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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现实的利益需要改变苏维埃革命的路线,最初是1935年12月的事情。鉴于苏维埃革命的极端政策严重地损害着共产党人的生命力,在当时的瓦窑堡政治局会议上,中共中央根据共产国际关于变“工农苏维埃”为“人民苏维埃”的提议,毫不犹豫地开始全面修正自己的阶级政策。瓦窑堡会议决议提议,给予一切革命的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以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切实保护小资本工商业;欢迎民族工商业资本家和华侨资本家来苏区投资设厂;停止没收富农的土地和财产;允许资产阶级的代表参加苏区政权管理工作;不再以社会出身来限制党和红军的发展工作,等等。随着中共中央进一步宣布愿意停止没收地主土地,愿意停止自己推翻国民党和蒋介石的斗争,和重新肯定小资产阶级乃至民族资产阶级的一部分都是革命的动力,富农乃至地主都可以是革命的同盟者,共产国际此前规定的各项苏维埃革命的重大使命都已经根本取消了。[25]用不着用苏维埃政权去代替国民党政权了,用不着去反对地主富农乃至资产阶级了,用不着没收地主富农的土地财产和资产阶级的产业了……也就是说,无论是革命的动力、革命的对象、革命的任务、革命的方法等等,统统都改变了。其结果,不仅是“工农苏维埃”不复存在,就是“苏维埃共和国”本身也都失去存在的意义。1936年8月10日,中共中央召开会议,明确提出,可以与国民党政府讨论苏维埃和红军的改制改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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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8月15日,共产国际发出政治指示,委婉地同意放弃苏维埃的名义,提议由“中国共产党发表声明,主张建立统一的中华全国民主共和国,主张在普选基础上召开中华全国议会和成立中华全国国防政府”,而苏区将愿意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加入这一统一的中华全国民主共和国,参加中华全国议会,并准备在自己区域内实行适用于全中国的民主制度。中共中央立即表示拥护,它甚至断言:这“是从广大的人民的民主要求产生出来的最适当的统一战线的口号。是较之一部分领土上的苏维埃制度在地域上更普及的民主,较之全中国主要地区上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大大进步的政治制度”,它“不但能够使全中国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参加到政治生活中来,提高他们的觉悟程度与组织力量,而且也给中国无产阶级及其首领共产党为着将来的社会主义的胜利而斗争以自由活动的舞台”。[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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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从现实的力量对比出发,民主共和国还只能是斗争的口号而已。1937年2月10日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三中全会,明确表示愿意“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动方针”、“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之政策”、“苏维埃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导”,及“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施普选的彻底的民主制度”。随后,中共中央在与国民党方面的谈判中正式表示了“拥护三民主义及国民党在中国的领导地位”的态度,两党谈判很快取得实质性进展。[27]根据9月间达成的最后协议,原苏区政府和红军从此正式成为南京政府及其军事委员会统辖下的陕甘宁边区政府和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结果,至少在形式上,共产党10年流血牺牲力图推倒的国民党反成了中国领导的和支配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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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候共产党的武装实际上只有3万余人,根据地只有陕北一隅之地,与国民党大约180万军队和遍及大半个中国的统治范围形成鲜明的对照。力量对比的严酷现实,是促使共产党作出如此之大让步的关键。不管中共领导人怎样在内部强调:“我们是中国的主人,中国是我们的,国民党是过渡的”,合作之初,他们并没有看出在短期内有改变这一力量对比的现实可能性。因此,他们不能不承认:“目前蒋介石先生所领导的国民党已经处在领导的地位”,这种情况不仅会继续下去,很可能还会到抗战胜利以后。这也就是说,国共两党不仅要共同抗日,而且要准备共同建国。共产党最终取代国民党可能是一个相当长的过程。照毛泽东的估计,很可能“中国在此长期抗战及建立民主共和国期中,谈不到社会革命问题”,只能努力争取“建立一个自由平等的民主国家”。为此,中共中央只能把自己的斗争目标确定在:“一切工作准备过渡到工农资产阶级联盟的民主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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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认蒋介石国民党居于领导的和基干的地位,这使得共产党人在设想未来这个“工农资产阶级联盟的民主共和国”的问题上不能不大伤脑筋。这是因为,他们深信,中国革命的前途只能是非资本主义的,但有谁能够保证蒋介石国民党会按照共产党人所指引的这条道路走下去呢?毛泽东深知其中利害。他明确提出,第一,必须努力使党和红军逐步发展壮大居于实力领导地位;第二,必须设法改造国民党。毛泽东估计,只要能够做到这两点,未来的中国可能不需要来一个如同俄国十月革命那样的流血革命,因为“中国可能和平的走到社会主义”。当然,这种和平的过渡方式可能需要经过一个复杂的转变过程,包括从工农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联盟,转变到工农小资产阶级联盟,再转变到工农民主联盟。面对现实,他坦然承认:“由南京占优势到延安占优势,这须要长的过程,这依靠无产阶级、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政治觉悟和组织程度的提高”,不可能一蹴而就。重要的仅仅在于,“无产阶级政党应该力争非资本主义前途”。[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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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国共长期合作、共同走向民主共和国的设想,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毛泽东的政治报告中有着清楚的说明。毛泽东明确肯定:“抗日战争的进行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组成中,国民党居于领导与基干的地位”,抗战的发动与坚持,离开国民党是不能设想的。因此,国共两党的合作将是长期的,这种长期的合作应该并且可能决定着战后两党的共同建国。“所谓抗战建国,照共产党的意思,究将建立一个什么国呢?”“一句话答复:建立一个三民主义共和国。”“不是苏维埃,也不是社会主义。”至于这个“三民主义共和国”的具体内容,概括言之,“就是一个‘求国际地位平等,求政治地位平等,求经济地位平等’的国家”。具体言之,就是:“第一,这个国家是一个民族主义的国家。它是一个独立国,它不受任何外国干涉,同时也不去干涉任何外国。……而是以平等精神同一切尊重中国独立的友邦和平往来,共存互惠。对国内各民族,给予平等权利,而在自愿原则下互相团结,建立统一的政府。第二,这个国家是一个民权主义的国家。国内人民,政治地位一律平等;各级官吏是民选的;政治制度是民主集中制;设立人民代表会议的国会与地方议会;凡十八岁以上公民,除犯罪者外,不分阶级、男女、民族、信仰与文化程度,都有选举与被选举权。国家给予人民以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居住、迁徙之自由,并在政治上物质上保证之。第三,这个国家是一个民生主义的国家。它不否认私有财产制,但须使工人有工作,并改良劳动条件;农民有土地,并废除苛捐杂税重租重利;学生有书读,并保证贫苦者入学;其他各界都有事做,能够充分发挥其天才。一句话,使人人有衣穿,有饭吃,有书读,有事做。”比较在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由共产国际帮助修改通过的具体解释三民主义的宣言,可以看出,毛泽东这时对于抗战胜利后准备建立的这个“三民主义共和国”的设想,是相当温和的。他这里对民族主义的说明,由于考虑到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新形势,没有明确的反帝内容;其对民权主义的说明,由于考虑到国内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的新形势,没有明确的限制反革命分子和组织的权利的内容;其对于民生主义的说明,同样由于考虑到民族统一战线的关系,没有关于将一切有独占性质和规模过大之中外企业收归国有,节制资本、分配土地等内容。[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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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即使对这样一种明显地具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内容的合作建国方案,蒋介石国民党也绝难接受。因为,蒋介石不仅没有与共产党共同建国的愿望,而且根本没有与共产党团结合作的愿望。蒋介石与共产党妥协,只是时势所迫,被迫“容纳”。因此,“容纳”之后,他仍旧是要设法削弱共产党,或者将共产党合并于国民党[30],而共产党又必欲发展壮大,双方之间的摩擦冲突自然不可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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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共合作不过一年半,也就是在中共中央公开提出与国民党长期合作、共同建国的建议之后不久,国民党为防止共产党力量扩大的有计划的“防共”、“限共”的各种措施就纷纷出台,并付诸实践了。国共双方的关系迅速开始恶化。共产党人自然也开始逐渐对原先改造国民党的设想失去信心,对他们刚刚确定的争取与国民党长期合作、共同建国的方针发生动摇。这种情况必然要促使他们对中国政治的未来前途重新作出革命的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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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5月,共产国际根据英国驻华大使秘密出面“调停”中日战争和国民党忽然加紧“限共”、“反共”活动的情况,判断英美正在策划远东慕尼黑阴谋,提醒中共中央谨防国民党妥协投降的危险性。[31]鉴于1927年国共关系破裂的沉痛教训,中共中央迅速开始告诫全党:必须警惕“资产阶级叛变的必然性”,断言这是资产阶级的本性所决定的。由于中共中央这时确信国民党的主干是资产阶级,因此,它相信,国民党的投降反共也是不可免的。据此,中共中央一面继续强调建立一个三民主义共和国是“党的基本任务”,一面已经判断地主资产阶级必然叛变,国民党必将分裂,“那时,共产党将成为全国人民的救星,全国人民望共如望岁”。毛泽东明确提出,现在就必须“把三民主义照着国民党第一次大会那样解释”,使之成为“真三民主义”,一方面以此与蒋介石国民党的“假三民主义”相对抗,一方面则准备使战后中国的政治前途迅速按照共产党的意愿发展。他由此开始断定,战后一定会出现一个“革命民主政权”[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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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确定地相信抗日战争结束后中国共产党将能够成为重要的决定力量,这在国共实力对比极其悬殊的1937年是不可能的;在这种差距已经开始缩小,但共产党还缺少巩固基础的1939年,也还是颇为困难的。然而,在1940年,当共产党的军队已经从1937年8月改编时的三四万人发展到将近50万人,它的根据地已经从陕北一隅之地扩大到整个华北敌后地区,中共有了稳固的发展基础之后,它对国民党限制其发展的反映和看法自然就大不相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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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2月,毛泽东明确告诉外国记者:与国民党战后合作的问题今天还谈不上,除非将来国民党能够同意“实施我们的纲领”,“否则就有困难”。其实,中共这时所设想的战后建国纲领的主要内容,仍不过是政治上民主自由,经济上八小时工作制、改善工人待遇、提高工人工资、地主减租减息,即实行民主政治、保证工农群众合法权益之类,它甚至仍准备承认外资并保护其权利。但即使是这样一种低水平的建国主张,他们认定国民党也是根本无法接受和做到的。因为他们已经清楚地知道,国民党既不想与共产党合作,也不想实行扶助工农的政策。这个时候毛泽东还没有具体系统地形成有关新民主主义与旧民主主义相区别的观点,但他关于“真三民主义”与“假三民主义”,或是“新三民主义”与“旧三民主义”的区分,已经显示出他的新民主主义思想正在形成之中。[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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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共产党人开始放弃与国民党共同建立“三民主义共和国”的目标,重提共产党的“建立民主共和国”的口号了。只是,他们这时对于这个“民主共和国”的认识,已经与前大不同了。毛泽东宣称:“在中国的事情非常明白,谁能领导人民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谁就是人民的救星。中国资产阶级如果能尽此责任,那是谁也不能不佩服它的,而如果不能,这个责任主要的就不得不落在无产阶级的肩上了。”而在今天,当世界已经划分成社会主义与帝国主义两大阵营的时候,“中国无产阶级、农民阶级、知识分子与小资产阶级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已经形成了一个伟大的独立的政治力量的时候”,即使无产阶级还不能独立地承担起革命的领导责任,它也必然是主要的领导者之一,并且必将对国家的未来发展发生决定性的作用。因此,中国革命必然要走上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建立起“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国家,这个国家既不同于已经过了时的欧美式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也不同于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共和国,它必然是“几个反对帝国主义的阶级联合起来共同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即“新民主主义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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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这种“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将具有什么样的内容与特征呢?毛泽东指出:第一,“无论如何,中国无产阶级、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小资产阶级,乃是决定国家命运的基本势力”,“他们必然要成为中华民主共和国的国家构成和政权构成的基本部分”,从而必然要形成“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第二,它“必须实行无男女、信仰、财产、教育等差别的真正普遍平等的选举制”,并实行由国民大会到省民大会、县民大会、区民大会,乃至乡民大会等各级大会选举政府的“真正的民主制度”,充分发挥一切革命人民的意志,实现“民主集中制”。第三,它将在经济上实行“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的政策,一方面将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归为国有,“使私有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一方面“采取某种必要的方法,没收大地主的土地”,实行“耕者有其田”;同时并不禁止那些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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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括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的说明,不难看出他所谈论的新民主主义,很大程度上仍是根据此前列宁、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关于落后国家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观点而来的。比如,他关于世界已分成两部分,中国革命已经成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的观点;他关于中国必然走上新民主主义发展道路的原因,是因为世界上出现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和中国出现了无产阶级的共产党的观点;他关于新民主主义是行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形态,但又不是一朝一夕所能成就,而要经历一个相当长的时期的观点;他关于新民主主义在经济上的任务是“节制资本”、“平均地权”,即一方面要将对国计民生有重大影响的大银行、大工业收归国有,采取某种必要的方法来没收大地主的土地,另一方面“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的观点,显然都可能从列宁、斯大林的有关著作和共产国际的相关指示中找到说法。对此,毛泽东直言不讳。他明确讲,他“是根据斯大林的理论的”。当然,反复谈论向非资本主义(社会主义)过渡这一话题的俄国领导人和共产国际,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没有谈到,也不曾设想过这种“过渡”本身是否会具有某种相对独立的社会形态和国家形式。在这一点上,毛泽东的贡献显而易见。他的新民主主义观,最引人注目之处也就在于,明确指出并肯定,民主革命胜利后会建立一个与统一战线相适应的,既非资本主义,也非社会主义的几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它虽然是“过渡的国家形式,但是不可移易的必要的一种国家形式”。在这个社会和国家中,不仅“并不没收其他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而且“必须使资本家有利可图”。[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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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还是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设想的那个“三民主义共和国”吗?当然不是。无产阶级起主要领导作用;无产阶级、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联合专政;各级民众代表大会选举政府的民主集中制;将大资本收归国有及没收大地主土地,等等,无一不是表现着共产党的意志和特色。那么,它是不是那个已经成为过去的“工农苏维埃共和国”或工农民主专政呢?自然也不是。它仍然是统一战线的,是肯定小资产阶级革命性的,是主张联合除了反共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以外、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在内的一切中间势力的,是强调对社会上一切抗日的人民实行普遍平等、民主、自由的,是主张允许不操纵国计民生的资本主义发展,强调要让资本家有利可图的。中共中央此后根据毛泽东的这一观点提议设立的抗日根据地“三三制”政权(即所谓政权中共产党员、左派进步分子和中间派各占三分之一)清楚地表明,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主张确实没有超出民主主义的范畴。它在某种程度上,正如毛泽东后来所承认的,也许更接近于国民党“一大”时所宣布的那个纲领,也就是毛泽东再三强调的那个“真三民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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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毛泽东理想中的新民主主义是以突出强调无产阶级领导和参加领导为特色的,是以寻求非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前途为目标的。在这一点上,新民主主义的阶级意识相当鲜明。因此,我们似乎不能简单地把他提出“新民主主义论”的过程,看成是一个单纯的理论总结和注重统战政策的过程。1941年9月,毛泽东和王明之间围绕着“新民主主义论”曾经爆发了一场争论,争论的核心就是该不该把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蒋介石排除在统一战线之外。这场争论清楚地表明,毛泽东提出“新民主主义论”是有鲜明的政治目的性的,是朝着下一步共产革命的大目标前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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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就难怪,自他提出“新民主主义论”以来,他就明白宣布:“抗战与革命是一个东西”,“民族革命与民主革命是同时的,不是民族革命过去之后,再来一个民主革命阶段”。只要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蒋介石当政,中国的问题就“不能有彻底好转”。真正的彻底的好转,“只有在共产党参加的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统一战线政权成立之时”。[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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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需要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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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共(布)领导人和共产国际曾经详尽地解释过中国革命所应经历的不同政权阶段问题。据他们说,第一个阶段应当是“全民族革命联合战线”时期,实行工、农、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四个阶级的联合专政;第二个阶段由于民族资产阶级必然要转到反革命营垒去,就会进入到工、农、城市贫民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联合专政的阶段;第三个阶段“不大可靠的和动摇的”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将脱离革命,自然就会开始工人、农民和城市贫民联合专政的阶段,即所谓工农民主专政的阶段;最后一步社会革命到来,大部分农民退出革命,无产阶级单独掌权,无产阶级专政的时期就开始了。[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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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斯大林有过的解释,中国革命早在1927年就已经经历了从第一个阶段到第三个阶段的全过程了。如今,尽管否定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作用,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主张显然仍旧不出“全民族革命联合战线”的范围。而他所以强调未来国家政权还只能是工人、农民、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四个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自然还是对当时的力量对比深思熟虑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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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到毛泽东这个时候发表他的《新民主主义论》,在谈到未来政权的领导力量时,还只能用“无产阶级领导或参加领导”这种不十分有把握的措辞,几年后即将此段大加修改,删去“或参加领导”的字样,加上新中国“只能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无产阶级则是领导的力量”这种毫不含糊的语句,不难看出,他在提出新民主主义观时,虽然有志于取代蒋介石国民党,但考虑到革命的阶段性,和自身力量的局限,他对斗争目标的设定仍相当谨慎。也正是基于这种原因,即使在皖南事变发生后,由于敌后根据地陷于严重困难,我们还会看到,毛泽东愿意与国民党中央缓和关系的表示,包括请国民党代表转话给理论上已经被排除在统战对象之外的蒋介石放心,说什么:共产党愿意“实行七分资本三分封建的民生主义,议会制的民权主义”。共产党并不主张马上搞社会主义,中国搞社会主义绝“不会在英美德日之前,而会在他们之后”,因为“现在无条件”,等等。[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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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渡过了抗日战争中最困难的一个时期之后,特别是看到1944年国民党军队在日本军队发动的新攻势面前一败涂地的窘状,长期坚持敌后并深受新民主主义前途鼓舞的共产党人对国民党更加鄙视,相信国民党已病入膏肓,无可救药。恰在这时,美国官方又通过派遣观察组等形式表示了对共产党力量的重视,这自然激起了毛泽东决心打破国民党一党统治的强烈愿望。但即便如此,毛泽东也并没有过高地估计自己的力量。当美国外交官谢伟思向毛泽东透露美国政府有意促使国民党放弃一党统治,建立联合政府的消息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在延安的领导人对提出这种等于公开否定国民党政府正统地位的斗争口号是否明智,还十分踌躇。直到联合政府的口号一炮打响,毛泽东才转而承认自己估计不足。[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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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几乎所有的共产党人一样,越是接近抗战胜利,毛泽东就越是希望能够尽快出现革命的变化。因此,联合政府的口号未必是共产党人最理想的选择,毛泽东就明确讲,它其实还只是一个最终走向革命的过渡性的口号。但问题是,至少两大因素制约着共产党人提出更为激烈的斗争口号和斗争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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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仍是力量对比。比如毛泽东在谈到目前还不能提出打倒蒋介石的口号时,就明确讲过,“日本人还在前面”,“外国人还要他”,“群众还未觉悟”,“他还有相当大的反动力量”,如此等等。这就如同毛泽东和中共领导人当初犹豫要不要提出联合政府口号时的情况一样,不管他们怎样看不起蒋介石国民党,具体比较起来,他们还是不能不承认,哪怕只是革命的色彩浓了一点,力量对比仍肯定对自己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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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是马列理论和苏联经验的制约。毛泽东是熟读过列宁的《两个策略》(《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一书的。他很清楚先有资本主义,后有社会主义的道理。对俄国,列宁尚且抱怨资本主义太少,断言即使民主革命能够以工农民主专政的形式来实现,也不过是“要最充分地保证资本主义获得最广泛、最自由和最迅速的发展”,更何况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毛泽东所谓中国现在实行社会主义“无条件”,所谓英、美、德、日将会走在中国前面,根本上也是注意到了这一点,即中国还没有建立起资本主义的大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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