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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会见托洛茨基时，托洛茨基对他们说，现在应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到政治上和宣传上，并着手做党的组织工作。即便我们给很多钱，给予军事援助，“你们还是会一事无成”。谈到蒙古问题，托洛茨基说，蒙古希望独立。如果你们想同它建立统一战线，你们应该把它视为兄弟，并说你们不想主宰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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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谈话后，蒋介石很生气，说托洛茨基在骗他们。如果蒙古想独立，那需要我们承认，需要我们给予它独立，而不是它自己承认自己。这些话他们是在代表团内部讲的。[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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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述文献可以清楚地看到，金书作者只是在按照自己的观点和希望的叙述逻辑随意编排和曲解史料与史实。瞿秋白的话讲得很明白，是托洛茨基（也包括此前契切林的谈话）谈蒙古独立问题的话严重地刺激了蒋介石，并不是托洛茨基说“你们还是会一事无成”这句话严重刺激了蒋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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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二，第34—35页，书中谈及“立三路线”问题，所引李立三要求苏联“从蒙古出来，援助中国，向敌人进攻”等引文完全生造不说，尤其是造出一个“国际以最快的速度和最根本的手段进行了干预：停发中共中央的活动经费”，对中共进行了“最严厉制裁”云云，更是让人吃惊。此说一出，网上马上炒成一片，人人转引和转抄，可谓耸动听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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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书作者根据什么说1930年“立三路线”发生后共产国际“以最快的速度”对中共中央进行了“最严厉制裁”：“停发中共中央的活动经费”，我实在无从查找其凭据。能够想到的，只有1930年5月14日“立三路线”尚未形成时《中共中央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的信》和10月12日“立三路线”中止后《中共中央政治局给斯大林、莫洛托夫和皮亚特尼茨基的信》这两封信。只是，对于一名专业研究人员来说，误读这两封信中的信息，是无论如何都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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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4日信中，中共中央提到一个情节：“5月和6月停拨经费实际上会使整个工作陷于瘫痪，对此请予严重注意。”[36]18日，中共中央再次电函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明确提到：“到4月底一直没有支付给我们6.3万墨西哥元，而5月份我们迄今尚未收到应领的半个月的经费。”[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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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里应该很容易了解的是，中共中央5月中旬初从共产国际上海负责提供经费的代表那里得知5月和6月经费停拨的消息，和所谓“立三路线”毫无关系，因为当时所谓“立三路线”只是在酝酿期间，还未正式形成，不要说远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领导人还全无了解，就是在中国的共产国际远东局这时也不认为存在这样一条路线。同时，共产国际在上海负责提供经费的代表虽然告知中共中央5、6两月经费无法拨付的消息，却并没有告诉中共中央说，停拨经费是共产国际对中共中央某种路线错误所进行的“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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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共产国际在上海负责提供经费的代表也没有真的停拨中共中央这两个月的活动经费。只要仔细阅读一下后续的相关文件，也可以了解，并不存在经费被“停拨”的情况。9月份中共中央的相关统计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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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份中共中央应收经费42000墨西哥元，实际收到39000墨西哥元，少收到3000墨西哥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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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份中共中央应收经费52500墨西哥元，实际收到30000墨西哥元，少收到22500墨西哥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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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份中共中央应收经费54000墨西哥元，实际收到7000墨西哥元，少收到47000墨西哥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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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份中共中央应收经费57000墨西哥元，实际收到37000墨西哥元，少收到20000墨西哥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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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份中共中央应收经费52500墨西哥元，实际收到47800墨西哥元，少收到4700墨西哥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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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份中共中央应收经费51000墨西哥元，实际收到24500墨西哥元，少收到26500墨西哥元。[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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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可知，共产国际一直在固定提供给中共中央活动经费，只是上海代表每次都会少拨给中共中央应得的数额。尤其是5月份，共产国际上海代表少拨发了近半数经费，6月份更是只提供了应提供经费的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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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会发生这种情况，这位代表9月间向从莫斯科回来的周恩来解释说，问题的关键在于莫斯科提供的经费相当部分是以货物的形式提供的，这些货物卖不出去，他也就无法向中共中央正常提供经费。[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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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是不是“立三路线”发生后，即共产国际10月得到远东局的通报，特别是看到中共中央政治局8月初的几次会议记录[40]之后，突然决定制裁中共中央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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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政治局给斯大林、莫洛托夫和皮亚特尼茨基的信》里存在这样一个细节，信中说：“共产国际的全权代表突然（于9月）来华，并与马克斯同志谈了话，此后所有旧欠款就停止了支付。”[41]但是，这一情节也不足以成为制造共产国际用停拨经费的办法给了中共中央“最严厉制裁”这一说法的凭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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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只要用心读过这封信就能够了解，中共中央政治局无论是写信时还是在此之前的“立三路线”进行期间，都从没有得到过共产国际决定利用停发活动经费来对中共中央进行“最严厉制裁”的通知。信里写得很清楚，从年初以来，中共中央就一直在与莫斯科商讨正常提供经费的问题，周恩来8月份离开莫斯科之前，共产国际负责人皮亚特尼茨基还明确承诺会通过新的途径把款项寄给中共。斯大林也当面保证过。信中列举了从1月份以来每个月拖欠的经费数额，周恩来回到上海后亦向共产国际驻上海的全权代表马克斯说明了在莫斯科得到的保证与承诺，要求在继续支付新的经费同时，继续支付旧的欠款。本来双方已经商量妥当，不意在这个时候，新来的共产国际全权代表突然和马克斯谈了话，“此后所有旧欠款就停止了支付”。也就是说，这个情节能够告诉我们的只是一点，即这位上海代表停止支付的只是旧欠款，而非全部活动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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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这封信也清楚地说明了中共中央和几个月以来一样，还在获得活动经费，只是9月份共产国际上海代表“只支付给我们24500中国元，还不值10000美元。10月份共产国际给我们寄来2万美元，但直到今天（10月12日），他只支付给我们28500中国元，还不到1万美元”。[42]换言之，也不存在停发经费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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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找金书关于共产国际停发中共经费说法的来源，查到我于2004年初发表的谈共产国际为中共提供财经经费援助一文，其中有共产国际1930年“因为自身经济上的问题，通知中共中央5、6两个月将停发经费”的说法。金书应该就是以此为据演绎出高论的。但我在文中并未说这是共产国际对立三路线的惩罚措施，且在后面也讲述了双方围绕这一问题争论及解决的过程。金书作者为了突出和渲染他关于共产国际经费援助很有限，且“给中国共产党人造成了相当的损害”的观点，罔顾史实至如此，实在让人无法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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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容忍的剽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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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篇幅的关系，我们暂且把举证金书错误的工作放在一旁，再来看看金书那些创新和发现。金书之所以会引起很多人的兴趣，其中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该书讲了一些实话，敢于面对历史中过去不大讲的一些情况或问题。但是，从上面正误的情况不难看出，以作者历史研究功底之薄弱和基础研究之阙如，他是绝无可能一举而成为有创见的历史学者或中共党史专家的。显而易见，成也萧何，败也萧何。金书中大量硬伤和错误，相当多恐怕都是抄来的；金书中许多看似有创见、有新意处，其实多半也是从他人的研究成果中抄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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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一，第12—13页，作者颇为自得地写道：孙中山主张党内合作，批评国民党内的质疑者，“但孙中山还有另外一些批语，在我们自己编纂的史料中却不多见了”。他并详尽列出孙中山对1923年11月邓泽如等人《检举共产党文》的批语，说这是“在今天……我们基本不引用的批语”。说国民党一大“共产党人表面获得成功之中，国民党‘一大’新设立的一个组织却被共产党人忽略了……这就是国民党的中央监察委员会”。中央监察委员会中无一名共产党人。一向组织松散的国民党还在党章中专门设了第十一章“纪律”，“这一章专对准共产党人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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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我们”应该是指大陆官方学术机构，包括中共党史学界和相关历史学者，那意思很清楚，就是迄今为止在大陆基本上没有人重视孙中山批评共产党的言论文字，只有作者注意到了被人们忽略了的孙中山的另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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