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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杨永泰的批评当非杜撰，不过客观来看，这并不能算是忠厚之言。社会改革之功需要一点一滴持续不断地努力，不是单纯政治力量的推动就可以一劳永逸的，对于中国长期的习俗传统，任何毕其功于一役的做法都未免冒进，何况民间信仰还有其更深的社会和心理原因。事实上，后来中共对这一点也有认识，1940年代末，中共在谈到这一问题时就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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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农民迷信未打破以前，烧神像与佛堂，只有引起农民反感，给反动派以挑拨机会，此外一点好处也没有。过去大革命时期与土地革命时期烧神运动所引起的恶果，今天再不要重复他。今天对农民根本不要提打破迷信问题，提出来农民是不会接受的，何必多此一举？要到什么时候才可以宣传呢？要到农民得到土地，工人生活改善以后，才可以拿事实去教育农民，告诉他们：“菩萨是不会帮助我们得到土地的，什么坏八字，命不好，都是地主欺骗蒙蔽我们的。”只有在这个时候，用这种说法去教育农民，农民才会接受。但就在此时，也不要叫农民不去敬神，只告诉他们不必多花钱就够了。总而言之，这些问题今天对革命尚不是重要问题，不必强调他，自找麻烦。[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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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总结是中共经过多年摸索后的经验之谈。对于中央苏区时期尚很年轻的中共党人而言，他们考虑更多的还是革命理想的实践，社会革命是共产革命的题中应有之义，而中共党人通过社会革命在实现自己革命理想的同时，也相当程度上赢得了民众的好感与支持。然而，正如中共自己后来意识到的，由于社会的运行呈现出无限多样的复杂性，社会革命的掌控和把握相当微妙，其效果往往利弊参半。比如，苏区宣传在家庭中打破家长制度，家庭成员平等，就激起一些中老年人的反激，苏区民众不同年龄段对中共支持度出现波动，与此不无关系。资料显示，中央苏区老、中、青、幼各年龄段对中共反应有相当差别。福建方面有报告提到：“思想方面，则老年人痛恨赤匪，冀得真命天子出而恢复专制，平治天下。幼稚者因受共匪愚惑，以为非阶级斗争，实行土地革命，决无其它出路。惟少数中年人稍能折中于两者之间，希望有不杀人之政府出现，使彼有安居乐业之机会，即为己足。”[178]这种随着年龄增长对苏维埃革命支持度呈递减趋势的状况在江西方面也得到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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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人）四十岁以上的属之，他们阅历较深，态度稳健，除了一些素行不轨的以外，大都不赞成土匪的行动，在土匪一方面，也怀疑他们思想顽固，目为反动。所以在匪区被杀的，亦以老年而有知识的人为最多。但无论如何，他们在群众中，对于后进，有相当信仰，在每一时期，因为环境的压迫，不能不和土匪虚与委蛇，然而他们处在岌岌不可终日的境况中，心理上的感应是惊恐、怨望、饮恨，绝少对土匪以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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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壮年人）二十岁以上四十岁以下的属之，这一班人，血气方刚，意志未定，一经刺激，不问事之如何，辄生反应，故麻醉较易。且好新奇，喜破坏，土匪之所以蓬勃一时，实以利用此辈之力为多，这可以说是土匪的主力军。但据各次战役所俘获的壮年匪兵所供称，他们之所以不能投诚，完全是由于土匪政委秘密的监视。可知他们的意识，也发生了动摇。并且一次二次的抽派到前线抵炮火，所有的壮丁，已十去八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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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年人）十岁以上廿岁以下的属之，这一期内的人，口臭未退，初出茅庐，社会上人情世故，根本不懂，而破坏好奇的性格，又较壮年为甚，所以极易利用。最近在樟村之役，俘获匪兵，多系十余岁的儿童，由匪区所抽派者，他们除了感觉痛苦以外，什么也不明白，有无数儿童，就是这样挡着炮火糊糊涂涂死了，所以在幼年儿童方面，他们根本没有成见，也无所谓觉悟。[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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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龄差异导致的支持度变化，除观念的原因外，和其在社会革命中面临的地位变化当然不会没有关系，老年人革命后从家长的权威中跌落，而青少年的束缚相应得到减轻，这是导致他们对革命后的社会变化反应不同的关键原因，这一点，妇女群体体现得尤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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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力与限界：中央苏区的革命（1933-1934） 5.妇女：地位上升最快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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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的共产革命以求平等、求解放为宗旨，具有强烈的弱势代言人色彩，而妇女无论中外，在社会生活中都长期居于弱势，是革命的天然拯救对象。恩格斯引述傅立叶时曾说道：“在任何社会中，妇女的解放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尺度。”[180]妇女于社会革命中的这种独特地位，在苏维埃革命中也有清晰体现，苏维埃时期所有的社会变化中，妇女地位的改变可以说最为引人注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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赣南、闽西是客家人聚居地，客家人有天足传统，在一些较为偏僻地区，客家妇女天足比例很高。由于不受小脚限制，加之客家文化相对于中国主流文化的边缘地位，客家妇女历来在家庭劳动中占有重要地位，尤其在离城较远的偏远地区妇女参加劳动比例更高。靠近赣南的井冈山一带客家人比例较高地区，妇女参加劳动者占相当比重，资料记载，湘赣苏区的劳动妇女，“除（北路攸县萍乡）一部分是小足外，其余各县的劳动妇女都能参加农村生产做事耕田”。[181]莲花“妇女向系天足，其操作与男子等（缠足者极少）”。[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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赣南、闽西客家妇女参加劳动者甚众。时人报告：“闽西各县除龙岩外，妇女向来天足，能自食其力（如斫柴田事多妇女担任），农人工人对于家庭负担自属轻微，且多妇女能苦力生产维持一家而男子毫不负责者。”[183]关于赣南妇女天足的报告更多，“在赣县女人是生产的主力，这并不是怎样夸大的话。乡间种田的是女人，码头上以及长途挑运的人也是女人”；[184]南康“妇女尽属天足，劳动工作，不逊男子，且均能自食其力，绝少为人奴仆者”。[185]客家妇女以参加辅助劳动为多，但也有部分妇女进行田间耕作，革命前上才溪妇女中“约三十个人能用牛”。[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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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勤于劳作，相当程度上减轻了男人的负担，妇女可以不依赖男人，甚至养活男人：“赣南妇女都是和男人一样的大脚，耕田做工都是和男人一样的负担，一般的以为一个女子能自己做事养活男子是光荣。”[187]由于妇女的辛劳操作，在赣南的上犹县甚至出现阴盛阳衰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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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万多人口的上犹，女性是占了七成多。所以各项工作都有女性做。尤其是劳动方面，妇女是其主力……但是上犹的男子是太闲了，太懦弱了。像这一个月里的天气，实在是并不很冷的，可是穿着长衫，在长衫下提个火笼到街上走的男子，是常看见的事。[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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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上述材料提供的妇女参加劳动较多状况应该是相对其他地区而言，尽管客家妇女有天足传统，但流风所及，赣南闽西妇女缠足风气仍然存在。中共方面文件显示：“赣东（如宁都、石城、广昌）等县……女子在十六岁以上的，大部分还是小脚，劳动力弱。”[189]胜利县的“古龙岗、江口、赖村、半迳等处的小足妇女也实在多……大概还有十分之八小足婆”。[190]一般而言，客家人口比例愈高，地区愈偏僻，则天足比例愈高，而在城镇及通衢大道上，因为受流行习俗压力较大，缠足比例相对较高。[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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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苏区妇女特殊的天足状况，一方面使妇女与外界的联系更为密切，在家中承担更多责任，由此带来一定的社会和经济地位；但同时也使这里的妇女须承受更多的生活压力：“赣西南的妇女有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农村中的劳动妇女。她的生活、工作，一切都比男人特别利害，尤其是青年妇女更受痛苦。因为在那边古来的习惯，一般女子除从男人出去耕田外，她回家要做饭，及家里其它一切事情。”[192]而且，从总体上看，在当时的社会和文化氛围中，妇女的地位仍然低于男子，“男子压迫妇女，轻女重男的现象……丈夫打骂老婆，家婆打骂媳妇，还是认为天经地义”。[193]女性的社会角色使她们自觉不自觉地成为困苦生活的最大牺牲者：“她的生活更比男人要苦得多，比如男人做事回来或者要买点好菜吃的时候（那边大部分男人要吃酒），女子是没有吃的，并且女子吃饭除五十岁以上的老婆婆外，青年女子及成年女子，统统没有资格上台吃饭的，其余穿衣方面，什么一切都比较男人要苦点。”[194]中国传统社会习见的妇女社会地位低下的状况并没有根本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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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代后，中国社会掀起男女平权运动，南京国民政府理论上也提倡男女平等。但是，外界的影响和政府的权威在这里若有若无，妇女地位看不到变动的迹象。中共进入后，秉持男女平等、提高妇女地位的理念，通过强有力的政治推动，大力提高妇女权益。苏区政府颁布法令，禁止虐待童养媳并废除童养媳制度，禁止翁姑丈夫虐待妻媳，禁止幼女缠足、穿环，30岁以下妇女应剪发、放足；严禁贩卖女子，违者枪决；取消蓄婢制度，一切婢女即行解放并由主人给以工资维持生活；女子被压迫为娼妓者，即行解放，恢复一切自由。同时，苏维埃采取男女平等的社会经济政策，所有城乡女工都得到与男工同样的一份劳动工资。农村中妇女、小孩都得到按人口平均分配的一份土地和山林。对分到的土地，“她们均有权自由处置，不受任何人的约束”。[195]1932年临时中央政府发布训令，决定从中央到地方建立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承担调查、统计和研究苏区妇女生活状况，拟定改善妇女生活的建议和办法，考察有关妇女政策、法令执行情况等任务。一系列的法规规定了妇女独立的经济地位，为妇女争得与男子平等的社会经济地位奠定了政策和物质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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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统中国，妇女很少有受教育的机会，赣南、闽西妇女更是如此。教育水平的低下使妇女无法在知识、视野与社会活动能力上与男子齐头并进。苏维埃为妇女提供了享受文化教育的权利和机会。苏维埃中央政府专门要求各级政府文化部设立妇女半日学校，组织妇女识字班、家庭临时训练班、田间流动识字班，有计划地实施妇女的文化工作。规定7至18岁的女子应接受小学教育，19至30岁的入夜校学习，失业女工到妇女工读社受教育，其他妇女也要参加识字运动。通过政府的大力提倡、引导，女子接受教育比率有了大幅提高，兴国县列宁小学的学生中，女生占45%；夜校成人学生中，女子占69%；识字组男女组员中，女子占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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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自由是妇女解放的重要内容。传统中国婚姻由家庭包办，男子可以纳妾，妇女在婚姻中处于绝对的弱势地位。苏区颁布的婚姻条例宣布，废除一切封建的包办、强迫与买卖的婚姻制度，实行婚姻自由和一夫一妻制。在离婚问题上，实行“偏于保护女子，而把因离婚而起的义务和责任，多交给男子担负”[196]的优待妇女的政策。新的婚姻政策造就了不一样的婚姻关系，深有所感的赣南民众在山歌中表达出他们的感触：“实实在在话你知，共产主义矛（冇——引者注）共妻，总爱两人心甘愿，唔使媒人也可以。”[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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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维埃政权着力提高妇女地位的措施，收到明显成效。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谈道：“兴国等地妇女从文盲中得到了初步的解放，因此妇女的活动十分积极起来。妇女不但自己受教育，而且已在主持教育，许多妇女是在作小学与夜校的校长，作教育委员与识字委员会的委员了。”[198]这种地位的变化，在日常生活中处处可见，毛泽东在兴国长冈乡调查发现：“丈夫骂老婆的少，老婆骂丈夫的反倒多起来了。”[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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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区妇女地位的提高，激发了她们参加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的热情，无论在后方生产还是在安全警戒上都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各地在乡苏维埃政府之下，设立妇女劳动教育委员会，积极推动妇女参加生产劳动，许多妇女掌握了犁耙、莳田技术，担负起原来由男人承担的繁重劳动。1934年春耕期间，瑞金能够参加生产的妇女达到3104人，仅下洲区就有1019人。[200]兴国全县参加生产的妇女更高达两万人以上。[201]青年妇女则参加到少先队等群众组织中，成为保卫地方安全不可或缺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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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杭大拨区大拨乡的一个妇女细蓝同志，她是一个团员，当敌人前次进攻该乡时，男同志及部分的群众都离开本乡了，但是这位模范的女性却安静沉着的不跑，当敌人快要迫近大拨时，她一面燃烧号炮——因为放哨的人都“逃之夭夭”了，俾广大工农群众知悉准备与敌作战，一面亲自率领模范少队数十人奋勇直前的打击敌人，给了进攻的敌人以严厉的痛击。[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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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广泛参加政治生活是妇女地位变化的重要标志之一。当时，“苏维埃政府有女子当选，一切群众示威游行等运动，均有女人参加，作战时妇女送饭茶慰问伤兵都极热烈。新年耍龙灯，女子都提灯、化装、武装出来了”。[203]1933年5月，中共闽赣省委在召集省党代表大会的有关通知中，明确规定：“出席各级代表大会的代表，工人成份应占百分之四十，劳动妇女至少要占百分之十。”[204]在1933年下半年开展的苏维埃代表选举中，苏区妇女积极投身其中，瑞金下肖区记载这里的妇女选举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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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妇女部接到中央局通知，立即召集妇女委员会，具体的讨论。党团区委常委会通知各支部召集各妇女指导员和主席团联席会议，此会议上党团区委首先具体的讨论选举运动，过后拿到此会中去进行，很迅速地在一个多钟头的会议中，先半个钟头政治与前方红军伟大胜利好消息报告，她们非常兴奋，根据此报告来讨论了下列问题：1.妇女在苏维埃选举百分之二十五的准备。2.给全苏大会赠品，各乡热烈建议扩大红军竞赛，全区共四十多名。3.每个妇女做一只草鞋给前方红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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