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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给陈诚的信中，他进一步谈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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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匪之无远火器又无飞机高武器，不能妨碍我密集部队之行动，更可以匪之战术攻匪。故我军以后应注意三点：其一，未有十分把握之时，则守为主，取内线作战为研究要点。但一有机缘，则直取攻势，不可使其逝去也。此匪丑今日取攻势之行动，但其败兆亦即基于此，可以必也。其二，应力避正面一线配备，而转取纵深集团配备。只要吾人能坚持固守，则匪部交通接济，均无策源，必难持久，此亦必然之势也。其三，则游击战争与伏兵战争，急须实施讲求，并设法奖勉，否则无异盲目失聪，终为匪束手宰割也。[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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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12月，在第五次“围剿”初期作战告一段落后，蒋总结战争经验，认为：“土匪来袭击我们，差不多每次都是下午，尤其是下午六点钟以后……我们对付他最稳当的办法，就是尽早到达宿营地切实准备，使他无隙可乘，不敢来犯。”因此他规定国民党军行军作战两原则：“以后在匪区行军，每日以三十里至四十里为原则”；“下午二时以前全部到达预定的宿营地点，迅即集结宿营，二时以后，不得继续行军”。[25]应该说，蒋介石一再耳提面命的上述战略战术理论上并无过人之处，他本人也明确谈道：“我们现在以剿匪所最用得着的，乃是十八世纪末与十九世纪初期拿破仑战争时代所用的战术。”[26]但正如他所判断的：“匪区纵横不过五百方里。如我军每日能进展二里，则不到一年，可以完全占领匪区”。[27]战斗毕竟是以战胜为目的，由于国民党政权掌握着物质和人力资源的绝对优势，加上内外环境给了其从容展开的时间，稳扎稳打，步步推进，虽然拙笨，但却最有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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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全力限制红军机动，尽力压缩红军的活动空间，使红军擅长的机动作战方式难以发挥，除进军时注意稳扎稳打外，国民党军采用碉堡战术，通过大量构筑碉堡，对红军活动区域实施封锁并截断红军的活动路线。据碉堡战术的最早建议及采用者之一戴岳回忆，早在1929年冬江西召开的全省“清剿”会议上，第十二师师长金汉鼎发言时即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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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政府在云南、贵州等地镇压土著居民的反抗时，土著民族曾依靠建碉守卡的办法予清军以重大打击；后来清军也是采用这个办法，最后征服了土著民族的顽强抵抗；因而主张对红军的“进剿”也可仿效这个办法，借以巩固“进剿”部队的阵地，并进而逐步压缩苏区，最后“消灭”红军和革命根据地。[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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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建议当时虽颇引起共鸣，但未付诸实施。1930年戴岳奉命“清剿”赣东北苏区时，对碉堡战术作了尝试，取得一定效果。1931年初，他根据这一经验提出“实行碉楼政策”，即扼绝要道，实行清乡，“断绝匪区的接济和通讯”的“围剿”方略。具体解释为：“碉楼的利处，就是能以少数的兵保守一方，使匪共不能击破，并且能以少数的部队击溃多数的股匪，同时可以阻绝匪的交通及活动，逐渐把匪区缩小。”[29]戴岳的这一主张，当时由于环境及认识的限制，仍未得到普遍推广，但重要据点碉堡的修筑已陆续开始。1932年6月，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阅三省剿匪计划，修正之。此次剿匪经费决以半数为修路、筑碉、赈济之用，而治本之道则注重于清廉县长与组织保甲、训练民团，分配土地，施放种籽也。决不求其速剿，只望其渐清也。”[30]修路、筑碉的作战思路在蒋这里引起注目。第五次“围剿”准备工作开始时，蒋介石即坚决贯彻大量构筑碉堡、利用碉堡层层推进的碉堡政策，强调：“清剿各部到处以修碉筑堡为惟一要务。”[31]对碉堡的运用，他在下面一段话中说得很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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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前曾国藩李鸿章他们在淮水及黄河流域清剿捻匪，曾掘几千里的长沟，其工程之浩大，决非我们现在掘几里几十里战壕可比。但是壕沟在北方原很相宜，到了南方多山的地方，便不适用，所以我在江西剿匪，改用碉堡，在两个碉堡之间，我们的火力可以交叉射击，敌人便不能通过。这样连下去由福建经江西连到湘鄂，差不多有一二千里之长，只要每里以内平均有两个碉堡，敌人便不容易窜入。所以碉堡线可说是我们的万里长城，这个长城筑得坚固，就可以困死土匪！[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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碉堡战术确定后，蒋介石对碉堡建设十分重视，规定“每星期一连必须添筑一个以上之碉堡”。[33]部分碉堡可由民众帮助守卫，“分给其手榴弹与旧枪子弹，使之不赖军队而能于一个月内切实自卫也”。[34]第五次“围剿”初期，国民党军有些部队对构筑碉堡执行不力，1933年11月中旬，红一军团为策应三军团发动的浒湾攻击战，北上突破国民党军在见贤桥、永兴桥一带构筑的松散碉堡线，令蒋介石为之震动。他连电前方，要求改进碉堡配置，增加密度，“封锁碉堡群之间隔，不得过二里以上”，同时指示加强碉堡群之构筑，形成重叠立体配置和相互间的有效火力配合。蒋介石并严厉警告，如构筑碉堡“再因循玩忽，查出定以军法从事，决不姑宽”。[35]在蒋介石一再督促下，“敌土工作业力确实增强”。[36]国民党军第五次“围剿”期间的作战和推进始终与堡垒修筑同步，到1934年4月，仅在江西构筑各种碉堡5300余座，[37]福建573座。[38]“围剿”终时，其主攻部队北路军第三路军构筑碉堡4244座，[39]第六路军922座，[40]为沟通碉群大力修筑公路，1932～1934年间，共修筑公路4297.22公里，相当于1931年江西公路总里程284.6公里的十多倍。[41]碉堡之多，即便是江西省会南昌近郊，也是“堡垒林立”。[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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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次“围剿”期间国民党军构筑的大量碉堡及其通连公路组成的严密封锁网，既可弥补国民党军战斗精神的不足，又针对着红军缺少重武器、难以攻坚的弱点，强己抑彼，一箭双雕，对红军机动作战造成相当困难。反“围剿”初期的硝石战役中，红军集中一、三、五、七军团7个师部队进攻硝石，期望打破敌军“围剿”兵力部署，但指挥作战的彭德怀回忆，由于“当时黎川驻敌三、四个师，南城、南丰各约三个师，硝石在这三点之间，各隔三、四十里，处在敌军堡垒群之中心。我转入敌堡垒群纵深之中，完全失去机动余地，几乎被敌歼灭”。[43]国民党方面战后总结该战役获胜主要原因也即“工事坚强”。[44]林彪对碉堡战术也有很深印象，谈道：“敌人每到一地，他立即进行筑垒，以立定脚跟，接着构筑联络堡、封锁线、马路，以取得别的联络与策应……在前进中如遇到我军稍有力或有力的阻滞时，他立即停止向预定的目标前进，而进行筑堡，与防御的战斗。”“这些方法，都是着眼于使红军在政治军事上的优越条件困难充分运用，而使他自己在物质上兵器的优点能极力发扬”。[45]事实上，当时苏区内存在的“土围子”即是碉堡战术效用的一个有力证明。李德回忆，他在中央苏区指挥作战时，有一次经过“一个用岩石筑成的堡垒”，“堡垒的洞穴里驻有一个地主的民团，因为他们有充足的粮食储备和水源，所以能坚守至今”。[46]这样的“土围子”在苏区并不鲜见，有的坚持达三四年之久。单独的“土围子”在苏区范围内的坚持，和红军缺少重武器而难以攻坚直接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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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碉堡战术相应，在“围剿”进行过程中，蒋介石具体作战指挥时坚决贯彻稳中求进方针。第五次反“围剿”初期，红军曾集中主力部队出击赣东资溪桥、硝石一带，以红五军团牵动敌人，红一、三军团准备在敌被牵动时实施突击，这是红军擅长的一贯打法。但国民党军根据蒋介石的战略安排，“十分谨慎，步步为营，稳扎稳进，很少出击”，结果红军既“未能牵动敌人”，[47]投入攻坚战后又无成算，不得不撤出战场。广昌战役初期，蒋介石明确指示陈诚：“我中路军主力不必求急进，只要固守现地，作成持久之局，以求薛、汤两路之发展，则匪经此战必崩溃更速，不必心急也。”[48]在进攻已有进展时，他又一再指示部队应继续辅之以碉堡和公路线之推进，“进展不必过急”，[49]“总须稳扎稳打为要”。[50]陈诚在攻下广昌后也谈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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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听得许多官兵说：“土匪已经不得了了，我们可以直捣土匪老巢而剿灭之”。这种意思，固然很好，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的剿匪要策出万全才行。现在步步筑碉的办法，是最稳是最妥的方法……我们一步一步的前进，土匪灭亡，是可计日而待的；不要性急，小心谨慎，才是要着。[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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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9月，整个“围剿”战局已有尘埃落定之势时，蒋接获前方进军计划后，仍强调部队“不宜单独……进展，应令会同各纵队前进，免为匪乘”，[52]“仍宜注意集结，勿过分分散”。[53]这体现出蒋对“围剿”作战极端慎重、务求必胜的态度。在总体力量占据绝对优势的情况下，承认自身与红军战斗精神和战斗能力的差距，将自己客观地摆到弱势地位，以拼红军的姿态确定战略战术方针并指挥作战，这对心高气傲的蒋介石虽然不一定那么情愿，却是他摆脱前几次“围剿”被动局面，在双方战略对抗中抢得先机的关键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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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力与限界：中央苏区的革命（1933-1934） 2.国民党军作战基础的增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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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在第五次“围剿”中选择持久消耗作战方针，和当时国内外相对有利的环境直接相关。周恩来曾经谈道，蒋介石在“第五次‘围剿’中，能出动五十万大军发起进攻和实行封锁，那是他的全盛时期”。[54]确实，和前四次“围剿”几乎一直在国内外动荡局势中进行相比，第五次“围剿”进行过程中，南京政府内外环境相对宽松，给了其从容展布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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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外部环境看，长城抗战并签订《塘沽协定》后，日本在华北的侵略活动告一段落，北方的压力暂时有所减轻，此后直到第五次“围剿”结束，日本在华北一直未有大的动作，南京政府获得相对稳定的外部环境。与此同时，南京政府积极调整对外政策，与英、美等国加强联系，行政院副院长、财政部长宋子文于1933年4月开始长达半年的欧美之行，并与美国订立5000万美元的棉麦借款合同。宋子文之行被认为标志着“南京政府对欧美国家实行经济开放政策的起端”。[55]在加强经济联系同时，南京政府向西方国家大量订购武器装备，据中央信托局统计，1933年和1934年两年间，购买军火费用达6000多万元。[56]这些，既加强了南京政府与西方国家间的政治、经济联系，又提高了其军事装备和统治能力。共产国际军事顾问1933年初报告：“在敌人方面，武器装备的质量在不断提高，其机枪和火炮的配备程度已接近现代军队的水平。”[57]具体到实战中，国民党军发动第五次“围剿”后，将其装甲部队和新购德国山炮投入进攻，发挥出相当效果。粟裕回忆：“十九师是红七军团的主力，战斗力强，擅长打野战，但没有见到过装甲车……部队一见到两个铁家伙打着机枪冲过来，就手足无措，一个师的阵地硬是被两辆装甲车冲垮。”[58]红军两个主要军团的指挥者彭德怀和林彪都注意到：“蒋军在第五次‘围剿’时，技术装备比以往几次有所加强。”[59]“每连有多至六挺的机关枪，至少也有一挺。我们在敌机枪下除非不接近，一接近一冲就是伤亡一大堆。”[60]周恩来在1934年初对反“围剿”战争作出初步总结时，印象很深的就是国民党军装备和编制的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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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团中的火力配备改变了。过去每营有机关枪连，现改为每团属一重机关枪连，而每一步兵连中则加多轻机关枪的数目（每连三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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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部队中的非战斗人员亦大大裁减，为便于山地运动与作战。他的行军公文也减少到最小限度，增加战斗人员的比例。[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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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对国内地方实力派的压迫、清除和国内建设的展开，南京政府统治力量也在逐渐增强，内部形势趋于稳定。第二、三、四次“围剿”中，南京政府均遇到严重的内部纷争或外敌压迫。中共有关报告显示，第二次“围剿”时，国民党军起初也取稳扎稳打方针，后因胡汉民事件导致粤变不得不加快“围剿”行动，使红军觅得作战良机。尤其当红军首战东固时，蔡廷锴部在红军后方，红军仅有一师部队牵制，“假使此时蒋蔡北进，则我们后方受到危险非常困难，但此时蒋蔡不但未前进，并且将前进到城冈的部队撤退到兴国城（原因大概是因为广东问题发生）”，[62]使红军摆脱了腹背受敌的危险。第三、四次“围剿”期间的粤桂反蒋、九一八事变、长城事变，也直接影响到国民党军的作战行动。第五次“围剿”中，虽然1933年底发生以十九路军为军事基干的福建事变，但由于事变很快遭镇压，蒋介石反而由此取得对福建的完全控制。福建事变的迅速失败，也使各地反蒋力量不得不有所忌惮，此后相当一段时间内，地方实力派的反蒋公开活动偃旗息鼓。完全控制福建后，除广东陈济棠外，国民政府从东、西、北三面完成对中央苏区的包围，无论是军事展开或经济封锁都获得了更好的内外环境。尤其是鄂豫皖、湘鄂西苏区红军主力相继转移后，长江中游地区基本安定，蒋介石更可全力筹划对付中央苏区之策。1933年6月23日，蒋介石曾在日记中写道：“剿匪根本计划渐立，逐渐推进，期以一年，必能成功，惟时局是否许可耳。”[63]后来的事实证明，蒋介石获得了这种时机。直接在前线指挥“剿共”军事的陈诚对此颇有同感，第五次“围剿”发动之初，他在家书中表示：“此次剿匪当有把握，因蒋先生亲自督剿，无论精神物质方面，均有关系。以部队数量言，已较之以前增加十余师。而精神方面，各级经庐山训练之后，确有进步也。”[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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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庐山训练及部队整训，国民党军队整体战斗力和战斗精神确有一定提高。第五次“围剿”期间，国民党军队中高级官员大都能身先士卒，出现在战场第一线。从主攻部队第三路军伤亡情况看，该路军伤亡军官总数988人，伤亡士兵总数10755人，[65]军官和士兵之比约1∶11，高于战斗部队实际官兵比。军官伤亡较重和其在第一线指挥作战相关。第五次“围剿”时，国民党军师、旅长一级指挥员经常出现在战场第一线，团长一级指挥员则直接指挥并于必要时参加战斗。德胜关、寨头隘、大罗山等战役中，第六十七师三九九团团长、七十九师二三五旅四七四团团长、六师十八旅三十六团团长都能身先士卒，亲率所部与红军展开肉搏战，第六师十八旅三十六团团长并当场阵亡。国民党方面总结战役得手主要原因即为：“各高级指挥官身临前线，从容指挥。”[66]凤翔峰一役，四七〇团第二、三营代营长均先后伤亡，“连长以下干部伤亡已达二十余员”，“第六连之连排长伤亡殆尽，仅赖一军士毛炳芳指挥”，[67]但仍能守住阵地。鸡公山战斗中国民党军也异常奋勇，红军战报记载，当时守军为红军一个营部队，在团长、营长率领下坚守，“当敌迫至工事近前时，该营长即令战斗员将炸弹收集起来连掷五六弹，伤敌三十余名，但敌仍继续攻击，该营长旋即牺牲，不久该团长亦受伤，而部队失了掌握，加以手榴弹告绝，子弹所有亦无几系（原文如此——引者注），致放弃阵地”。[68]国民党军的上述表现，为红军指挥员所注意，时任红五军团十三师政治部主任的莫文骅回忆，第五次反“围剿”期间，国民党军表现颇为顽强，“尽管敌人在红军阵地前倒下了一大片，但后面敌人还是一股劲往前冲”。[69]整个“围剿”期间，国民党军“几乎没有起义者，只有很少的被俘者”。[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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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发挥前线指挥官主动性，不过多干预具体作战，是蒋介石在第五次“围剿”期间指挥作战的一个突出特点，而前线指挥官也表现出相当强的主动精神，对战役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1934年1、2月间，陈诚与蒋介石曾围绕着福建事变后的主攻方向展开争论，最后以蒋介石的退让而告终。1934年2月，汤恩伯第十纵队和刘和鼎第九纵队准备进攻闽西北的将乐、沙县，然后与第三路军配合进窥建宁。17日，蒋介石致电刘、汤，令其迅速在将乐、沙县发动，要求其“就近审度情势，从速断行，但无论如何，将乐应派队先行占领，俾得相机截击匪部西窜之路”。[71]18日，刘、汤致电蒋介石，同意“以主力使用于将乐方面”。[72]22日，鉴于将乐处沙县、建宁之间，先攻将乐，有“两侧均受威胁”[73]之虞，刘、汤决定改变计划，先攻沙县，并立即付诸实施。2月25日和3月6日，刘、汤所部先后进占沙县、将乐。根据以占领要地而不以实施歼灭战为主的“围剿”总方针，刘、汤先攻沙县的行动有效却不失稳重，而蒋实施中间突破、先占将乐切断建宁红军退路的想法虽然凶狠，但风险相对较大，和稳中求进的总思路不无抵触。正因如此，虽然刘、汤的行动和蒋的具体作战指示相违背，蒋事后却未追究。对此，东路军有关战报总结为：“匪踪飘忽无常，情况变化靡定，关于各部队作战部署与进展步骤为适时到达，皆以电达要旨命令，俾前方指挥官，得以酌量情况，敏活运用。”[74]得意之色溢于言表。第五次“围剿”中，陈诚、汤恩伯等国民党军前线将领在战役指挥上的机动处置及蒋介石对其意见的尊重和接受，既调动了前线将领的积极性和主动精神，也使国民党军作战指挥和作战方针更切合前线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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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力与限界：中央苏区的革命（1933-1934） 3.国民党军的作战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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