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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5月，共产国际根据英国驻华大使秘密出面“调停”中日战争和国民党忽然加紧“限共”、“反共”活动的情况，判断英美正在策划远东慕尼黑阴谋，提醒中共中央谨防国民党妥协投降的危险性。[31]鉴于1927年国共关系破裂的沉痛教训，中共中央迅速开始告诫全党：必须警惕“资产阶级叛变的必然性”，断言这是资产阶级的本性所决定的。由于中共中央这时确信国民党的主干是资产阶级，因此，它相信，国民党的投降反共也是不可免的。据此，中共中央一面继续强调建立一个三民主义共和国是“党的基本任务”，一面已经判断地主资产阶级必然叛变，国民党必将分裂，“那时，共产党将成为全国人民的救星，全国人民望共如望岁”。毛泽东明确提出，现在就必须“把三民主义照着国民党第一次大会那样解释”，使之成为“真三民主义”，一方面以此与蒋介石国民党的“假三民主义”相对抗，一方面则准备使战后中国的政治前途迅速按照共产党的意愿发展。他由此开始断定，战后一定会出现一个“革命民主政权”[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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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确定地相信抗日战争结束后中国共产党将能够成为重要的决定力量，这在国共实力对比极其悬殊的1937年是不可能的；在这种差距已经开始缩小，但共产党还缺少巩固基础的1939年，也还是颇为困难的。然而，在1940年，当共产党的军队已经从1937年8月改编时的三四万人发展到将近50万人，它的根据地已经从陕北一隅之地扩大到整个华北敌后地区，中共有了稳固的发展基础之后，它对国民党限制其发展的反映和看法自然就大不相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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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2月，毛泽东明确告诉外国记者：与国民党战后合作的问题今天还谈不上，除非将来国民党能够同意“实施我们的纲领”，“否则就有困难”。其实，中共这时所设想的战后建国纲领的主要内容，仍不过是政治上民主自由，经济上八小时工作制、改善工人待遇、提高工人工资、地主减租减息，即实行民主政治、保证工农群众合法权益之类，它甚至仍准备承认外资并保护其权利。但即使是这样一种低水平的建国主张，他们认定国民党也是根本无法接受和做到的。因为他们已经清楚地知道，国民党既不想与共产党合作，也不想实行扶助工农的政策。这个时候毛泽东还没有具体系统地形成有关新民主主义与旧民主主义相区别的观点，但他关于“真三民主义”与“假三民主义”，或是“新三民主义”与“旧三民主义”的区分，已经显示出他的新民主主义思想正在形成之中。[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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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共产党人开始放弃与国民党共同建立“三民主义共和国”的目标，重提共产党的“建立民主共和国”的口号了。只是，他们这时对于这个“民主共和国”的认识，已经与前大不同了。毛泽东宣称：“在中国的事情非常明白，谁能领导人民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谁就是人民的救星。中国资产阶级如果能尽此责任，那是谁也不能不佩服它的，而如果不能，这个责任主要的就不得不落在无产阶级的肩上了。”而在今天，当世界已经划分成社会主义与帝国主义两大阵营的时候，“中国无产阶级、农民阶级、知识分子与小资产阶级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已经形成了一个伟大的独立的政治力量的时候”，即使无产阶级还不能独立地承担起革命的领导责任，它也必然是主要的领导者之一，并且必将对国家的未来发展发生决定性的作用。因此，中国革命必然要走上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建立起“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国家，这个国家既不同于已经过了时的欧美式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也不同于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共和国，它必然是“几个反对帝国主义的阶级联合起来共同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即“新民主主义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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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这种“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将具有什么样的内容与特征呢？毛泽东指出：第一，“无论如何，中国无产阶级、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小资产阶级，乃是决定国家命运的基本势力”，“他们必然要成为中华民主共和国的国家构成和政权构成的基本部分”，从而必然要形成“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第二，它“必须实行无男女、信仰、财产、教育等差别的真正普遍平等的选举制”，并实行由国民大会到省民大会、县民大会、区民大会，乃至乡民大会等各级大会选举政府的“真正的民主制度”，充分发挥一切革命人民的意志，实现“民主集中制”。第三，它将在经济上实行“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的政策，一方面将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归为国有，“使私有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一方面“采取某种必要的方法，没收大地主的土地”，实行“耕者有其田”；同时并不禁止那些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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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括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的说明，不难看出他所谈论的新民主主义，很大程度上仍是根据此前列宁、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关于落后国家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观点而来的。比如，他关于世界已分成两部分，中国革命已经成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的观点；他关于中国必然走上新民主主义发展道路的原因，是因为世界上出现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和中国出现了无产阶级的共产党的观点；他关于新民主主义是行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形态，但又不是一朝一夕所能成就，而要经历一个相当长的时期的观点；他关于新民主主义在经济上的任务是“节制资本”、“平均地权”，即一方面要将对国计民生有重大影响的大银行、大工业收归国有，采取某种必要的方法来没收大地主的土地，另一方面“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的观点，显然都可能从列宁、斯大林的有关著作和共产国际的相关指示中找到说法。对此，毛泽东直言不讳。他明确讲，他“是根据斯大林的理论的”。当然，反复谈论向非资本主义（社会主义）过渡这一话题的俄国领导人和共产国际，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没有谈到，也不曾设想过这种“过渡”本身是否会具有某种相对独立的社会形态和国家形式。在这一点上，毛泽东的贡献显而易见。他的新民主主义观，最引人注目之处也就在于，明确指出并肯定，民主革命胜利后会建立一个与统一战线相适应的，既非资本主义，也非社会主义的几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它虽然是“过渡的国家形式，但是不可移易的必要的一种国家形式”。在这个社会和国家中，不仅“并不没收其他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而且“必须使资本家有利可图”。[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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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还是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设想的那个“三民主义共和国”吗？当然不是。无产阶级起主要领导作用；无产阶级、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联合专政；各级民众代表大会选举政府的民主集中制；将大资本收归国有及没收大地主土地，等等，无一不是表现着共产党的意志和特色。那么，它是不是那个已经成为过去的“工农苏维埃共和国”或工农民主专政呢？自然也不是。它仍然是统一战线的，是肯定小资产阶级革命性的，是主张联合除了反共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以外、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在内的一切中间势力的，是强调对社会上一切抗日的人民实行普遍平等、民主、自由的，是主张允许不操纵国计民生的资本主义发展，强调要让资本家有利可图的。中共中央此后根据毛泽东的这一观点提议设立的抗日根据地“三三制”政权（即所谓政权中共产党员、左派进步分子和中间派各占三分之一）清楚地表明，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主张确实没有超出民主主义的范畴。它在某种程度上，正如毛泽东后来所承认的，也许更接近于国民党“一大”时所宣布的那个纲领，也就是毛泽东再三强调的那个“真三民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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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毛泽东理想中的新民主主义是以突出强调无产阶级领导和参加领导为特色的，是以寻求非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前途为目标的。在这一点上，新民主主义的阶级意识相当鲜明。因此，我们似乎不能简单地把他提出“新民主主义论”的过程，看成是一个单纯的理论总结和注重统战政策的过程。1941年9月，毛泽东和王明之间围绕着“新民主主义论”曾经爆发了一场争论，争论的核心就是该不该把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蒋介石排除在统一战线之外。这场争论清楚地表明，毛泽东提出“新民主主义论”是有鲜明的政治目的性的，是朝着下一步共产革命的大目标前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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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就难怪，自他提出“新民主主义论”以来，他就明白宣布：“抗战与革命是一个东西”，“民族革命与民主革命是同时的，不是民族革命过去之后，再来一个民主革命阶段”。只要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蒋介石当政，中国的问题就“不能有彻底好转”。真正的彻底的好转，“只有在共产党参加的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统一战线政权成立之时”。[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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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需要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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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共（布）领导人和共产国际曾经详尽地解释过中国革命所应经历的不同政权阶段问题。据他们说，第一个阶段应当是“全民族革命联合战线”时期，实行工、农、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四个阶级的联合专政；第二个阶段由于民族资产阶级必然要转到反革命营垒去，就会进入到工、农、城市贫民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联合专政的阶段；第三个阶段“不大可靠的和动摇的”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将脱离革命，自然就会开始工人、农民和城市贫民联合专政的阶段，即所谓工农民主专政的阶段；最后一步社会革命到来，大部分农民退出革命，无产阶级单独掌权，无产阶级专政的时期就开始了。[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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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斯大林有过的解释，中国革命早在1927年就已经经历了从第一个阶段到第三个阶段的全过程了。如今，尽管否定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作用，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主张显然仍旧不出“全民族革命联合战线”的范围。而他所以强调未来国家政权还只能是工人、农民、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四个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自然还是对当时的力量对比深思熟虑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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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到毛泽东这个时候发表他的《新民主主义论》，在谈到未来政权的领导力量时，还只能用“无产阶级领导或参加领导”这种不十分有把握的措辞，几年后即将此段大加修改，删去“或参加领导”的字样，加上新中国“只能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无产阶级则是领导的力量”这种毫不含糊的语句，不难看出，他在提出新民主主义观时，虽然有志于取代蒋介石国民党，但考虑到革命的阶段性，和自身力量的局限，他对斗争目标的设定仍相当谨慎。也正是基于这种原因，即使在皖南事变发生后，由于敌后根据地陷于严重困难，我们还会看到，毛泽东愿意与国民党中央缓和关系的表示，包括请国民党代表转话给理论上已经被排除在统战对象之外的蒋介石放心，说什么：共产党愿意“实行七分资本三分封建的民生主义，议会制的民权主义”。共产党并不主张马上搞社会主义，中国搞社会主义绝“不会在英美德日之前，而会在他们之后”，因为“现在无条件”，等等。[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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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渡过了抗日战争中最困难的一个时期之后，特别是看到1944年国民党军队在日本军队发动的新攻势面前一败涂地的窘状，长期坚持敌后并深受新民主主义前途鼓舞的共产党人对国民党更加鄙视，相信国民党已病入膏肓，无可救药。恰在这时，美国官方又通过派遣观察组等形式表示了对共产党力量的重视，这自然激起了毛泽东决心打破国民党一党统治的强烈愿望。但即便如此，毛泽东也并没有过高地估计自己的力量。当美国外交官谢伟思向毛泽东透露美国政府有意促使国民党放弃一党统治，建立联合政府的消息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在延安的领导人对提出这种等于公开否定国民党政府正统地位的斗争口号是否明智，还十分踌躇。直到联合政府的口号一炮打响，毛泽东才转而承认自己估计不足。[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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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几乎所有的共产党人一样，越是接近抗战胜利，毛泽东就越是希望能够尽快出现革命的变化。因此，联合政府的口号未必是共产党人最理想的选择，毛泽东就明确讲，它其实还只是一个最终走向革命的过渡性的口号。但问题是，至少两大因素制约着共产党人提出更为激烈的斗争口号和斗争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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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仍是力量对比。比如毛泽东在谈到目前还不能提出打倒蒋介石的口号时，就明确讲过，“日本人还在前面”，“外国人还要他”，“群众还未觉悟”，“他还有相当大的反动力量”，如此等等。这就如同毛泽东和中共领导人当初犹豫要不要提出联合政府口号时的情况一样，不管他们怎样看不起蒋介石国民党，具体比较起来，他们还是不能不承认，哪怕只是革命的色彩浓了一点，力量对比仍肯定对自己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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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是马列理论和苏联经验的制约。毛泽东是熟读过列宁的《两个策略》（《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一书的。他很清楚先有资本主义，后有社会主义的道理。对俄国，列宁尚且抱怨资本主义太少，断言即使民主革命能够以工农民主专政的形式来实现，也不过是“要最充分地保证资本主义获得最广泛、最自由和最迅速的发展”，更何况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毛泽东所谓中国现在实行社会主义“无条件”，所谓英、美、德、日将会走在中国前面，根本上也是注意到了这一点，即中国还没有建立起资本主义的大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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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1944年8月见到美国人之后，毛泽东不止一次地向来访的美国记者许诺说：“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只是自由主义的政策”，“即使最保守的美国商人，也不会在我们的纲领中发现可持异议的东西”。为了与美国的合作，共产党人还考虑过要不要改变自己的名称的问题。所有这些，说到底都是为了“中国必须工业化”这个目的。因为他这时的确相信列宁的过渡观点，认为美苏合作的情况下，战后中国只有走工业化的道路，而“这只有通过自由企业和外资援助才能做到”[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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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两个策略》一书中关于落后国家与其说苦于资本主义，不如说是苦于资本主义发展得不够，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与其说对资本主义有利，不如说对无产阶级更有利的论断，对毛泽东这时的影响甚大。抗战胜利在即，他对通过联合政府的形式取得部分政权，充满了渴望和信心。但在统一战线政权下，如何制定正确的政治的和经济的政策，不致重蹈苏维埃革命时的覆辙，对于毛泽东还是一个极大的难题。联系到1947—1948年全国革命胜利前夕毛泽东多次要求访问莫斯科，以便向斯大林请教有关建国方略的各种问题，不难想象这个时候的毛泽东可能是怎样一种心态。他这个时候突出宣传战后中共不会改变民主革命的要求，转向社会革命，多半就是从争取统一战线的宣传需要和列宁现成的理论观点出发来考虑问题的。1945年3月中旬，他甚至在与美国外交官的谈话当中明确表示，共产党人没有马上实行社会主义革命的计划。“侈谈立即进入社会主义是‘反革命的思想’，因为它不现实。”“不管是农民还是全体中国人民，都没有为实现社会主义而作好准备。在未来的很长时间内，他们不会准备好的。必须经历漫长的、民主管理的私人企业时期。”[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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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言在转向社会主义革命之前会有一个“漫长的、民主管理的私人企业时期”，如同相信在中国要实现工业化“只有通过自由企业和外资援助才能做到”一样，明显地区别于毛泽东五年前开始提出新民主主义观时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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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前，毛泽东在谈到新民主主义经济时还是突出强调“国营经济”的，对“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仅仅以“不禁止”三个字说明之。而如今，他不仅泛泛强调资本主义要“广大发展”，而且确信中国的工业化必须要借助于资本主义私营企业的生长和外国资本家的投资，断定新民主主义阶段将不可免地要有一个以资本主义私人经济的发展为特征的漫长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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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种变化，在随后举行的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毛泽东作了一定程度的解释和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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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在内部报告中明确承认，新的提法“与《新民主主义论》是不同的，是确定了需要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的，虽然也强调要有三种经济成分，肯定“合作社经济和国家经济，这二者是允许广泛发展的”，但重点在于强调私营经济，即“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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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强调“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呢？从毛泽东说明的理由看，首先仍然是力量对比的问题。他强调说，国民党“还有相当大的力量。他们有一百五十万军队，我们只有九十一万军队；他们有国际地位，我们没有；他们有两万万人口，我们只有一万万人口；他们有六十年的影响，我们只有二十四年的影响”。因此，即使是联合政府，也仍然存在着三种可能性。“一种是坏的我们不希望的可能性，即要我们交出军队，他给我们官做”；“第二种形式上废止一党专政，实际上是独裁加若干民主；第三种是以我们为中心，我们军队发展到一百五十万以上，人口一万五千万以上时，政府设在我们的地方”。[42]在这种情况下，不仅不可能学俄国那样来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和一党制度，而且还要准备不得已时“委曲求全”，接受第一、二种可能性。毛泽东所以突出告诫共产党人不要“太急”，务必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阶段坚持统一战线，并许诺中国共产党的政策绝不会超过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共同要求，这不能不是考虑之一。也正因为如此，当“有些人怀疑中国共产党人不赞成发展个性，不赞成发展私人资本主义，不赞成保护私有财产”，特别是对中国战后政治进程影响极大的美国人表现出种种疑虑的时候，毛泽东都极愿意出面进行解释。[43]在这种情况下，从孤立蒋介石国民党、促成国内和国际革命统一战线的需要考虑，具体地表现共产党人允许资本主义存在和发展的宽容态度，解除中间势力的疑虑，争取他们的支持，实际上也是这时中共基于实力原则而在政策和策略上的一种必然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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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也是最重要的，就是俄国革命的经验。共产党提出任何一种政策策略主张，通常都是要找到一种理论依据的。在这方面，毛泽东也绝不例外。他关于共产党人不怕资本主义，反而要提倡资本主义广大发展的观点，明显是从列宁那里来的。从毛泽东在他的报告和说明中多处提到和复述列宁在《两个策略》中的论述，可以确切地知道他这时对发展资本主义的看法，很大程度上参考了列宁的这篇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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