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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难了解，金书就是在这样一种指导思想下，出于要回答中国为什么需要中共，中共如何为中国奋斗，又为什么会遭遇到许多挫折，会犯许多错误，同时仍旧能够引导着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不断取得成功这一重大历史问题，来写此书的。全书29章，只有很少的几章没有讲到中共，或不是以中共为中心。从这个角度来看，此书题为“二十世纪中国史纲”，似乎并不是十分准确。尤其是从“中国史”的角度，书中实在也只是集中讨论了政治史方面的问题，而对社会、经济、文化、民族、外交、军事等更广泛地支撑一部“国史”的研究面向，着墨甚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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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阶级史观到民族革命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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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从一部政治史纲的角度，金书有哪些新的特色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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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金书最大特色有两点：一是它努力以“史”代论，且尽其所能地边叙边议，大胆直面作者不同意的各种观点；二是它字里行间充满了感情，作者大量引述国人当年各种爱国言论，并常常加以动情的议论，或褒或贬，皆以是否利国为标准。由此也就决定了金书与传统中共党史写法的一个最大的不同之处，就是作者明显地力图展现一种新的历史解读的方法。实际上，这也一种史观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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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中共党史所依据的，是联共（布）党史的思路，即要基于阶级史观来讲民族和国家。也就是要先依照马列主义的阶级观点来谈国家、民族、社会及其在此基础上所发生的种种矛盾与冲突，再依据阶级差别、阶级矛盾、阶级冲突，去解读国家关系、民族关系和社会关系问题。比如毛泽东讲中国革命的原因时，就会首先讲中国社会长期的封建性质及其地主与农民两个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进而说明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如何削弱了封建统治，并促成了中国社会的分解和新的社会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形成；然后再说明列强各国为了把中国变成自己的原料基地和商品市场展开的争夺，又如何瓜分着中国并利用中国的买办阶级和没落地主阶级作为自己统治中国的工具。在此基础上，毛泽东总结出中国近代社会的几大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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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封建时代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是被破坏了；但是，封建剥削制度的根基——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不但依旧保持着，而且同买办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的剥削结合在一起，在中国的社会经济生活中，占着显然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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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民族资本主义有了某些发展，并在中国政治的、文化的生活中起了颇大的作用；但是，它没有成为中国社会经济的主要形式，它的力量是很软弱的，它的大部分是对于外国帝国主义和国内封建主义都有或多或少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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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皇帝和贵族的专制政权是被推翻了，代之而起的先是地主阶级的军阀官僚的统治，接着是地主阶级和大资产阶级联盟的专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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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帝国主义不但操纵了中国的财政和经济的命脉，并且操纵了中国的政治和军事的力量。在沦陷区，则一切被日本帝国主义所独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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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由于中国是在许多帝国主义国家的统治或半统治之下，由于中国实际上处于长期的不统一状态，又由于中国的土地广大，中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表现出极端的不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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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由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中国的广大人民，尤其是农民，日益贫困化以致大批地破产，他们过着饥寒交迫的和毫无政治权利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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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基于这种判断，也才有了近代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之说，和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的看法。由此也就决定了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和动力所在，决定了只有代表最先进的生产力、具有最彻底和最不妥协的革命精神的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才可能担负起组织、引导中国社会各个革命阶层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统治的任务的论点。传统的中共党史，包括建立在这一观点上的中国近代史、现代史的写法，曾经都是建立在这样一种认识与叙述逻辑之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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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这样一种完全建立在阶级史观基础上的传统叙述模式相比，金书的叙述逻辑明显地有所不同。作为一部“史”书，作者几乎未作任何理论性的归纳和分析。包括从开篇第一章介绍20世纪前夜，一直到第五章讲到“中国共产党的诞生”，金书都没有像传统中共党史那样，用毛泽东的理论首先来分析一下时代背景、国内外阶级关系和历史演进的客观逻辑。金书大量引证史料，细述历史过程，说明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清末新政，乃至于辛亥革命和孙中山领导下的其他一系列革命斗争，都不能改变近代中国的悲惨境遇，中国非要共产党不可，都是据史以论，并不着眼于阶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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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各种史料所提供的线索，金书对中共形成背景及经过的认识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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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因为在当时只有马克思主义具有“综合体系”和“根本解决方法”可作为指南，又有俄国革命成功实践可作为榜样，并且它还指示着一种可以超越于资本主义的社会理想前途，因此对激进知识分子极具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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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五四”之前正好俄国十月革命取得胜利，“五四”又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再加上俄国的共产党人派代表到中国来，提供了最直接的帮助，中国的工人运动又恰好在这个时候达到了相当的水平，中国激进的知识分子有了与这些极大地区别于中国社会其他阶级的工人阶级结合起来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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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归根结底，是“祖国和人民的悲惨处境”，“驱使他们产生一种特殊的紧迫感”，陈独秀等人就是因为看到俄国的方式救国最有效、最便捷，按捺不住地想要马上开始“改造中国社会的实际行动”，所以才会照着俄国人的样子，成立共产党。这全都是时势使然，是“客观时局发展到这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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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救国而建共产党，共产党为救国而革命、为中华民族之崛起而奋斗，这其实就是金书的中心论点和叙述逻辑之所在。也正是为了能够在叙述中使中共与中国及其整个民族合乎逻辑地融合在一起，金书中经常用大量充满激情的文字动情地谈论“中国人”、“中国人民”、“中华民族”的心声、情感与精神，热情地讴歌代表着这些心声、情感与精神的共产党人艰苦卓绝的斗争。如果说，传统中共党史坚持的是一种阶级史观的话，那么，金书显然更多的是基于一种民族史观，或曰民族革命史观来解读这一百年来的中国政治史。这应当是金书与此前许多正统的中国近代史、现代史、革命史和党史著作，最为不同之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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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跳出传统史观并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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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要跳出传统的阶级史观，真正改从民族史观的角度来看问题，却不是那么容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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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金书，我们可以很清楚地发现，作者虽然看历史的角度发生了改变，但他不仅没有改变传统的中共党史中的各种基本观点，甚至也没有停止使用传统的中共党史一直在使用的各种阶级的概念。比如“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工人阶级”等等。包括在谈到这些概念时，金书对各个阶级性质、作用的基本判断，也和过去没有两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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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讲地主阶级是“没落”的，讲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是“软弱”的，讲中国早期的工人阶级“还没有作为一个觉悟了的独立阶级力量登上政治舞台”，到五四爱国运动时则“开始以独立的姿态”“走上政治舞台”之类。而且，多半是由于篇幅过大的原因，金书甚至没有具体讨论和分析过这些所谓阶级的种种复杂情况。但一方面继续沿用传统的阶级观点，一方面又超越阶级处处从民族和国家的角度谈历史，两者之间难免会出现一些扞格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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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最典型的例子是金书关于“工人阶级”的看法。在金书中，凡谈到工人或工人阶级处，除早期外，几乎无不是与共产党相联系的。给人印象，在中国，只要是工人，就是在共产党领导之下或由共产党所代表的。这样简单地画等号的做法，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对历史的某种误读。姑且不论书中关于“工人阶级”这一概念的使用准确与否，书中涉及的相关史实就存在明显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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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书中在谈到1927年“四一二”事变前蒋介石国民党在上海对工人的态度时，就说蒋为便于镇压行动的突然性，“并不轻易暴露自己的真实意图，仍对上海工人作出似乎可以令人宽心的友好姿态”。金书虽没有用过去一些书中用过的蒋介石向工会送锦旗麻痹工会的说法，却还是举了“四一二”前十来天周凤岐的第二十六军与工人举行兵工联欢大会等史料来证明存在这种欺骗。但在这里，金书显然忽略了当时上海至少存在着两个全市性工人组织的情况。事实上，当时上海有两个具有全市性影响的工会组织，一个是中共领导的上海总工会，一个是有青洪帮背景的工界联合会。周凤岐部不可能也没有与中共领导的上海总工会的工人联欢过，但他们确实是与工联会的工人举行了联欢会。笼统地说蒋介石以此来欺骗麻痹“上海工人”，显然与当时的史实有出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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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就是中共认为自己所代表着的人数不多的中国产业工人群体，因为行业、地域、语言文化区隔，以及历史等种种原因，在全国范围内情况也是极为复杂的，直接在共产党组织影响下的人数极为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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