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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即便如此，从刘少奇1949年7月4日提交给联共（布）中央和斯大林的报告中仍可看出，这种认识随着形势的发展，很快就会发生变化。刘少奇的报告明确提出，尽管新中国成立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将会日益突出，但考虑到“外部矛盾”和“外部斗争”，即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及与国民党残余势力的矛盾和斗争，仍然会长期存在，因此，“内部矛盾”和“内部斗争”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仍将处于次要的和服从的地位，可能需要10—15年的时间。等到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及与国民党残余势力的矛盾和斗争，在几年之后不再是新中国最突出的问题时，情况就会发生变化。理论上，因为决定一个新社会性质的，主要取决于其“内部矛盾”，而非“外部矛盾”，所以，当国内政治经济力量对比根本改变时，毛泽东以及中共中央的认识发生改变，就是不可避免的。[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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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新中国建立后解放全中国任务的基本完成，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等重大斗争相继获得胜利，民主革命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三大任务基本结束，按照1948年九月政治局会议的理解，社会主要矛盾自然就变成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与此同时，大陆领土实现统一，国民经济顺利恢复，不仅政治上的力量对比问题根本解决，经济上的力量对比问题也出乎意料地基本解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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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在1951年8月，考虑到北方农村土改早已完成，农民互助合作的生产方式开始出现，毛泽东就敏锐地注意到北方农村的变革可以提前一步。他果断地批评了仍旧按照新民主主义观点，反对过快推进农业集体化的党内领导人，力主学苏联集体农庄，用合作社统一经营形成新的生产力，“去动摇私有基础”。[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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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五反”运动结束后，毛泽东同样注意到城市私营经济多半已经受制于公营经济和政府帮助的情况。随着准备按照苏联方式，制定五年经济计划，掀起大规模的工业建设高潮，毛泽东进一步作出决定，借助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使中国经济向社会主义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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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的9月24日，毛泽东在听取访苏回国汇报第一个五年计划制定情况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特别说明了他作出这样一种决定的主要原因。他说：今天，工业中国营资本已经占到了67.3％，商业零售中也占到了40％，国营经济，即社会主义的经济力量已经取得了优势的和主导的地位，再发展几年国营的比例会更大，资本家到时候就离不开共产党了。为此，他明白提出：“我们现在就要开始用十年到十五年的时间基本上完成到社会主义的过渡，而不是十年或者以后才开始过渡。”[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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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难看出，在军事上、政治上解决了问题之后，经济上力量对比的实质性变化虽然刚刚开始露头，也很快就被毛泽东注意到并反映到他的决策变化中来了。还在1952年6月，他其实就已经明确提出要把资产阶级列为主要敌人的观点了。他宣布说：“在打倒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故不应再将民族资产阶级称为中间阶级。”[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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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接着，毛泽东即开始冥思苦想地寻找顺利实现所有制改造的有效方法。在征求了斯大林意见，进而找到了通过公私合营这种国家资本主义的方法逐步改造私营工商业的途径之后，毛泽东马上就作出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重大决策。1953年6月15日，在毛泽东的主持下，中共中央正式决定了“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要在10年到15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之所以要花10—15年的时间，原因也还是因为力量对比的关系。毛泽东讲得很清楚：“目前一脚踢开资本主义企业是不行的，我们也没有资格。现在我们飞机、坦克、汽车、拖拉机等都不能造，就想（发野心）把资本主义企业一脚踢开，是不对的。”我们还要用公私合营的办法，花一些时间逐步完成这一改造。但是他认为：“公私合营，实际上百分之九十是社会主义。对私人企业国家投资一部分，这很便宜，而国家新建企业多费劲。把公私合营当作我们自己的，这很有味道。”[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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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可以看得很清楚，和列宁一样，毛泽东也是一个“不断革命”论者，有着很强的进取心。在旧的矛盾基本解决之后，他总是会依照理论上的革命进程坚决地提出新的斗争任务以解决新的矛盾。在意识到1949年建国的革命任务大功告成，他马上就把学习苏联、集中国力大规模发展经济建设放到第一位来了。1952年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制订，1953年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都显示他已经基本确定了要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革命目标。而一旦这一新的斗争目标提上议事日程，他马上就注意到，从理论上，两三年的经济恢复时期不足以也不应该算成新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一个独特的过渡阶段。继续泛泛地谈论和肯定新民主主义，不免会造成人们概念上的混乱。真正的过渡阶段，只应该是社会主义革命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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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毛泽东自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宣布社会主义革命开始之日，就决定废止“新民主主义过渡阶段”的提法了。他指出：国民党反革命政权的灭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事实上已经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基本结束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开始。尽管在建国最初的两三年里，我们面临的主要矛盾还不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矛盾，但是，在其他一些问题解决之后，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是不可避免的。正像列宁说的：“我们主张不断革命。”共产党人决不会停留在民主革命的阶段上，为了“要把资本主义制度和一切剥削制度彻底埋葬”，他们一定会争取尽快全面实现社会主义。[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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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近代史研究》1997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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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本书时个别处有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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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胡绳访谈录》，《百年潮》1997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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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参见于光远：《“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历史命运》，《求索》1989年第1期；金观涛、刘青峰：《中国共产党为什么放弃新民主主义？——五十年代初中国社会结构的巨变》，《二十一世纪》总第13期，1992年10月；胡绳：《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再评价》，《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6期；王也扬：《历史地看待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及其变化》，《中共党史研究》2001年第3期；武力：《新民主主义社会提前终结的历史分析》，《党史研究与教学》2003年第3期；李钟福《中国共产党为什么放弃新民主主义？》，《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40期，2003年6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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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张木生：《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11年；张木生：《重归新民主主义》，《中国改革》2011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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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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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列宁选集》第3卷，1965年，第563页；《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1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19—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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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1辑，第29—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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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毛泽东在“三大”期间表示：“在中国，资产阶级革命行不通。”因为，资产阶级没有力量，无产阶级也人数太少。或者出现一个和平时期，资本主义迅速发展，无产阶级人数大大增加；或者出现一场世界革命，因为不推翻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国民革命就不可能出现。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所、近代史研究所编译：《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第213、231、236页；《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卷，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7年，第139—1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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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关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和国民党问题的决议》，1923年11月28日，《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1辑，第81—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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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前锋》第2号，1923年12月1日；《中共中央与团中央联席会议记录》，1924年1月1日；中夏：《论劳动运动》，《民国日报》副刊，1924年3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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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中共“四大”：《对于民族革命运动之议决案》，1925年1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卷，第3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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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F.M.（恽代英）：《民族革命中的共产党》，《中国青年》第89期，1925年8月22日；中夏：《劳动运动复兴期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中国工人》第5期，1925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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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正庸：《我们的功罪》，《中国青年》第119期，1926年4月14日；《国民党与共产党关系问题》，《中国青年》第131—132期，1926年8月31日；《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1926年7月12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卷，第152—154页；陈独秀：《我们现在为什么争斗》，《向导》第172期，1926年9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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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斯大林论中国革命的前途》，1926年11月30日；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关于中国形势问题的决议》，1926年12月，《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1辑，第263—2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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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中央政治局对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体会议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的解释》，1927年初，《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卷，第19—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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