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6717499 但是，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上，土地革命毕竟不能和社会革命同日而语，工农民主专政毕竟也还不能视为无产阶级专政。习惯于把俄国革命的模式套用在中国革命问题上，并不等于说莫斯科的领导人相信中国与俄国处于同一发展水平。根据中国社会发展的水平和革命进展的程度，共产国际仍旧相信中国革命有一个不同阶段的问题，反对两步并作一步地将二者简单地混淆起来。在这个问题上，共产国际领导人一面很快批评了罗明那兹的所谓“无间断的革命”的说法，肯定“目前中国革命所处的时期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要想跳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而同时认为这个革命是‘不断革命’，这种倾向是错误的”[18]，一面在中共“六大”上针对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人的种种困惑，作了具体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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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17501 1928年6—7月，中共各地的代表被召集到莫斯科去参加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代表们再三要求共产国际领导人对于众多中国革命性质和前途的问题作出明白的说明。他们希望知道：苏维埃革命究竟是一种什么性质？如果说中国目前的苏维埃革命已经不是过去意义上的民主革命，难道不是因为它本身已经具有了某些社会主义的性质？如果说中国革命现在不存在社会主义的任务，那么为什么又要求我们必须支持革命中一切劳动群众的平均主义行动，这难道不是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既然已经反革命，当然在经济上也要与苏维埃政权为敌，这时难道我们也不能没收他们的企业吗？中国革命既然不可避免地将走向社会主义，那么，它究竟需要在何时、何种条件下，以及如何实现这种转变呢？是否共产国际认为，中国的社会经济条件注定了中国革命必将在相当一段时间稳定在民主革命阶段，并以此作为过渡呢？[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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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17503 要让处于革命重大转变关头的中国共产党人迅速从各种各样的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的矛盾中解脱出来，远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事实上，即使共产国际领导人本身这时也同样被大量的问题所困扰，他们远离中国革命的实际，他们只能根据他们所能得到的或多或少的文字材料来揣测他们想要知道的东西。他们自己也未必能把许多复杂的问题搞清楚。但是，他们是共产国际，是上级，是权威，不论他们是否真的充满自信，他们也必须运用他们的思辨能力，依据俄国革命的经验，对一切作出合乎逻辑的解释，并据此给出具体的政策。不过，共产国际主席布哈林在大会上的解释仍旧有引人注目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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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17505 他一方面告诉中共代表：农民不是社会主义者，土地革命可以满足作为小私有者农民要求土地和财产的愿望，但这不是社会主义。因此，现阶段的中国革命仍旧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它与一般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同之处仅仅在于，这场革命是由工人阶级指导的并包含着反对资产阶级的内容，革命的动力主要是工人和农民，并且是以农民为最主要力量的，它的目的是要实现工人和农民的联合专政。但也正因为如此，这场革命就其实质而言，应当说是“小资产阶级的革命”，即使是工农专政的政权本身也“都带着很大的小资产阶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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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17507 在另一方面，他要求代表们了解，中国的经济状况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的差距。他明确认为：中国革命其实只相当于俄国的1905年。即使俄国1905年的工农民主革命取得了政权，“在当时的基础之上也并没有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之可能，不能开始建设社会主义”。虽然可以说中国现在面临的世界形势与当时俄国所面对的情况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但仍旧可以想象，中国“将来到社会主义的道路，要在工人阶级夺取政权的几十年之后”。因此，即使中国共产党人很快夺取了政权，推倒了资产阶级，我们在相当长的时间以内还是“不动摇他的经济基础的”。他甚至怀疑：“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或是说中国之非资本主义的发展之问题，乃是一种特别的方式”，因为中国的无产阶级恐怕不能依靠中国这种经济基础来独立地建设社会主义，这一点将必然的不同于现在的苏联和将来的欧洲国家。[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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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17509 值得注意的是，布哈林的上述说法并没有被纳入到俄国人帮助制定的中共“六大”的《政治议决案》当中。议决案除了继续肯定中国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性质以外，对于中国革命的前途仅仅重申了它必然走向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而已，它甚至丝毫没有提到布哈林所着力强调的革命转变的经济因素。像大革命时期共产党人反复讨论的那样，它依旧把革命的主观力量的强弱视为革命转变的唯一重要条件，声称：“民权革命转变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过程必须由斗争的力量来决定”，即“只有阶级力量的对比能够决定”。[21]这种说法严格说来只会加强相当一部分中国共产党人中根深蒂固的革命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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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17511 几乎就在布哈林在莫斯科直截了当地告诫中共代表不要幻想可以较快过渡之后，中共中央在国内的机关报却在宣传：“工农民权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其中并无万里长城阻隔着，非要经过多少年或等到生产力发达到了美国的时候，才可以到社会主义革命”，一切全都“要看我们在现时革命中的积极与获得的力量如何而定”。[22]而“六大”决议中关于转变条件的说法，实际上还默认了这种观点的合理性。这当然为人们进一步发挥自己的想象力留下了足够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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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17513 李立三是第一个把中国必须迅速从二月革命转变到十月革命的观点理论化的共产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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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17515 1930年，围绕着迅速组织苏维埃全国政权的问题，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之间发生了一场重要的理论争论。当时，中国唯一有可能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地方只有农村根据地，但堂堂无产阶级领导的苏维埃中央政府怎么能建到偏僻的农村里去呢？中共中央反对任何这种尝试。他们坚信，苏维埃必须建立在无产阶级居主导地位的中心城市，至少也必须暂时建立在重要城市里。而要达到这样的目的，就必须全力夺取一省乃至数省的政权，以便使苏维埃中央政府能够确实得到巩固的疆界并对全国形成很大的影响。但这个时候的共产党并没有这样的力量，即使通过少数中心城市的暴动和红军的进攻，暂时夺取了部分城市，在强大的国内国际敌人的联合压迫下，也难以坚持。因此，作为当时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之一的李立三明确提出了以中国革命推动世界革命，通过世界革命来保障中国革命的重要观点。依据列宁的理论，他宣称：中国是整个帝国主义殖民统治链条中的一环，中国革命的爆发必须促成世界范围内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总决战，因此，不仅中国革命的胜利没有局部巩固起来的可能，而且没有停留在民主革命阶段的可能，“建立革命政权的开始，就是转变的开始。这里不但没有两个阶段，而且也没有间隔”。[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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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17517 针对中共中央如此顽强地表现自己的革命幻想，斯大林和共产国际不得不接连组织力量，分门别类地制定了十个以上的有关中国苏维埃各种政策的决议和文件，以具体规范中共中央的理论思维。在关于中国革命的特殊性和未来发展道路的问题上，共产国际第一次作出了详尽的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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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17519 来自共产国际的决议显然不反对李立三关于中国革命包含着民主革命和社会革命双重任务的说法。它声称：中国革命之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首先在于它的革命动力和革命对象的成分不同，它不仅没有联合资产阶级并接受资产阶级的领导，而且是在同时反对封建制度和资产阶级的情况下，去实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结果，中国的民主专政必将没收那些属于中外资本的企业，这意味着中国的民主革命将不得不采取一些极其重大的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步骤。共产党的直接领导、强大社会主义苏联的支持，所有这些都使中国的无产阶级不仅可以在国家政权上顺利地实现对农民的领导，而且可以通过与贫农群众的联合影响农民支持一切必要的过渡措施。因此，中国革命在许多方面已经为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准备了前提条件，它的胜利，自然会开辟社会主义发展的前景，并大大缩短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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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17521 但是，与李立三不同的是，决议强调认为：中国社会自身的物质的和经济的条件，决定了它走向社会主义的过程，必然是漫长的，要比俄国革命走向社会主义的过程经过更多的过渡阶段；决定了中国革命后不能立即把资本主义从社会关系的所有方面排挤出去，特别是在农业方面消灭了封建压迫与剥削之后，资本主义必然会表现出相当的发展趋势。一个小农经济占优势的国家，革命的任务不是消灭小农经济，而是改造小农经济。因此，一切非资本主义的过渡措施，必须努力同农民群众的基本利益相一致；一切为社会主义开辟道路的步骤，应当考虑到各个地区社会结构的区别、农民群众组织与觉悟的程度，以及宗法氏族和其他陈规陋习的影响，避免使无产阶级脱离自己的同盟者。同时，共产党应当通过革命的政权机关利用其所取得的行政的和经济的地位，为发展非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生产方式，逐步创造优越的条件。它们可能需要通过下列步骤才能达到，即：没收外资；没收一切反革命的资产阶级的企业和资本；将土地、水域和灌溉设施等收归国有；对各种企业实行监督；逐步推动劳动者实行合作化，进而根据自愿的原则在国家帮助下实行集体化；利用制订预算和国民经济计划的方法，使国家日益增强其经济实力，等。[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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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17523 一方面继续承认中国革命包含着某些社会主义革命的重要步骤，一方面强调物质的和经济的条件将极大地制约着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的时间表，因而要求中国共产党了解，他们走到社会主义还要经过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这多少是一种进步。它至少没有像以往一样简单地凭借主观愿望和所谓力量对比来谈论革命转变问题。决议甚至第一次根据俄国革命的经验，对“非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发展步骤以及生产方式的问题，作出了较为具体的解释，肯定了它所具有的过渡性质，从而使人们可以比较具体地去设想：在未来中国革命胜利之后，可能存在着一个以创造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物质条件为基本目的的、既非资本主义又非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但是，这是不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发展阶段呢？没有人能够清楚回答这个问题，一年以后共产国际也只是把这个“过渡时期”与苏联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作了某种程度的区分。这种区分固然未必等同于列宁过去关于“间接过渡”的观点，也不同于布哈林关于中国革命只相当于俄国革命的1905年的说法，但共产国际至少同意说，即使是中国的工农民主专政政权在全国范围内取得了胜利，它也不会迅速转变成为无产阶级专政而开始社会主义革命，它可能会持续相当长的时间以便逐渐为中国转入社会主义革命准备相应的物质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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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17525 在1931年11月宣告成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无疑可以看作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具体实践这种“过渡时期”在政治上的一种尝试。然而，把社会革命的目标和任务纳入民主革命轨道本身对苏维埃运动就是致命的，共产党人没有可能把政治和经济区分开来。彻底反对一切剥削阶级，包括反对和排斥各种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派别的极端倾向，不仅使苏维埃政权在与比它强大得多的国民党军事机器的尖锐对立中，无法取得苏区以外的任何助力，而且使苏区内部的阶级斗争也经常处于异常紧张的状况。到1931年日本入侵中国东北，民族矛盾日趋尖锐之后，由于四面出击所造成的弊端就更加明显了。依据现实的利益需要，放弃苏维埃革命的方针，充其量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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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17527 “新民主主义论”产生的特殊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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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17529 强调中国的非资本主义前途，承认革命后的中国需要一段过渡时期，还不等于新民主主义。新民主主义之“新”，一个关键问题是领导权。因为一般意义上的民主革命可以由国民党来领导，而以非资本主义发展前途为目标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提出本身，就是为了使之区别于旧的民主主义革命，强调共产党的地位和作用的。因此，新民主主义说的产生，在相当程度上其实是抗日战争这一特殊环境下，共产党与国民党斗争的特殊需要的产物。毛泽东确信，只有提出新民主主义，才有助于共产党争取领导权的斗争，才有助于推动中国战后走上非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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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17531 对领导权的焦虑是由共产党放弃苏维埃革命，以承认南京国民党政府为中央政府，实行苏维埃改制、红军改编为代价实行国共合作而引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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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17533 依据现实的利益需要改变苏维埃革命的路线，最初是1935年12月的事情。鉴于苏维埃革命的极端政策严重地损害着共产党人的生命力，在当时的瓦窑堡政治局会议上，中共中央根据共产国际关于变“工农苏维埃”为“人民苏维埃”的提议，毫不犹豫地开始全面修正自己的阶级政策。瓦窑堡会议决议提议，给予一切革命的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以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切实保护小资本工商业；欢迎民族工商业资本家和华侨资本家来苏区投资设厂；停止没收富农的土地和财产；允许资产阶级的代表参加苏区政权管理工作；不再以社会出身来限制党和红军的发展工作，等等。随着中共中央进一步宣布愿意停止没收地主土地，愿意停止自己推翻国民党和蒋介石的斗争，和重新肯定小资产阶级乃至民族资产阶级的一部分都是革命的动力，富农乃至地主都可以是革命的同盟者，共产国际此前规定的各项苏维埃革命的重大使命都已经根本取消了。[25]用不着用苏维埃政权去代替国民党政权了，用不着去反对地主富农乃至资产阶级了，用不着没收地主富农的土地财产和资产阶级的产业了……也就是说，无论是革命的动力、革命的对象、革命的任务、革命的方法等等，统统都改变了。其结果，不仅是“工农苏维埃”不复存在，就是“苏维埃共和国”本身也都失去存在的意义。1936年8月10日，中共中央召开会议，明确提出，可以与国民党政府讨论苏维埃和红军的改制改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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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17535 1936年8月15日，共产国际发出政治指示，委婉地同意放弃苏维埃的名义，提议由“中国共产党发表声明，主张建立统一的中华全国民主共和国，主张在普选基础上召开中华全国议会和成立中华全国国防政府”，而苏区将愿意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加入这一统一的中华全国民主共和国，参加中华全国议会，并准备在自己区域内实行适用于全中国的民主制度。中共中央立即表示拥护，它甚至断言：这“是从广大的人民的民主要求产生出来的最适当的统一战线的口号。是较之一部分领土上的苏维埃制度在地域上更普及的民主，较之全中国主要地区上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大大进步的政治制度”，它“不但能够使全中国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参加到政治生活中来，提高他们的觉悟程度与组织力量，而且也给中国无产阶级及其首领共产党为着将来的社会主义的胜利而斗争以自由活动的舞台”。[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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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17537 不过，从现实的力量对比出发，民主共和国还只能是斗争的口号而已。1937年2月10日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三中全会，明确表示愿意“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动方针”、“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之政策”、“苏维埃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导”，及“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施普选的彻底的民主制度”。随后，中共中央在与国民党方面的谈判中正式表示了“拥护三民主义及国民党在中国的领导地位”的态度，两党谈判很快取得实质性进展。[27]根据9月间达成的最后协议，原苏区政府和红军从此正式成为南京政府及其军事委员会统辖下的陕甘宁边区政府和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结果，至少在形式上，共产党10年流血牺牲力图推倒的国民党反成了中国领导的和支配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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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17539 这个时候共产党的武装实际上只有3万余人，根据地只有陕北一隅之地，与国民党大约180万军队和遍及大半个中国的统治范围形成鲜明的对照。力量对比的严酷现实，是促使共产党作出如此之大让步的关键。不管中共领导人怎样在内部强调：“我们是中国的主人，中国是我们的，国民党是过渡的”，合作之初，他们并没有看出在短期内有改变这一力量对比的现实可能性。因此，他们不能不承认：“目前蒋介石先生所领导的国民党已经处在领导的地位”，这种情况不仅会继续下去，很可能还会到抗战胜利以后。这也就是说，国共两党不仅要共同抗日，而且要准备共同建国。共产党最终取代国民党可能是一个相当长的过程。照毛泽东的估计，很可能“中国在此长期抗战及建立民主共和国期中，谈不到社会革命问题”，只能努力争取“建立一个自由平等的民主国家”。为此，中共中央只能把自己的斗争目标确定在：“一切工作准备过渡到工农资产阶级联盟的民主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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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17541 承认蒋介石国民党居于领导的和基干的地位，这使得共产党人在设想未来这个“工农资产阶级联盟的民主共和国”的问题上不能不大伤脑筋。这是因为，他们深信，中国革命的前途只能是非资本主义的，但有谁能够保证蒋介石国民党会按照共产党人所指引的这条道路走下去呢？毛泽东深知其中利害。他明确提出，第一，必须努力使党和红军逐步发展壮大居于实力领导地位；第二，必须设法改造国民党。毛泽东估计，只要能够做到这两点，未来的中国可能不需要来一个如同俄国十月革命那样的流血革命，因为“中国可能和平的走到社会主义”。当然，这种和平的过渡方式可能需要经过一个复杂的转变过程，包括从工农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联盟，转变到工农小资产阶级联盟，再转变到工农民主联盟。面对现实，他坦然承认：“由南京占优势到延安占优势，这须要长的过程，这依靠无产阶级、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政治觉悟和组织程度的提高”，不可能一蹴而就。重要的仅仅在于，“无产阶级政党应该力争非资本主义前途”。[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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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17543 关于国共长期合作、共同走向民主共和国的设想，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毛泽东的政治报告中有着清楚的说明。毛泽东明确肯定：“抗日战争的进行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组成中，国民党居于领导与基干的地位”，抗战的发动与坚持，离开国民党是不能设想的。因此，国共两党的合作将是长期的，这种长期的合作应该并且可能决定着战后两党的共同建国。“所谓抗战建国，照共产党的意思，究将建立一个什么国呢？”“一句话答复：建立一个三民主义共和国。”“不是苏维埃，也不是社会主义。”至于这个“三民主义共和国”的具体内容，概括言之，“就是一个‘求国际地位平等，求政治地位平等，求经济地位平等’的国家”。具体言之，就是：“第一，这个国家是一个民族主义的国家。它是一个独立国，它不受任何外国干涉，同时也不去干涉任何外国。……而是以平等精神同一切尊重中国独立的友邦和平往来，共存互惠。对国内各民族，给予平等权利，而在自愿原则下互相团结，建立统一的政府。第二，这个国家是一个民权主义的国家。国内人民，政治地位一律平等；各级官吏是民选的；政治制度是民主集中制；设立人民代表会议的国会与地方议会；凡十八岁以上公民，除犯罪者外，不分阶级、男女、民族、信仰与文化程度，都有选举与被选举权。国家给予人民以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居住、迁徙之自由，并在政治上物质上保证之。第三，这个国家是一个民生主义的国家。它不否认私有财产制，但须使工人有工作，并改良劳动条件；农民有土地，并废除苛捐杂税重租重利；学生有书读，并保证贫苦者入学；其他各界都有事做，能够充分发挥其天才。一句话，使人人有衣穿，有饭吃，有书读，有事做。”比较在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由共产国际帮助修改通过的具体解释三民主义的宣言，可以看出，毛泽东这时对于抗战胜利后准备建立的这个“三民主义共和国”的设想，是相当温和的。他这里对民族主义的说明，由于考虑到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新形势，没有明确的反帝内容；其对民权主义的说明，由于考虑到国内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的新形势，没有明确的限制反革命分子和组织的权利的内容；其对于民生主义的说明，同样由于考虑到民族统一战线的关系，没有关于将一切有独占性质和规模过大之中外企业收归国有，节制资本、分配土地等内容。[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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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17545 可惜，即使对这样一种明显地具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内容的合作建国方案，蒋介石国民党也绝难接受。因为，蒋介石不仅没有与共产党共同建国的愿望，而且根本没有与共产党团结合作的愿望。蒋介石与共产党妥协，只是时势所迫，被迫“容纳”。因此，“容纳”之后，他仍旧是要设法削弱共产党，或者将共产党合并于国民党[30]，而共产党又必欲发展壮大，双方之间的摩擦冲突自然不可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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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17547 国共合作不过一年半，也就是在中共中央公开提出与国民党长期合作、共同建国的建议之后不久，国民党为防止共产党力量扩大的有计划的“防共”、“限共”的各种措施就纷纷出台，并付诸实践了。国共双方的关系迅速开始恶化。共产党人自然也开始逐渐对原先改造国民党的设想失去信心，对他们刚刚确定的争取与国民党长期合作、共同建国的方针发生动摇。这种情况必然要促使他们对中国政治的未来前途重新作出革命的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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