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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当然并非如此。不错，中共建国后许多年确实存在着这种情况，但是，这样的情况改革开放后早已被历史学方面中外研究者打破了。作者所引“在我们自己编纂的史料中却不多见”的三条孙中山批评指责共产党的话，除一条源于陈独秀1929年的《告全党同志书》外，其他两条都是大陆出版的《孙中山全集》里编录的史料，而该书1985—1986年就已经在大陆出版并广为引用了，何以说“在我们自己编纂的史料中却不多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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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相关研究，也已有相当历史了。除了1966年就研究并详述这方面情况的台湾学者李云汉以外[43]，80年代中期以后，大陆学人也已陆续介绍了一些美国研究孙中山生平事迹的著作到大陆来。像韦慕庭的《孙中山——壮志未酬的爱国者》，就在1986年被译成了中文，其中就比较具体地介绍了孙中山的这段批语和他对共产党的防范心理。[44]在此之后，提到这条史料的相关论文也并不少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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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书作者是不是因为读的东西太少，自己意外发现了这则资料，因而产生了重新解读这段历史的问题意识呢？恐怕不是。只要看看书中用引号引述的孙中山的批语又发生了怎样的错误，就不难看出，作者自谓只有他注意到的这段引语，不仅不是他自己读史料过程中发现的，而且又是辗转经过他人不严谨的文字抄来的。在这段支离零碎、字数不多的引文中，又接连出现了几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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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将“俄国之革命党皆属有党政经验之人”一句中“党政”两字错抄成了“学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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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将原文“不为此等少年所遇（遏）”一句中的“遇”，抄成了“愚”，且没有对删去原始资料中“（遏）”的标注作任何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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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将原文中“要彼等必参加国民党与我一致动作”一句，和相隔了60余字之后的“陈如不服从吾党，我亦必弃之”一句这互不相关的两句话，莫名其妙地错抄成了一句，变成了“既参加吾党，自应与吾党一致动作；如不服从吾党，我亦必弃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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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无论是孙中山的这段批语，还是国民党“一大”成立没有共产党人的监察委员会，以及在党章中特别设置“纪律”一章，包括透过这些情况可以清楚看出孙中山力图使共产党人为其所用，又小心防范共产党扰乱其组织的复杂心理，还在2001年我就有《孙中山与共产党——基于俄国因素的历史考察》一文，花数万言详加研究、介绍和讨论过。[45]其他学者也在一些著作和文章中介绍和讨论过这方面的情况。[46]如此可知，这些80年代中期以来就可以在大陆的中文著述中经常看到的史料和史实，并非像金书所说是作者的发掘和发现。恰恰相反，金书作者对几小段史料竟能发生如此多的错抄和错用，更能证明金书作者讨论这一史料的灵感、观点以及基本资料和史实，其实是抄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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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二，第29—32页、第35页，金书具体谈到了苏俄及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援助情况及其意义问题。因为作者把“10余元路费”错抄成了语义不通的“15余元路费”，引起我的好奇，意外发现这一部分涉嫌剽窃抄袭的情况太过严重。鉴于此处抄袭比较典型，故下面列表对照，以便于读者能一目了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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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表的对比中，我们不难看出金书的抄袭达到了怎样的程度。像上述围绕着苏俄和共产国际对中共早期提供财政援助的基本问题意识、史料引证、史实叙述，甚至论说观点，都是直接从我1990年发表的一篇研究论文中几乎原封不动地抄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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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作者这样写书，类似这种成段成段抄袭剽窃的情况，相信在全书还有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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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的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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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正误及批评还只限于金书第一章的内容，由于时间和文章篇幅的关系，我实在无法进一步扩展我正误和批评的范围了。即使在这一章里，正如我前面说过的，也还有不少具体资料上、史实上，乃至解读上的错误。而我读到的一些记者编辑抄来的错误，多数还不在这一章里。可以肯定，以金书作者第一章这样的水准，以其速成巨制的极不严肃和极不学术的方法，金书其他十五章中的硬伤、错误和抄袭的问题恐怕还多得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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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作者写此书的立意或许真是可圈可点，只可惜，如此不讲规矩，不顾深浅，拿激情议论来代替客观扎实的学术研究，把立论建立在种种错抄误读的历史资料和历史叙述的基础上，怕是如同把漂亮的建筑建在沙堆上一样，既经不起推敲、验证，也难有任何持久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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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这样的书，实在让人痛苦；用这种方法写书，实在是误己误人误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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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南方都市报》2011年8月7日，GB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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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是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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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金一南：《苦难辉煌》，北京，华艺出版社，20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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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手边最典型的例子有二：一是宋鸿兵的《货币战争3》（北京，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10年）一书中谈及共产国际早期在华政策、中共经费独立与不独立之争，包括李立三中央被共产国际停发经费以惩罚等内容，都直接把金书中的内容抄了去做论据用。参见该书第四章。二是有叫王诚基者写《易经与中国革命史》，也是堂而皇之地把金书中的说法照搬去作为“算命”的依据。见IXpub网，http：//www.ixpub.net/thread-2031476-1-1.html，2010年1月12日。甚至百度百科的相关词条也据金书提供的不实资料被改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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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唯一查到作者1994年写的一篇讨论平型关战斗歼敌人数问题的小文章是按照学术规范研究历史的，除了介绍八路军伤亡情况提到了两则史料外，对日军被歼人数也没有作任何史料的发掘和史实性的研究。所讨论的主要只是各种文章及出版物中关于这次歼灭日军单位的不同说法，强调歼敌1000余人，不宜说成三四千人。见金一南：《关于平型关战斗歼敌人数及其他》，《党的文献》1994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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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金一南在一篇采访文字中明确给自己定位为“研究国家安全和战略问题的学者”。见《中国青年报》，2009年2月20日，B8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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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收驻俄刘公使电》，民国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十一月七日发）；《收驻俄刘公使电》，民国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十一月八日发），《中俄关系史料·俄政变与一般交涉（一）》，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60年，第18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