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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讲中共“八大”决议宣布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将是先进的生产关系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讲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宣布今后将主要是人民内部矛盾，如果不讲中共所依据的马克思、列宁的阶级观、国家观和苏联社会主义革命的实践经验，读者是无论如何也弄不明白这种宣布的意义所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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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讲1956年东欧刚刚发生过波匈事件，中国也发生有学生、工人上街闹事，1957年毛泽东却毫无顾忌地全力推动整风运动，号召党内外人士积极向中共提意见，如果只讲新中国成立头几年接管建政、恢复建设如何成功，而不讲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通过“土改”、“镇反”、“肃反”，已经“杀”、“关”、“管”了数百万“地”、“富”、“反”、“坏”，并通过批判电影《武训传》、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批判胡风文艺思想、批判胡适学术思想、批判梁漱溟反动思想，以及思想改造运动和学生、干部、知识分子人人交代历史问题与反动社会关系等等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对社会进行了全面清洗，读者也就无法体会到毛泽东当时何以会信心满满，更无法理解何以毛发现有人“猖狂进攻”会倍感意外，进而造成对形势的严重错估，重拾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手法，一举打出数十万所谓“右派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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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书讲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讲1959年“反右倾”运动，都比较实事求是。书中最具新意的，是正面承认了当年各地大批饿死人的情况。作者明确指出，按照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全国人口统计的情况，每年增长数都在千万以上。但1960年的全国人口不仅没有增长，还减少了1000万人，1961年又进一步减少了340多万人。两年的数字相加，不仅少增加两千五六百万人，还减少了1300万人。除去按金书所说“育龄妇女因病弱增多而使婴儿出生率大大减少”外，“全国因缺粮而非正常死亡的”人数之众，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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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如此惨重的“灾难性恶果”和“巨大的悲剧”，金书对原因的分析却难以让人接受。按作者的说法，造成这一切的原因，是主观上想把经济建设搞得更快一些，让人民早些过上好日子，只是因为“骄傲”了，计划“超越了国力的实际可能，过分夸大了主观能动性的作用……违背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才发生了惨剧。作者在这里没有使用主语，让人弄不清楚所指是毛，还是“党”。姑且不论作者所指是谁，其对问题根源的分析明显存在很大的可商榷的余地。毋庸置疑的一点是，任何国家的领导人都可能发生头脑发热或判断失误的情况，这并不奇怪。问题是，任何一种政治制度都会有避免或减少因个别领导人错误决策引发严重后果的校正系统与机制，何以当时没有这样的系统与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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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难了解，1958年以后，甚至可以说在新中国建国以后，中国所发生的一系列各种严重问题，无论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思想、文化，几乎都是与中国不存在可以减少因错误决策导致可怕后果的正常机制和制度密切相关的。包括“大跃进”，也包括文化大革命的发生，无不反映出这样的情况。简单地从动机上来看问题，把这一切归结为“骄傲”、归结为“没有经验”，给人的印象是，只要主观上注意些、谨慎些，就能够避免发生如此错误，这无论如何是不妥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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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之禁与史家之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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摆在我面前的这部书稿，多达100万字，说是20世纪中国史纲，实际上它也不能不从1840年鸦片战争讲起，甚至于细说1894年甲午战争和1898年的戊戌变法，因为此其纵贯历史也在100年以上。如此大分量、大跨度的煌煌巨制，靠一人之力，仅花两年多时间，就顺利完成，并且还能持之有据地讲出一番新史说，在当今中国，大概也只有作者一人才有此资格和功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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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这件事只有作者一人能做和敢做，主要是基于两点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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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当今中国史学研究越来越偏向于微观史，传统的宏观史论鲜有人做了，过去能做者无论知识，还是年龄，都垂垂老矣，再难堪此重任。旦有尝试者，也几乎都是新瓶装旧酒，难得写出一点新意来。唯有作者，年虽日近八旬，却一直坚持在学术研究的第一线，且不断有新成果推出。其敢当此任，宝刀未老，雄心、功力尤在，是为当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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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史学研究首重客观，它要求研究者与研究对象必须保持相当的时空距离。因此，当今作历史研究者，无论中外，鲜有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者。纵有，也仅及20世纪五六十年代。除不敢过近外，也因为中国档案文献的开放，目前通常也只开放到这个时期，史料上也有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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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中共党史研究专业则不受此时空限制，而且，因研究需要，其研究者还往往有查阅未开放档案史料的便利。当然，便利程度则因研究部门的级别高低和研究者资历高下而有所差别，而作者恰恰就具备了这两方面的条件。他既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专家，又是中共党史研究界行政级别最高的专家，其得天独厚之处，当今无人能及其右。因此，他既可以以中国近代史研究专家的身份来撰写从1840年至1950年代以前的中国历史，又可以以中共党史研究专家的身份来撰写20世纪50年代以后到20世纪末的中共党史，如此两相贯通而成就此《二十世纪中国史纲》，也就顺理成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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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作者能做、敢做，并且已成之事，在我却仍抱有很大疑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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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率地说，我很能理解作者那种强烈的使命感，也很能认同他关于当代人比较容易了解当代各种事态发展的种种复杂因素，不像后人看久远的历史那样容易因环境隔膜而判断失真的看法。我从“五四”前后一直努力向后研究，于今已逐渐研究到20世纪50年代初，私心所虑，也在于此。但即便如此，我对于作者把近二十几年、十几年，乃至于几年前的事情都写入到史书中来，而且还率性褒贬的做法，仍认为太过冒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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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反对当代人写当代史，古来不少历史名著也是生活在几乎同时代的人写的，这证明当代人并非就一定不能写好当代史。然而，这样做毕竟是有条件的。研究距离自己太近的历史，太容易因自身经验、情感、立场及其价值观等等局限，而扭曲对历史真实的认识了。斯大林是再精明没有的了，他当年主持编撰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即使今天读起来，也还是能感觉到它文字的严谨和很强的逻辑力量。但是，离开斯大林时代许多年以后，太多的史料被发掘出来了，结果证明当年汇集了苏联许多专家心血的这本书和历史真实相去甚远，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典型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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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是研究过党史的学者都了解，时间离现实越近，研究的困难也就越大。举一个例子，金书谈1976年毛泽东逝世后华国锋等解决“四人帮”问题这一过程，就让人深感遗憾。这本来是一段很具传奇色彩的历史经过。目前涉及这段历史的回忆已经出了不少，坊间也有各种说法，原本很可以作一点精彩的考据，并写得很生动，但作者却全无针对性的分析和讨论。就连华国锋究竟起过怎样的作用，又是如何起作用的，也因为对华的政治评价说深说浅都会有些敏感，故有意写得很含糊。包括对在这件事上起了极为关键性作用，后来因此还一度做过中共中央副主席的汪东兴，竟连名字都没有提到。对于这样一件距今已过去了30多年的事情尚且不能做到直言不讳，谈再近些的事情困难显然更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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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虽受人之托作此书评，却不欲从历史研究的角度对金书20世纪最后二三十年的记述说长论短。但在这里必须要说明的一点是，无论金书存在怎样的不足，以作者这样权威的近代史专家和中共党史专家，经受了改革开放30年各种思潮的强烈冲击后，仍有如此强烈的政治使命感，其观察中国近现代政治历史的角度和思路，包括基本史观，敢做如此大幅度的尝试和调整，还是难能可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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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南方周末》2009年12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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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本文最后一节因版面限制未刊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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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史求实：中国现代史读史札记 “辉煌”莫建沙堆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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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苦难辉煌》一书的正误与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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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没有想过会读金一南的书，因为我们的专业原本差别很大。他在国防大学战略教研部任职，从发表的文章看，主要做的是时政评论性质的工作；我则做的是实证的历史研究。两项工作性质和方法差距很大，原本有点风马牛不相干。经友人推荐，知道金出版有《苦难辉煌》一书[1]，书店里简单翻过，因为发现是纪实文学体，文字、史实随性发挥，观点及资料引证又全无出处注释说明，因此也没有动过去读的念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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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会想到必须要读一下金书，是因为今年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九十周年，许多报纸杂志和电视台都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做纪念文字或片子，一些编辑记者把他们写好的稿本发来请我帮忙在史实上“把把关”，意外发现其中许多错误如出一辙，十分雷同。细问之下，才知道原来他们这些出错的文字，大多是从金书中抄来的。为此我不得不上网把金书相关章节找出来看了一遍，结果让我大吃一惊：怎么会有人这样写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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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初看到金书是在书店小说散文一类文学书里面，想来作者出版这本书时应该也没有想要当历史书来出。既然是文学书，自然也就像“××演义”一样，不应当被人们当成历史书来读。奇怪的是，今年网上各种转载铺天盖地，几乎所有网站在转载和介绍时都把它当成了一部真实的历史著作来对待。从网上看，作者本人如今看来也忘了自己这本书的文学性，到处去讲“党史研究”，俨然变成一个中共党史的研究专家了。这也难怪许多人，包括记者编辑们，大都把这本书当成了一部真实的历史书来读、来引用了。更有甚者，一些来得快的写手，已经不加分辨地把金书讲的故事当成历史真实，抄到自己的书里面去做论据了。[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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