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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的《两个策略》写于1905年革命前夕，它着重批判了俄国民粹派和无政府主义者力图回避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直接迈入社会主义的幻想，突出强调了俄国不是资本主义太多，而是资本主义太少，无产阶级只有通过民主革命为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扫清道路，才能迈向社会主义革命的理由。毛泽东以此为依据指出，我们党内许多人其实就存在同俄国民粹派一样的思想，“左”得要命，主张不要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直接由封建经济发展到社会主义经济。这显然不是布尔什维克的思想。列宁“他们肯定俄国要发展资本主义，认为这对无产阶级是有利的。列宁在《两个策略》中讲：‘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与其说对资产阶级有利，不如说对无产阶级更有利。’我们不要怕发展资本主义。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以后，还有一个时期让资本主义作为部分经济而存在，而且还是很大的一部分，差不多占整个社会经济的百分之五十”。“十月革命后列宁就想要有一个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而未得。”俄国尚且如此，更何况落后得多的中国。“现在的中国是多了一个外国的帝国主义和一个本国的封建主义，而不是多了一个本国的资本主义，相反地，我们的资本主义是太少了。”“我们共产党人根据自己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明确地知道，在中国的条件下，在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下，除了国家自己的经济、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和合作社经济之外，一定要让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范围内获得发展的便利，才能有益于社会的向前发展。”这个方针必须几十年不变。否则，“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来，那只是完全的空想”。[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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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毛泽东的说明中，对于“广泛地发展资本主义”的好处和它的必要性，却并无深入的解释。他关于“广泛地发展资本主义，是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的”说法，主要只是援引苏联的例子。那意思是说，“人家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了，还要经过新经济政策时期，又经过第一个五年计划”，“一直到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才把城市的中小资本家与乡村的富农消灭”，更何况中国？至于中国为什么必须要允许资本主义存在，而且还要“广泛地发展”，他可以称之为解释的只有两点，一是说中国的资本主义不是多了，而是少了；二是说让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对社会向前发展有益，因此“它是革命的，有用的，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发展的”。这两点都是列宁书中再三提到的，至于对更为落后同时又是半殖民地的中国，为什么也需要广泛地发展资本主义，它究竟如何有益社会，如何有利于社会主义，他并没有说到。[45]结果，中国“需要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的观点讲是讲了，究竟有多少人理解了，却是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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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主张不断革命。我们决不半途而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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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为什么没有深入解释清楚中国“需要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的理由，严格说来同列宁的那本《两个策略》没有解释清楚这个问题有一定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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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观列宁的《两个策略》，其中关于俄国为什么需要“资本主义获得最广泛、最自由和最迅速的发展”的解释，归纳起来只有两条：一是说资本主义是必由之路，俄国的任何一种民主改革和经济改革，即使是最彻底的民主革命的胜利，比如说通过群众起义建立起工农民主专政，结果也“不能触动（如果不经过革命发展中的一系列中间阶段的话）资本主义的基础”，至多只能实行民主主义、平分土地、改善工人生活水平，为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开辟道路，“丝毫不会把我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变为社会主义革命”，“不会直接越出资产阶级社会经济关系的范围”。二是说俄国“工人阶级与其说是苦于资本主义，不如说是苦于资本主义发展得不够”，因为俄国广大无产阶级群众的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与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程度“有绝对的利害关系”，工人的解放必须经过政治上的民主制度才能走向社会主义，消灭一切妨碍资本主义广大发展的残余，对无产阶级绝对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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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的上述解释中明显地存在两个问题，第一是他关于资本主义是必由之路，即所谓“以商品生产为基础并且和文明的资本主义国家发生交换关系的社会，在发展到一定的阶段时，自己必不可免地要走上资本主义的道路”的说法，与在中共党内早已深入人心的有关“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观点存在着明显的矛盾；而列宁关于即使实现工农民主专政只能实行平分土地、改善工人生活水平，不能触动资本主义的基础，不会越出资产阶级社会经济关系的说法，同样不符合自1923年以来共产国际就反复强调的，民主革命要将一切有独占性质和规模过大的中外企业收归国有，从而越出资产阶级民主的界限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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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是他仅仅强调了资本主义民主制度对于工人觉悟和组织的重要意义，丝毫没有说明资本主义的发展对于俄国社会的当前和未来，特别是对于社会主义的前途，在经济上有什么重要意义。他的理论出发点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他关于俄国需要资本主义更甚于需要社会主义，也是来自马克思主义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观点，但是，他却没有特别重视这种阶段发展观的内在逻辑性的申说。因此，列宁的这一说法，对于主要依靠组织教育农民和运用政治谋略就轻易取得了成功的中国共产党人来说，很难形成深刻的印象。对于毛泽东等人来说，列宁关于无产阶级必须在资本主义民主制度下对整个资产阶级公开的阶级斗争中受到训练和教育之后，才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说法，明显不如列宁关于共产党完全可以先创造社会主义的政治前提，再来创造社会主义的经济前提[46]的说法，更让他们印象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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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新民主主义作为一个行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以便补上资本主义这一课，这不仅是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说题中应有之义，而且可以说是新民主主义说立身之本。因为新民主主义说之所以成立并具有创造性，就在于它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社会”和“新民主主义国家”的概念，从而明确肯定了像中国这样的落后国家，在民主革命胜利到逐步转入社会主义革命的过程中间，存在着一个相对稳定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主要任务，就是要用几十年的时间，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几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条件下，补上资本主义工业化这一课，并稳步地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但令人遗憾的是，关于补课的必要性问题，事实上没有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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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地说，毛泽东未能深入地解释清楚这个问题，也确实有一定的原因。这首先在于中国基本上还是一个农业国，而身为追求最先进生产方式的革命领袖，毛泽东却从未跨出过国门，见识过仍旧发达着的欧美资本主义生产力。除了20年代初很短时间在湘赣边做过工运之外，他20多年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和最落后的农民阶层打交道，对何为资本主义大工业，它与社会主义理想的内在联系如何，未来理想社会究应建立在怎样的生产力水平的基础上，确像他后来所承认的那样“陌生得很”。仅仅从马克思、列宁的书本里知道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是很难使他对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在推进人类文明程度，以及实现社会主义方面的决定性作用，有深切体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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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马、恩、列、斯系统论述过渡问题的著作本来就少，直接谈到落后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著作更少。除了列宁早期的一些著作以外，系统论述这方面问题的几乎没有。有一些沿边儿的言论观点，因为俄国革命同样是在一个很落后的基础上成功的，列宁的话往往也是两面说，既强调生产力的决定意义，又强调政策策略的能动作用。再加上中国革命一直是“草鞋没样，边打边像”，理论学习研究实用性极强，碰到什么问题才去学什么。过去中国革命的程度距离这一类过渡问题还远得很，党内对这方面的马、列言论资料注意收集自然不够，因此，从已知的情况看，毛泽东这时利用来作为他新民主主义过渡说参考和指导的著作，多半只有列宁的《两个策略》和《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47]而无论是《两个策略》，还是《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不仅都没有能够在理论上把这个过渡的必要性讲明白，而且还会有自相矛盾之处，这自然也妨碍了毛泽东对问题的认识。随着抗战胜利，内战开始，夺取全国政权的任务提上议事日程，这一问题迅速变得更加复杂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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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受到考验的就是同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问题。随着军事上的节节胜利，广大农民强烈地提出了土地要求，1927年曾经遇到过的几乎是同样的问题出现了。当年，由于两湖地区大批获得解放的无地少地农民不顾一切地掀起了“打土豪，分田地”的热潮，曾经导致了统一战线的严重破裂。如今，绝大多数刚刚解放的农民不满足于共产党抗战中实行的较为温和的减租减息政策，甚至不满足于中共“七大”刚刚提出的没收大地主土地的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政策，强烈要求平分土地。要满足农民的要求，就必须准备承担像1927年一样的民族资产阶级退出统一战线的风险。面对这种情况，中共中央毫不犹豫地作出了自己的选择，提出了“没收封建阶级土地归农民所有”的口号，准备“资产阶级跑掉”。[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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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接着，随着越来越多的城市落入自己手中，既要满足下层工农劳动群众的强烈革命愿望，同时又要保护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利益，又成了一个极端困难的问题。按照革命阶段论和新民主主义政策的要求，毛泽东在理论上和经验上很清楚斗争必须把握住分寸。因此，他不仅一度公开批评党内和相当一部分激进的工农群众中存在的绝对平均主义倾向，称其为“反动的，落后的，倒退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中共中央也接二连三地发布指示，纠正基层组织各种打击侵害工商业者利益的“左”倾政策，“反对‘左’倾冒险主义”。他们再三提醒全党注意：“不要忘记，在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五年而特别是一九三一年至三五年时期，我党曾经因为政策过左，陷于孤立，处于极端危险的地位，而在我党与国民党破裂时期，党内主要危险倾向，曾经是现在仍然可能是‘左’倾冒险主义。”[49]但是，当1946年4月毛泽东出于夺权斗争的需要开始认真研读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后，他对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就投入了更多的热情。从他在这部系统论述消灭资产阶级国家的著作中几乎所有写有“革命”、“消灭”、“暴力革命”的词组和段落旁边，用粗笔一遍一遍地划杠圈圈的情况，不难看出即将取得全国政权的他对列宁所强调的来自资产阶级的反抗充满了怎样一种战斗的焦虑和渴望。其实，无论从《两个策略》一书，还是从长期统战斗争的经验中，毛泽东早就对资产阶级充满了不信任。《两个策略》一书中关于资产阶级天性妥协变节，关于对资产阶级同盟者应当“犹如对敌人一样”，关于愈能在民主革命中排斥资产阶级民主派对革命就愈有利的说法，几乎比比皆是。在蒋介石国民党还是强大对手的情况下，毛泽东对中间派资产阶级虽多有顾忌，还是非联合不可。但随着蒋介石国民党大势已去，新政权建立在即，无论从现实需要的角度，还是从俄国革命历史经验的角度，毛泽东都很难不注意到集无产阶级革命成功之大成者列宁所留下的这些充满火药味的经验之谈。毕竟列宁说得好，无产阶级的前途“不是离开阶级斗争，而发展阶级斗争，扩大阶级斗争的范围，加强阶级斗争的自觉性、组织性和坚决性”[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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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决战尚未全面展开，对未来中间派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计划与部署，在1948年中共中央九月政治局会议上已经成为中共领导人讨论的中心议题之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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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上，绝大多数人只是很勉强地接受了关于只有允许资本主义存在和发展，才能达到社会主义的说法。与会者更多提出的是，如果我们自己能够经营商业、发展工业，我们有什么必要让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来做这一切？而事实上，几乎所有的中共领导人都确信不移，一旦共产党掌握了政权，接收了大批官僚资本，建立起占国民经济比重10%以上的国营经济，他们完全有可能用各种行政的、经济的手段，来阻止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至少，现在就必须设法限制那些无益于国计民生的资本主义经营。比如，有些领导人就明显表示怀疑笼统讲“保护工商业”是否正确。他们提出，如果说资本主义工业还有些发展生产的作用，纯粹投机倒把性质的资本主义商业对国家有什么好处？同样，私人性质的银号、钱庄更是有百弊而无一利，为什么不能把商业和金融全部由国家接管过来？另外，不少与会者也提出，不要把国家的钱贷给资本主义企业，去帮助它们，而应设法使它们竞争不过公营事业，最终把它们的资产转移到国家的手里来。总而言之，不少领导人相信：“我们不能建立起一个资本主义来，而后再去打倒他。”我们应当努力发展社会主义因素，而对于现存的资本主义企业，即使不能立即消灭，也不应当帮助它来发展。[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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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大批没收国民党官僚资本，使自己能够如此顺利地建立起一个强有力的国营经济的基础，这对于大多数共产党人来说都是出乎意料的。毛泽东坦率地承认，他开始在提出新民主主义设想时还不清楚民族资本与官僚资本的区别，因而缺少了没收官僚资本一条。直到1947年年底才意识到通过没收官僚资本，社会主义的国营经济可以很容易地占据经济的统治地位。如果能够较快地推进农民的合作经济，按照列宁的理论，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国家经济就基本上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了。因此，毛泽东在九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特别提出说：现在就应该讲社会主义性质这种话了，尽管整个国民经济还是新民主主义经济，但应看到，这是在社会主义经济领导下的经济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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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而易见，正是由于共产党人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经济上也开始取得了对国家的控制权，他们对资本主义经济的态度，特别是对在多大程度上要保留资本主义经济的问题，已经开始发生微妙的却是极为重要的变化。刘少奇在九月会议的发言中即明确认为：既然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包含着几种经济成分，那么，“在新民主主义经济中，基本矛盾就是资本主义（资本家和富农）与社会主义的矛盾。在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胜利后，这就是新社会的主要矛盾”。我们“固然不能过早地采取社会主义政策，但也不要对无产阶级劳动人民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估计不足”，因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谁战胜谁”的问题还没有解决，“资产阶级要来跟我们争领导权，要把国家引导走资本主义的道路”。毛泽东在随后的讲话中也特别提醒党的领导人：“现在点明一句话，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完成之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就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有两种形式，竞争和没收，现在还要联合资产阶级反帝、反国民党，联合它发展生产，没收现在还不要，但竞争现在就开始了。[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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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九月政治局会议的讨论严格说起来还比较谨慎。因为习惯了从实力原则出发的中共领导人估计，共产党进城后虽然可以通过没收官僚资本取得经济上的相当地位，但国营经济在整个国家经济实体中所占比例应该还很低。毛泽东估计，“连资本主义工业在内，整个近代机器工业的生产量顶多占（国民经济的）10%—20％”，能够变成国营的部分自然更少。因此，他们讨论归讨论，决定政策时很清楚，在未来国家的经济生活中还不能一下子搞掉资本主义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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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他们这时也还是很重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理论规定，知道“没有机器就不能有社会主义”。考虑到中国工业化水平还太低，毛泽东提出，苏联在工业基础及国有化程度高于我们很多的情况下，革命后还花了12年的时间才开始向资本主义全面进攻，我们中国恐怕还要更长一点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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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既然明确了资产阶级就是下一个对手和敌人，与资产阶级的合作，以及对资本主义的容忍，自然就转化为一种纯粹的策略手段了。一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在党内始终在强调阶级斗争问题，强调资产阶级只是暂时的同盟者，要时刻提防其叛变的可能性；宣称：进城以后，必须时刻牢记阶级立场，时刻不忘阶级斗争。一切文件、文章，凡讲到阶级问题的，都是深刻的；凡没有讲到或讲清楚这个问题的，都叫作肤浅。[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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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情况是没有想到的。在毛泽东最初提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构想的时候，他甚至还不能十分肯定地提出无产阶级领导地位问题，以至于不能不用“无产阶级领导或参加领导”这样不十分确定的措辞。同样，毛泽东虽开始意识到共产党在未来过渡时期中政治上可能握得领导权之后，他对动摇于国共之间的国际国内中间势力仍有较多担心，更没有估计到国民党的官僚资本会给自己留下举足轻重的经济实力。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不能不为共产党未来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可能遇到的困难而不安，不能不高度注重统一战线。新民主主义社会与新民主主义国家构想的提出，与这种情况自然构成了直接的因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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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尤为重要的是，新民主主义政治构想举起的是民主主义的旗帜，却规定要由共产党来领导，超出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阶段理论的质的规定性，使之从一开始就具有了过渡的性质。换言之，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政治构想，缺少着对作为一个独立发展阶段（革命后的社会及国家）所应有的基本矛盾的规定。这也是他始终坚持这一政治构想的“过渡”性质，肯定它只是一种“过渡形式”或“过渡的国家形式”的原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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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种情况显示，在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问题的考虑中，力量对比仍旧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一旦共产党不仅在军事上，而且在政治上，甚至在经济上也都顺利地取得了支配的地位之后，他们公开把统一战线中的资产阶级列为主要敌人，就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了。事实上，一旦中共中央确定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已经成为新时期的主要矛盾之后，作为一个设想中的既区别于资本主义社会，又区别于社会主义社会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和“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政治前途，至少在逻辑上也就不存在了。因为毛泽东早就指出：事物的根本矛盾决定着事物的性质。所谓民主革命阶段，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之间的矛盾；而社会革命阶段，社会的主要矛盾才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既然规定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将是新社会的主要矛盾，当然也就规定了这个新社会的基本性质无论新旧都不可能是民主主义的，它只能是以反对资产阶级为基本任务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因此，那种构想中的以统一战线和混合经济为特征的，具有独立发展形态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和新民主主义国家，其实并无存在的理论基础。共产党一旦握有权力，势必会以资产阶级为敌，也因此，所谓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只能是一种短暂的过渡形态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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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地用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来规定过渡时期的社会性质，在理论上未必是适当的。因为，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问题，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才是社会的基本矛盾。当一个新社会应运而生的时候，生产力总是落后于生产关系，而成为矛盾的主要方面，发展生产力就是解决这一矛盾的关键；只是当生产力的发展已经大大超越了生产关系，生产关系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表现为生产关系内部矛盾冲突，实际反映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才可能成为矛盾的主要方面，并成为解决生产关系束缚生产力这一矛盾现象的主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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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因为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问题可以从这个角度来解释，因此，新民主主义无论是作为一个新社会，还是作为一个过渡时期，它都不完全是没有生命力的。因为其主要任务理应首先解决发展生产力的问题，即是要补上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这一课的问题。即使我们按照毛泽东《矛盾论》提供的方法来分析问题，也可以把决定这个时期社会性质的主要矛盾，看成是落后的生产力与刚刚得到改造的相对先进的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而不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也可以理解为是生产力，而非是生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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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显然，正是因为从唯物史观的角度，可以从政治和经济两个不同层面来解读这一问题，因此，关于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形态及其过渡时间长短的问题，才会变得极端复杂和难以把握。而习惯于阶级斗争思维的中国共产党人，很难不把生产关系视为矛盾的主要方面，把生产关系中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当成是决定社会性质的关键。同样的情况，依靠革命与战争改变了一切的中国共产党人，也很难不相信他们完全可以按照理想模式来解决包括发展生产力在内的一切问题。而这一切，又同样有俄国模式提供着榜样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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