当革命起来之际，就连小资产阶级的利益都绝对不能顾惜，更遑论资产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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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上，土地革命毕竟不能和社会革命同日而语，工农民主专政毕竟也还不能视为无产阶级专政。习惯于把俄国革命的模式套用在中国革命问题上，并不等于说莫斯科的领导人相信中国与俄国处于同一发展水平。根据中国社会发展的水平和革命进展的程度，共产国际仍旧相信中国革命有一个不同阶段的问题，反对两步并作一步地将二者简单地混淆起来。在这个问题上，共产国际领导人一面很快批评了罗明那兹的所谓“无间断的革命”的说法，肯定“目前中国革命所处的时期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要想跳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而同时认为这个革命是‘不断革命’，这种倾向是错误的”[18]，一面在中共“六大”上针对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人的种种困惑，作了具体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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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6—7月，中共各地的代表被召集到莫斯科去参加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代表们再三要求共产国际领导人对于众多中国革命性质和前途的问题作出明白的说明。他们希望知道：苏维埃革命究竟是一种什么性质？如果说中国目前的苏维埃革命已经不是过去意义上的民主革命，难道不是因为它本身已经具有了某些社会主义的性质？如果说中国革命现在不存在社会主义的任务，那么为什么又要求我们必须支持革命中一切劳动群众的平均主义行动，这难道不是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既然已经反革命，当然在经济上也要与苏维埃政权为敌，这时难道我们也不能没收他们的企业吗？中国革命既然不可避免地将走向社会主义，那么，它究竟需要在何时、何种条件下，以及如何实现这种转变呢？是否共产国际认为，中国的社会经济条件注定了中国革命必将在相当一段时间稳定在民主革命阶段，并以此作为过渡呢？[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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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让处于革命重大转变关头的中国共产党人迅速从各种各样的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的矛盾中解脱出来，远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事实上，即使共产国际领导人本身这时也同样被大量的问题所困扰，他们远离中国革命的实际，他们只能根据他们所能得到的或多或少的文字材料来揣测他们想要知道的东西。他们自己也未必能把许多复杂的问题搞清楚。但是，他们是共产国际，是上级，是权威，不论他们是否真的充满自信，他们也必须运用他们的思辨能力，依据俄国革命的经验，对一切作出合乎逻辑的解释，并据此给出具体的政策。不过，共产国际主席布哈林在大会上的解释仍旧有引人注目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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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一方面告诉中共代表：农民不是社会主义者，土地革命可以满足作为小私有者农民要求土地和财产的愿望，但这不是社会主义。因此，现阶段的中国革命仍旧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它与一般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同之处仅仅在于，这场革命是由工人阶级指导的并包含着反对资产阶级的内容，革命的动力主要是工人和农民，并且是以农民为最主要力量的，它的目的是要实现工人和农民的联合专政。但也正因为如此，这场革命就其实质而言，应当说是“小资产阶级的革命”，即使是工农专政的政权本身也“都带着很大的小资产阶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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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另一方面，他要求代表们了解，中国的经济状况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的差距。他明确认为：中国革命其实只相当于俄国的1905年。即使俄国1905年的工农民主革命取得了政权，“在当时的基础之上也并没有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之可能，不能开始建设社会主义”。虽然可以说中国现在面临的世界形势与当时俄国所面对的情况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但仍旧可以想象，中国“将来到社会主义的道路，要在工人阶级夺取政权的几十年之后”。因此，即使中国共产党人很快夺取了政权，推倒了资产阶级，我们在相当长的时间以内还是“不动摇他的经济基础的”。他甚至怀疑：“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或是说中国之非资本主义的发展之问题，乃是一种特别的方式”，因为中国的无产阶级恐怕不能依靠中国这种经济基础来独立地建设社会主义，这一点将必然的不同于现在的苏联和将来的欧洲国家。[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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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布哈林的上述说法并没有被纳入到俄国人帮助制定的中共“六大”的《政治议决案》当中。议决案除了继续肯定中国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性质以外，对于中国革命的前途仅仅重申了它必然走向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而已，它甚至丝毫没有提到布哈林所着力强调的革命转变的经济因素。像大革命时期共产党人反复讨论的那样，它依旧把革命的主观力量的强弱视为革命转变的唯一重要条件，声称：“民权革命转变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过程必须由斗争的力量来决定”，即“只有阶级力量的对比能够决定”。[21]这种说法严格说来只会加强相当一部分中国共产党人中根深蒂固的革命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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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就在布哈林在莫斯科直截了当地告诫中共代表不要幻想可以较快过渡之后，中共中央在国内的机关报却在宣传：“工农民权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其中并无万里长城阻隔着，非要经过多少年或等到生产力发达到了美国的时候，才可以到社会主义革命”，一切全都“要看我们在现时革命中的积极与获得的力量如何而定”。[22]而“六大”决议中关于转变条件的说法，实际上还默认了这种观点的合理性。这当然为人们进一步发挥自己的想象力留下了足够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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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立三是第一个把中国必须迅速从二月革命转变到十月革命的观点理论化的共产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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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围绕着迅速组织苏维埃全国政权的问题，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之间发生了一场重要的理论争论。当时，中国唯一有可能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地方只有农村根据地，但堂堂无产阶级领导的苏维埃中央政府怎么能建到偏僻的农村里去呢？中共中央反对任何这种尝试。他们坚信，苏维埃必须建立在无产阶级居主导地位的中心城市，至少也必须暂时建立在重要城市里。而要达到这样的目的，就必须全力夺取一省乃至数省的政权，以便使苏维埃中央政府能够确实得到巩固的疆界并对全国形成很大的影响。但这个时候的共产党并没有这样的力量，即使通过少数中心城市的暴动和红军的进攻，暂时夺取了部分城市，在强大的国内国际敌人的联合压迫下，也难以坚持。因此，作为当时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之一的李立三明确提出了以中国革命推动世界革命，通过世界革命来保障中国革命的重要观点。依据列宁的理论，他宣称：中国是整个帝国主义殖民统治链条中的一环，中国革命的爆发必须促成世界范围内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总决战，因此，不仅中国革命的胜利没有局部巩固起来的可能，而且没有停留在民主革命阶段的可能，“建立革命政权的开始，就是转变的开始。这里不但没有两个阶段，而且也没有间隔”。[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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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中共中央如此顽强地表现自己的革命幻想，斯大林和共产国际不得不接连组织力量，分门别类地制定了十个以上的有关中国苏维埃各种政策的决议和文件，以具体规范中共中央的理论思维。在关于中国革命的特殊性和未来发展道路的问题上，共产国际第一次作出了详尽的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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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共产国际的决议显然不反对李立三关于中国革命包含着民主革命和社会革命双重任务的说法。它声称：中国革命之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首先在于它的革命动力和革命对象的成分不同，它不仅没有联合资产阶级并接受资产阶级的领导，而且是在同时反对封建制度和资产阶级的情况下，去实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结果，中国的民主专政必将没收那些属于中外资本的企业，这意味着中国的民主革命将不得不采取一些极其重大的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步骤。共产党的直接领导、强大社会主义苏联的支持，所有这些都使中国的无产阶级不仅可以在国家政权上顺利地实现对农民的领导，而且可以通过与贫农群众的联合影响农民支持一切必要的过渡措施。因此，中国革命在许多方面已经为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准备了前提条件，它的胜利，自然会开辟社会主义发展的前景，并大大缩短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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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与李立三不同的是，决议强调认为：中国社会自身的物质的和经济的条件，决定了它走向社会主义的过程，必然是漫长的，要比俄国革命走向社会主义的过程经过更多的过渡阶段；决定了中国革命后不能立即把资本主义从社会关系的所有方面排挤出去，特别是在农业方面消灭了封建压迫与剥削之后，资本主义必然会表现出相当的发展趋势。一个小农经济占优势的国家，革命的任务不是消灭小农经济，而是改造小农经济。因此，一切非资本主义的过渡措施，必须努力同农民群众的基本利益相一致；一切为社会主义开辟道路的步骤，应当考虑到各个地区社会结构的区别、农民群众组织与觉悟的程度，以及宗法氏族和其他陈规陋习的影响，避免使无产阶级脱离自己的同盟者。同时，共产党应当通过革命的政权机关利用其所取得的行政的和经济的地位，为发展非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生产方式，逐步创造优越的条件。它们可能需要通过下列步骤才能达到，即：没收外资；没收一切反革命的资产阶级的企业和资本；将土地、水域和灌溉设施等收归国有；对各种企业实行监督；逐步推动劳动者实行合作化，进而根据自愿的原则在国家帮助下实行集体化；利用制订预算和国民经济计划的方法，使国家日益增强其经济实力，等。[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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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继续承认中国革命包含着某些社会主义革命的重要步骤，一方面强调物质的和经济的条件将极大地制约着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的时间表，因而要求中国共产党了解，他们走到社会主义还要经过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这多少是一种进步。它至少没有像以往一样简单地凭借主观愿望和所谓力量对比来谈论革命转变问题。决议甚至第一次根据俄国革命的经验，对“非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发展步骤以及生产方式的问题，作出了较为具体的解释，肯定了它所具有的过渡性质，从而使人们可以比较具体地去设想：在未来中国革命胜利之后，可能存在着一个以创造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物质条件为基本目的的、既非资本主义又非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但是，这是不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发展阶段呢？没有人能够清楚回答这个问题，一年以后共产国际也只是把这个“过渡时期”与苏联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作了某种程度的区分。这种区分固然未必等同于列宁过去关于“间接过渡”的观点，也不同于布哈林关于中国革命只相当于俄国革命的1905年的说法，但共产国际至少同意说，即使是中国的工农民主专政政权在全国范围内取得了胜利，它也不会迅速转变成为无产阶级专政而开始社会主义革命，它可能会持续相当长的时间以便逐渐为中国转入社会主义革命准备相应的物质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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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31年11月宣告成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无疑可以看作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具体实践这种“过渡时期”在政治上的一种尝试。然而，把社会革命的目标和任务纳入民主革命轨道本身对苏维埃运动就是致命的，共产党人没有可能把政治和经济区分开来。彻底反对一切剥削阶级，包括反对和排斥各种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派别的极端倾向，不仅使苏维埃政权在与比它强大得多的国民党军事机器的尖锐对立中，无法取得苏区以外的任何助力，而且使苏区内部的阶级斗争也经常处于异常紧张的状况。到1931年日本入侵中国东北，民族矛盾日趋尖锐之后，由于四面出击所造成的弊端就更加明显了。依据现实的利益需要，放弃苏维埃革命的方针，充其量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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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主主义论”产生的特殊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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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中国的非资本主义前途，承认革命后的中国需要一段过渡时期，还不等于新民主主义。新民主主义之“新”，一个关键问题是领导权。因为一般意义上的民主革命可以由国民党来领导，而以非资本主义发展前途为目标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提出本身，就是为了使之区别于旧的民主主义革命，强调共产党的地位和作用的。因此，新民主主义说的产生，在相当程度上其实是抗日战争这一特殊环境下，共产党与国民党斗争的特殊需要的产物。毛泽东确信，只有提出新民主主义，才有助于共产党争取领导权的斗争，才有助于推动中国战后走上非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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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领导权的焦虑是由共产党放弃苏维埃革命，以承认南京国民党政府为中央政府，实行苏维埃改制、红军改编为代价实行国共合作而引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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