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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是他仅仅强调了资本主义民主制度对于工人觉悟和组织的重要意义，丝毫没有说明资本主义的发展对于俄国社会的当前和未来，特别是对于社会主义的前途，在经济上有什么重要意义。他的理论出发点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他关于俄国需要资本主义更甚于需要社会主义，也是来自马克思主义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观点，但是，他却没有特别重视这种阶段发展观的内在逻辑性的申说。因此，列宁的这一说法，对于主要依靠组织教育农民和运用政治谋略就轻易取得了成功的中国共产党人来说，很难形成深刻的印象。对于毛泽东等人来说，列宁关于无产阶级必须在资本主义民主制度下对整个资产阶级公开的阶级斗争中受到训练和教育之后，才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说法，明显不如列宁关于共产党完全可以先创造社会主义的政治前提，再来创造社会主义的经济前提[46]的说法，更让他们印象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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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新民主主义作为一个行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以便补上资本主义这一课，这不仅是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说题中应有之义，而且可以说是新民主主义说立身之本。因为新民主主义说之所以成立并具有创造性，就在于它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社会”和“新民主主义国家”的概念，从而明确肯定了像中国这样的落后国家，在民主革命胜利到逐步转入社会主义革命的过程中间，存在着一个相对稳定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主要任务，就是要用几十年的时间，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几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条件下，补上资本主义工业化这一课，并稳步地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但令人遗憾的是，关于补课的必要性问题，事实上没有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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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地说，毛泽东未能深入地解释清楚这个问题，也确实有一定的原因。这首先在于中国基本上还是一个农业国，而身为追求最先进生产方式的革命领袖，毛泽东却从未跨出过国门，见识过仍旧发达着的欧美资本主义生产力。除了20年代初很短时间在湘赣边做过工运之外，他20多年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和最落后的农民阶层打交道，对何为资本主义大工业，它与社会主义理想的内在联系如何，未来理想社会究应建立在怎样的生产力水平的基础上，确像他后来所承认的那样“陌生得很”。仅仅从马克思、列宁的书本里知道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是很难使他对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在推进人类文明程度，以及实现社会主义方面的决定性作用，有深切体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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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马、恩、列、斯系统论述过渡问题的著作本来就少，直接谈到落后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著作更少。除了列宁早期的一些著作以外，系统论述这方面问题的几乎没有。有一些沿边儿的言论观点，因为俄国革命同样是在一个很落后的基础上成功的，列宁的话往往也是两面说，既强调生产力的决定意义，又强调政策策略的能动作用。再加上中国革命一直是“草鞋没样，边打边像”，理论学习研究实用性极强，碰到什么问题才去学什么。过去中国革命的程度距离这一类过渡问题还远得很，党内对这方面的马、列言论资料注意收集自然不够，因此，从已知的情况看，毛泽东这时利用来作为他新民主主义过渡说参考和指导的著作，多半只有列宁的《两个策略》和《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47]而无论是《两个策略》，还是《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不仅都没有能够在理论上把这个过渡的必要性讲明白，而且还会有自相矛盾之处，这自然也妨碍了毛泽东对问题的认识。随着抗战胜利，内战开始，夺取全国政权的任务提上议事日程，这一问题迅速变得更加复杂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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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受到考验的就是同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问题。随着军事上的节节胜利，广大农民强烈地提出了土地要求，1927年曾经遇到过的几乎是同样的问题出现了。当年，由于两湖地区大批获得解放的无地少地农民不顾一切地掀起了“打土豪，分田地”的热潮，曾经导致了统一战线的严重破裂。如今，绝大多数刚刚解放的农民不满足于共产党抗战中实行的较为温和的减租减息政策，甚至不满足于中共“七大”刚刚提出的没收大地主土地的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政策，强烈要求平分土地。要满足农民的要求，就必须准备承担像1927年一样的民族资产阶级退出统一战线的风险。面对这种情况，中共中央毫不犹豫地作出了自己的选择，提出了“没收封建阶级土地归农民所有”的口号，准备“资产阶级跑掉”。[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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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接着，随着越来越多的城市落入自己手中，既要满足下层工农劳动群众的强烈革命愿望，同时又要保护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利益，又成了一个极端困难的问题。按照革命阶段论和新民主主义政策的要求，毛泽东在理论上和经验上很清楚斗争必须把握住分寸。因此，他不仅一度公开批评党内和相当一部分激进的工农群众中存在的绝对平均主义倾向，称其为“反动的，落后的，倒退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中共中央也接二连三地发布指示，纠正基层组织各种打击侵害工商业者利益的“左”倾政策，“反对‘左’倾冒险主义”。他们再三提醒全党注意：“不要忘记，在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五年而特别是一九三一年至三五年时期，我党曾经因为政策过左，陷于孤立，处于极端危险的地位，而在我党与国民党破裂时期，党内主要危险倾向，曾经是现在仍然可能是‘左’倾冒险主义。”[49]但是，当1946年4月毛泽东出于夺权斗争的需要开始认真研读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后，他对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就投入了更多的热情。从他在这部系统论述消灭资产阶级国家的著作中几乎所有写有“革命”、“消灭”、“暴力革命”的词组和段落旁边，用粗笔一遍一遍地划杠圈圈的情况，不难看出即将取得全国政权的他对列宁所强调的来自资产阶级的反抗充满了怎样一种战斗的焦虑和渴望。其实，无论从《两个策略》一书，还是从长期统战斗争的经验中，毛泽东早就对资产阶级充满了不信任。《两个策略》一书中关于资产阶级天性妥协变节，关于对资产阶级同盟者应当“犹如对敌人一样”，关于愈能在民主革命中排斥资产阶级民主派对革命就愈有利的说法，几乎比比皆是。在蒋介石国民党还是强大对手的情况下，毛泽东对中间派资产阶级虽多有顾忌，还是非联合不可。但随着蒋介石国民党大势已去，新政权建立在即，无论从现实需要的角度，还是从俄国革命历史经验的角度，毛泽东都很难不注意到集无产阶级革命成功之大成者列宁所留下的这些充满火药味的经验之谈。毕竟列宁说得好，无产阶级的前途“不是离开阶级斗争，而发展阶级斗争，扩大阶级斗争的范围，加强阶级斗争的自觉性、组织性和坚决性”[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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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决战尚未全面展开，对未来中间派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计划与部署，在1948年中共中央九月政治局会议上已经成为中共领导人讨论的中心议题之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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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上，绝大多数人只是很勉强地接受了关于只有允许资本主义存在和发展，才能达到社会主义的说法。与会者更多提出的是，如果我们自己能够经营商业、发展工业，我们有什么必要让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来做这一切？而事实上，几乎所有的中共领导人都确信不移，一旦共产党掌握了政权，接收了大批官僚资本，建立起占国民经济比重10%以上的国营经济，他们完全有可能用各种行政的、经济的手段，来阻止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至少，现在就必须设法限制那些无益于国计民生的资本主义经营。比如，有些领导人就明显表示怀疑笼统讲“保护工商业”是否正确。他们提出，如果说资本主义工业还有些发展生产的作用，纯粹投机倒把性质的资本主义商业对国家有什么好处？同样，私人性质的银号、钱庄更是有百弊而无一利，为什么不能把商业和金融全部由国家接管过来？另外，不少与会者也提出，不要把国家的钱贷给资本主义企业，去帮助它们，而应设法使它们竞争不过公营事业，最终把它们的资产转移到国家的手里来。总而言之，不少领导人相信：“我们不能建立起一个资本主义来，而后再去打倒他。”我们应当努力发展社会主义因素，而对于现存的资本主义企业，即使不能立即消灭，也不应当帮助它来发展。[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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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大批没收国民党官僚资本，使自己能够如此顺利地建立起一个强有力的国营经济的基础，这对于大多数共产党人来说都是出乎意料的。毛泽东坦率地承认，他开始在提出新民主主义设想时还不清楚民族资本与官僚资本的区别，因而缺少了没收官僚资本一条。直到1947年年底才意识到通过没收官僚资本，社会主义的国营经济可以很容易地占据经济的统治地位。如果能够较快地推进农民的合作经济，按照列宁的理论，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国家经济就基本上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了。因此，毛泽东在九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特别提出说：现在就应该讲社会主义性质这种话了，尽管整个国民经济还是新民主主义经济，但应看到，这是在社会主义经济领导下的经济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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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而易见，正是由于共产党人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经济上也开始取得了对国家的控制权，他们对资本主义经济的态度，特别是对在多大程度上要保留资本主义经济的问题，已经开始发生微妙的却是极为重要的变化。刘少奇在九月会议的发言中即明确认为：既然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包含着几种经济成分，那么，“在新民主主义经济中，基本矛盾就是资本主义（资本家和富农）与社会主义的矛盾。在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胜利后，这就是新社会的主要矛盾”。我们“固然不能过早地采取社会主义政策，但也不要对无产阶级劳动人民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估计不足”，因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谁战胜谁”的问题还没有解决，“资产阶级要来跟我们争领导权，要把国家引导走资本主义的道路”。毛泽东在随后的讲话中也特别提醒党的领导人：“现在点明一句话，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完成之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就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有两种形式，竞争和没收，现在还要联合资产阶级反帝、反国民党，联合它发展生产，没收现在还不要，但竞争现在就开始了。[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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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九月政治局会议的讨论严格说起来还比较谨慎。因为习惯了从实力原则出发的中共领导人估计，共产党进城后虽然可以通过没收官僚资本取得经济上的相当地位，但国营经济在整个国家经济实体中所占比例应该还很低。毛泽东估计，“连资本主义工业在内，整个近代机器工业的生产量顶多占（国民经济的）10%—20％”，能够变成国营的部分自然更少。因此，他们讨论归讨论，决定政策时很清楚，在未来国家的经济生活中还不能一下子搞掉资本主义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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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他们这时也还是很重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理论规定，知道“没有机器就不能有社会主义”。考虑到中国工业化水平还太低，毛泽东提出，苏联在工业基础及国有化程度高于我们很多的情况下，革命后还花了12年的时间才开始向资本主义全面进攻，我们中国恐怕还要更长一点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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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既然明确了资产阶级就是下一个对手和敌人，与资产阶级的合作，以及对资本主义的容忍，自然就转化为一种纯粹的策略手段了。一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在党内始终在强调阶级斗争问题，强调资产阶级只是暂时的同盟者，要时刻提防其叛变的可能性；宣称：进城以后，必须时刻牢记阶级立场，时刻不忘阶级斗争。一切文件、文章，凡讲到阶级问题的，都是深刻的；凡没有讲到或讲清楚这个问题的，都叫作肤浅。[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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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情况是没有想到的。在毛泽东最初提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构想的时候，他甚至还不能十分肯定地提出无产阶级领导地位问题，以至于不能不用“无产阶级领导或参加领导”这样不十分确定的措辞。同样，毛泽东虽开始意识到共产党在未来过渡时期中政治上可能握得领导权之后，他对动摇于国共之间的国际国内中间势力仍有较多担心，更没有估计到国民党的官僚资本会给自己留下举足轻重的经济实力。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不能不为共产党未来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可能遇到的困难而不安，不能不高度注重统一战线。新民主主义社会与新民主主义国家构想的提出，与这种情况自然构成了直接的因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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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尤为重要的是，新民主主义政治构想举起的是民主主义的旗帜，却规定要由共产党来领导，超出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阶段理论的质的规定性，使之从一开始就具有了过渡的性质。换言之，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政治构想，缺少着对作为一个独立发展阶段（革命后的社会及国家）所应有的基本矛盾的规定。这也是他始终坚持这一政治构想的“过渡”性质，肯定它只是一种“过渡形式”或“过渡的国家形式”的原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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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种情况显示，在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问题的考虑中，力量对比仍旧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一旦共产党不仅在军事上，而且在政治上，甚至在经济上也都顺利地取得了支配的地位之后，他们公开把统一战线中的资产阶级列为主要敌人，就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了。事实上，一旦中共中央确定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已经成为新时期的主要矛盾之后，作为一个设想中的既区别于资本主义社会，又区别于社会主义社会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和“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政治前途，至少在逻辑上也就不存在了。因为毛泽东早就指出：事物的根本矛盾决定着事物的性质。所谓民主革命阶段，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之间的矛盾；而社会革命阶段，社会的主要矛盾才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既然规定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将是新社会的主要矛盾，当然也就规定了这个新社会的基本性质无论新旧都不可能是民主主义的，它只能是以反对资产阶级为基本任务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因此，那种构想中的以统一战线和混合经济为特征的，具有独立发展形态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和新民主主义国家，其实并无存在的理论基础。共产党一旦握有权力，势必会以资产阶级为敌，也因此，所谓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只能是一种短暂的过渡形态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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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地用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来规定过渡时期的社会性质，在理论上未必是适当的。因为，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问题，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才是社会的基本矛盾。当一个新社会应运而生的时候，生产力总是落后于生产关系，而成为矛盾的主要方面，发展生产力就是解决这一矛盾的关键；只是当生产力的发展已经大大超越了生产关系，生产关系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表现为生产关系内部矛盾冲突，实际反映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才可能成为矛盾的主要方面，并成为解决生产关系束缚生产力这一矛盾现象的主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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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因为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问题可以从这个角度来解释，因此，新民主主义无论是作为一个新社会，还是作为一个过渡时期，它都不完全是没有生命力的。因为其主要任务理应首先解决发展生产力的问题，即是要补上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这一课的问题。即使我们按照毛泽东《矛盾论》提供的方法来分析问题，也可以把决定这个时期社会性质的主要矛盾，看成是落后的生产力与刚刚得到改造的相对先进的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而不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也可以理解为是生产力，而非是生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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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显然，正是因为从唯物史观的角度，可以从政治和经济两个不同层面来解读这一问题，因此，关于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形态及其过渡时间长短的问题，才会变得极端复杂和难以把握。而习惯于阶级斗争思维的中国共产党人，很难不把生产关系视为矛盾的主要方面，把生产关系中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当成是决定社会性质的关键。同样的情况，依靠革命与战争改变了一切的中国共产党人，也很难不相信他们完全可以按照理想模式来解决包括发展生产力在内的一切问题。而这一切，又同样有俄国模式提供着榜样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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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这时深受俄国革命模式影响的情况，可以从他在1948年九月政治局会议上设计未来中国社会转变过程的情况看得很清楚。在会上，他和不少与会者都是在拿俄国1917年十月革命以后发展的进度作参考。苏俄宣告基本建成社会主义，是在1936年，距离1917年十月革命足足有19年时间。在这中间，苏俄还经历过两个转变时期。先是从1917年底到1929年，苏俄花了12年时间进行经济恢复和建设，打下了社会主义所有制改造的物质基础。然后是从1929年开始进行生产关系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花了7年时间，到1936年基本完成这一改造，宣布基本建成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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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照苏俄革命成功后的建设经验，毛泽东很明确地提出了向资本主义全面进攻的时间表：15年。照毛泽东的说法，俄国十月革命后差不多还花了12年的时间才开始向资本主义发起全面进攻，中国比苏俄更落后，需要的时间自然应该长一点。[54]也正是由于明确认定新中国建国后还需要15年左右的时间才能开始向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全面进攻，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因此，也就有了新中国建国后继续实行新民主主义的政策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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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任何稍微细心地读过《两个策略》一书的读者都能了解，列宁在这本著作中的一个中心旨意，就是主张尽早尽快地排斥资产阶级，以便加速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因此，列宁是一面宣称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不可避免，一面却再三强调：“在具体的环境中必须提出具体的政治任务。一切都是相对的，一切都是流动的，一切都是变化的。”“民主共和制一争取到手，资产阶级的、甚至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就将全部完结，而无产阶级争取社会主义的真正的斗争就会开始。……我们就会用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专政，即完全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口号，来‘代替’……民主专政的口号。”[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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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不致留下任何暧昧不明的地方”，受到毛泽东格外推崇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一书，更是直截了当地发挥了列宁的这一革命转变思想。它指出：“列宁在力争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和成立民主共和国时，丝毫没有想停留在民主阶段上，把革命运动的规模限制在最多完成资产阶级民主性的任务这个范围之内。恰恰相反，列宁认为民主任务一完成，无产阶级和其他被剥削群众争取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马上就应开始。”用列宁的话来说就是：“我们将立刻由民主革命开始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并且恰恰是按照我们的力量，按照有觉悟有组织的无产阶级的力量，开始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我们主张不断革命。我们决不半途而废。”[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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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是唯物论者，他理论上“承认总的历史发展中是物质的东西决定精神的东西，是社会的存在决定社会的意识”。但是，运用列宁主义的理论和革命谋略指导中国革命的成功经验，再加上俄国革命的榜样力量，往往使他更注重“精神的东西的反作用，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的反作用，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他一面讲：“生产力、实践、经济基础，一般地表现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谁不承认这一点，谁就不是唯物论者”；一面却更加强调“生产关系、理论、上层建筑这些方面，在一定条件之下，又转过来表现其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57]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说的提出，到实际上放弃的整个过程，就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他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问题的这种矛盾看法。他一方面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观点出发，肯定中国革命不能一步跨入社会主义，必须经过一个新民主主义阶段；另一方面又从中国革命的经验和俄国革命的模式出发，侧重于依据现实政治力量对比的强弱，来决定这一阶段的存废和过渡时期的长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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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从提出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到明确否定存在着一个新民主主义阶段，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都经历了一个过程。毕竟建国初期属于民主革命的诸多反帝反封建的问题还没有最终完成，新政权还面临着许多复杂的问题和相当艰巨的经济恢复工作，社会主要矛盾还不能说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同时，所谓“外部斗争”和“外部矛盾”，包括建国伊始就爆发的抗美援朝等外部战争等，都还极大地影响着共产党的国内方针和政策，从力量对比的角度也不适宜“四面出击”，树敌过多。因此，毛泽东在最初经济恢复的两年里还不同意说“今天斗争对象，主要是资产阶级”。他一度明确强调，还需要利用民族资产阶级来协助恢复经济、发展生产，特别重视联合、稳定民族资产阶级，来共同对付帝国主义。正是基于这一点，1949年9月正式建国时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不仅肯定了新民主主义阶段的存在，而且肯定了政治上的统一战线，和经济上的几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情况。毛泽东以后也还在说：“新民主主义时期，即允许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存在的时期”，如此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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