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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对国内地方实力派的压迫、清除和国内建设的展开，南京政府统治力量也在逐渐增强，内部形势趋于稳定。第二、三、四次“围剿”中，南京政府均遇到严重的内部纷争或外敌压迫。中共有关报告显示，第二次“围剿”时，国民党军起初也取稳扎稳打方针，后因胡汉民事件导致粤变不得不加快“围剿”行动，使红军觅得作战良机。尤其当红军首战东固时，蔡廷锴部在红军后方，红军仅有一师部队牵制，“假使此时蒋蔡北进，则我们后方受到危险非常困难，但此时蒋蔡不但未前进，并且将前进到城冈的部队撤退到兴国城（原因大概是因为广东问题发生）”，[62]使红军摆脱了腹背受敌的危险。第三、四次“围剿”期间的粤桂反蒋、九一八事变、长城事变，也直接影响到国民党军的作战行动。第五次“围剿”中，虽然1933年底发生以十九路军为军事基干的福建事变，但由于事变很快遭镇压，蒋介石反而由此取得对福建的完全控制。福建事变的迅速失败，也使各地反蒋力量不得不有所忌惮，此后相当一段时间内，地方实力派的反蒋公开活动偃旗息鼓。完全控制福建后，除广东陈济棠外，国民政府从东、西、北三面完成对中央苏区的包围，无论是军事展开或经济封锁都获得了更好的内外环境。尤其是鄂豫皖、湘鄂西苏区红军主力相继转移后，长江中游地区基本安定，蒋介石更可全力筹划对付中央苏区之策。1933年6月23日，蒋介石曾在日记中写道：“剿匪根本计划渐立，逐渐推进，期以一年，必能成功，惟时局是否许可耳。”[63]后来的事实证明，蒋介石获得了这种时机。直接在前线指挥“剿共”军事的陈诚对此颇有同感，第五次“围剿”发动之初，他在家书中表示：“此次剿匪当有把握，因蒋先生亲自督剿，无论精神物质方面，均有关系。以部队数量言，已较之以前增加十余师。而精神方面，各级经庐山训练之后，确有进步也。”[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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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庐山训练及部队整训，国民党军队整体战斗力和战斗精神确有一定提高。第五次“围剿”期间，国民党军队中高级官员大都能身先士卒，出现在战场第一线。从主攻部队第三路军伤亡情况看，该路军伤亡军官总数988人，伤亡士兵总数10755人，[65]军官和士兵之比约1∶11，高于战斗部队实际官兵比。军官伤亡较重和其在第一线指挥作战相关。第五次“围剿”时，国民党军师、旅长一级指挥员经常出现在战场第一线，团长一级指挥员则直接指挥并于必要时参加战斗。德胜关、寨头隘、大罗山等战役中，第六十七师三九九团团长、七十九师二三五旅四七四团团长、六师十八旅三十六团团长都能身先士卒，亲率所部与红军展开肉搏战，第六师十八旅三十六团团长并当场阵亡。国民党方面总结战役得手主要原因即为：“各高级指挥官身临前线，从容指挥。”[66]凤翔峰一役，四七〇团第二、三营代营长均先后伤亡，“连长以下干部伤亡已达二十余员”，“第六连之连排长伤亡殆尽，仅赖一军士毛炳芳指挥”，[67]但仍能守住阵地。鸡公山战斗中国民党军也异常奋勇，红军战报记载，当时守军为红军一个营部队，在团长、营长率领下坚守，“当敌迫至工事近前时，该营长即令战斗员将炸弹收集起来连掷五六弹，伤敌三十余名，但敌仍继续攻击，该营长旋即牺牲，不久该团长亦受伤，而部队失了掌握，加以手榴弹告绝，子弹所有亦无几系（原文如此——引者注），致放弃阵地”。[68]国民党军的上述表现，为红军指挥员所注意，时任红五军团十三师政治部主任的莫文骅回忆，第五次反“围剿”期间，国民党军表现颇为顽强，“尽管敌人在红军阵地前倒下了一大片，但后面敌人还是一股劲往前冲”。[69]整个“围剿”期间，国民党军“几乎没有起义者，只有很少的被俘者”。[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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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发挥前线指挥官主动性，不过多干预具体作战，是蒋介石在第五次“围剿”期间指挥作战的一个突出特点，而前线指挥官也表现出相当强的主动精神，对战役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1934年1、2月间，陈诚与蒋介石曾围绕着福建事变后的主攻方向展开争论，最后以蒋介石的退让而告终。1934年2月，汤恩伯第十纵队和刘和鼎第九纵队准备进攻闽西北的将乐、沙县，然后与第三路军配合进窥建宁。17日，蒋介石致电刘、汤，令其迅速在将乐、沙县发动，要求其“就近审度情势，从速断行，但无论如何，将乐应派队先行占领，俾得相机截击匪部西窜之路”。[71]18日，刘、汤致电蒋介石，同意“以主力使用于将乐方面”。[72]22日，鉴于将乐处沙县、建宁之间，先攻将乐，有“两侧均受威胁”[73]之虞，刘、汤决定改变计划，先攻沙县，并立即付诸实施。2月25日和3月6日，刘、汤所部先后进占沙县、将乐。根据以占领要地而不以实施歼灭战为主的“围剿”总方针，刘、汤先攻沙县的行动有效却不失稳重，而蒋实施中间突破、先占将乐切断建宁红军退路的想法虽然凶狠，但风险相对较大，和稳中求进的总思路不无抵触。正因如此，虽然刘、汤的行动和蒋的具体作战指示相违背，蒋事后却未追究。对此，东路军有关战报总结为：“匪踪飘忽无常，情况变化靡定，关于各部队作战部署与进展步骤为适时到达，皆以电达要旨命令，俾前方指挥官，得以酌量情况，敏活运用。”[74]得意之色溢于言表。第五次“围剿”中，陈诚、汤恩伯等国民党军前线将领在战役指挥上的机动处置及蒋介石对其意见的尊重和接受，既调动了前线将领的积极性和主动精神，也使国民党军作战指挥和作战方针更切合前线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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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力与限界：中央苏区的革命（1933-1934） 3.国民党军的作战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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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全力准备发动第五次“围剿”，蒋介石在军队的组织、编制和调配上作了一系列部署，殚精竭虑，全力以赴。1933年5月，蒋介石决定成立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75]委任江西省主席熊式辉兼行营办公厅主任；行营原参谋长贺国光为第一厅厅长，主管军事；行营秘书长杨永泰兼第二厅厅长，主管政治。行营全权管理赣、粤、闽、湘、鄂五省党军政要务。并由南昌行营组设党政军设计委员会，为五省一切党政军事务参谋部。随后，蒋介石坐镇南昌，亲自指挥部署对苏区的第五次“围剿”。为使部队编制更为精干，适应对红军山岳地带作战的特点，南昌行营决定改变部分军队的编制，将每师辖两旅、每旅辖两团或三团的部队改编为每师直辖三团，增加战斗人员编制。团以上机关增加侦察队和扩大运输队，以灵敏耳目、保证给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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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改编结果是：第四军九〇师改编为五十九、九〇两个师；第十八军一一师改编为一一、六十七两个师，十四师改编为十四、九十四两个师，四十三师改编为四十三、九十七两个师；第三十六军第五师改编为五、九十六两个师，独立三十二旅、三十三旅改编为九十二师、九十三师。第九十八师及第五十二、五十九两师合编的第九十九师仍保留两旅六团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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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次“围剿”开始时，国民党军作战的具体部署是：以驻赣、粤、闽、湘、鄂各省部队分编为北路、南路和西路军。北路军以顾祝同为总司令，蒋鼎文为前线总指挥，下辖3路军，共33个师另3个旅，是“围剿”中央苏区的主力。其编成和任务是：以4个师、1个旅及第二纵队、税警总团编为第一路军，顾祝同兼总指挥，刘兴为副总指挥，配置于新干、吉水、永丰、乐安、宜黄地区，在此构筑碉堡封锁线，逐步向中央苏区推进，并阻止红军向赣西北前进；以6个师编为第二路军，蒋鼎文兼总指挥，汤恩伯为副总指挥，配置于祟仁、藤桥、金溪地区，构筑碉堡封锁线，逐步向中央苏区推进，并阻止红军向赣东北前进；以18个师另1个补充旅编为第三路军，陈诚为总指挥，薛岳为副总指挥。该路军又以14个师编为机动作战的第五、第七、第八纵队，以4个师1个旅编为守备队，集结于南城、南丰地区，沿抚河两岸构筑碉堡封锁线。第三路军是北路军中的主力，其任务是：在第一、第二路军的配合下，依托碉堡向广昌方向推进，寻求红一方面军主力决战。此外，北路军总司令部还直接指挥第二十三、第二十八师，扼守赣江西岸的吉安、泰和等地，配合西路军封锁赣江，阻止红一方面军主力西进。第十三、第三十六、第八十五师为总预备队，由钱大钧统领，置于抚州附近地区。浙赣闽边区警备部队5个师另4个保安团由赵观涛统领，“围剿”闽浙赣苏区，并配合北路军第二路军阻止红军向赣东北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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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路军以何键为总司令，指挥14个师又2个旅，分三个纵队。第一纵队配置于湘赣边境酃县、茶陵、莲花地区，负责“进剿”永丰、宁冈一带红军；第二纵队配置于浏阳、平江、铜古地区，负责“进剿”湘鄂赣边红军；第三纵队配置于大冶、通山地区，协同第二纵队“围剿”鄂南边境之红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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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路军以陈济棠为总司令，指挥粤军11个师又1个旅，筑碉扼守武平、安远、赣县、信丰、上犹、崇义地区，阻止红军向南发展，井逐步向筠门岭、会昌地区推进，协同北路军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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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方面第十九路军等部共6个师又2个旅，扼守闽西和闽西北地区，阻止红军向东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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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国民党军的部署中包含有大量守备部队，这使国民党军配备更为纵深，后方防御力量大为加强，这也是其碉堡战术的必要配套措施。对此，共产国际军事顾问谈道：“敌人将其兵力划分为守备部队和突击部队。这样，虽然一方面他们的作战兵力削减了50%多，但另一方面，我们几乎不可能将自己对敌军的战术胜利扩大到真正意义上的战略胜利，因为红军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面对有足够数量的新敌军保卫的防御工事。”[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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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次“围剿”初期，国民党军用于“围剿”的空军共有五队，拥有飞机50架，绝大部分是侦察机（包括可塞、菲亚特、道格拉斯等机型）兼用于轰炸，马力、飞程、载重力都十分有限，部署于南昌、抚州、南城等地。后期，南京政府又订购新式战机投入战场。李德当时报告：“敌人现正使用新的空战有威力的兵器，并在空中用新的技术……引用新式有力的轰炸机（六百匹马力不论天时气候都能飞，并且有很大的载重力和飞程）。”[77]李德所提到的这批新飞机，国民党军战史有清楚的记载：“是年9月起，新机陆续抵达。先分配空军第三、四、五三队，每队‘新可塞’机二架。十一月，拨交第一队美制‘诺斯罗卜’轰炸机九架，第二队‘新可塞’机九架。”[78]这时，第五次“围剿”已处于尾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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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方面的第五次“围剿”，既占据着中央政府的制高点和全国资源的绝对优势，又利用着国际国内的有利形势，大军毕集，志在必得，给中央苏区造成了空前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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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力与限界：中央苏区的革命（1933-1934） 4.“七分政治”的具体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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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蒋介石的“三分军事，七分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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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次“围剿”期间，吸取前几次“围剿”失败的教训，蒋介石依据“三分军事、七分政治”原则，将“围剿”定位为军事、政治、经济、社会的总体战，这一军事、政治并用方针，对“围剿”的最终走向发挥了一定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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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国民革命时期曾经在政治宣传、鼓动上大得人心并获取力量的政党，国民党深知政治宣传、收揽人心的重要。在与中共的对垒中，国民党方面政治上虽然不像中共那样游刃有余，握有主动，但一直力图有所作为。早在1931年，何应钦就提出：“要消灭共匪，非党政军全体总动员集中力量团结意志不能挽救危机，军事只可以治标，正本清源以及休养生息的种种任务，是望政府和党部来担当责任。”[79]蒋本人也谈道：“本总司令于去岁督师江西之时，即深知剿灭共匪与寻常对敌作战绝对不同，苟非于军事之外同时整理地方，革新行政，断难以安抚民物而奏肃清之功。”[80]这样的反省尚称深切，已切实意识到双方胜败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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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31年开始，南京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力图从社会政治等层面强化本身力量，以与中共强有力的政治组织抗衡。南昌陆海空军总司令行营成立江西地方整理委员会，整顿江西地方政治、社会。主要措施包括：督促整顿全省保卫团，将各县反共义勇队一律改组为保卫团，区团以下均设守望队，形成全面监视巡查网；蠲免1930年度全省田赋、地租；制定《处理被匪侵占财产办法》，规定赤化收复区域土地、房屋各归原主，恢复地方秩序；颁布《保护佃农暂行办法》，规定地租最高额不得超过百分之四十，如遇天灾，佃农要求减租，地主不得拒绝；组织由地方逃至中心城市的“难民”中的青壮年随军返乡，协助运输、带路，或参加筑路。1931年初，在南京中央政治学校开办特别训练班，下分“剿匪宣传队”，施以政治宣传训练，再以团为单位分配到前方部队，指导政治和宣传工作。在对特别训练班的训话中，蒋介石数次提到“剿匪的实施宣传要占六分力量，军事只能占四分力量”，[81]这应可视为其后来提出的“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原始版。6月，南京中央发布对各级党部训令，要求加强与中共全方位的政治争夺，特别指示“组织健全的巡回乡村宣传队”，进行“剿匪宣传”。[82]为配合“剿共”军事、增进行政效率，南昌行营设置“党政委员会”，蒋自兼委员长，将江西全省“剿匪”区域共43县划分为9个分区，每区设置党政委员会分会，负责指导各区军事、政治、经济等事务。[83]这些措施虽由于缺乏具体组织实施的决心和能力，实际效果有限，如蒋介石自己所说，“劳师转馕，苦战连年，地方贤良士民，竟无出而相助者”，[84]但起码表明国民党方面对自身在地方政治建设上的薄弱环节已有所注意，开始努力在政治和组织上与中共争夺民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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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参加“剿共”战争的过程中，一些国民党将领也意识到与中共在政治上展开争夺的重要性。作为“剿共”前线指挥官，曾任国民党军第十八师第五十二旅旅长的戴岳深刻体会到民心向背对武力利钝的影响，明确指出：“清剿匪共，绝不是军队一部分的力量做得到的，是要党、政、军、民通力合作才行的。”[85]运用政治力量，在政治上与中共展开争夺，首先就必须取得民众的支持，将民众从中共方面拉到自己一边，这是政治战的基本。为此，他不赞成何应钦等提出的“进剿”部队“除班长及由官长指定之士兵外，概禁止与人民接谈”、[86]“禁止士兵无故与民众往还”[87]的主张，而强调“所到之处，要随时召集民众开会，揭破共匪的阴谋，宣扬本党的三民主义”。[88]从争取民众的目标出发，他们强烈反对杀戮苏区民众，南昌行营第二科科长柳维垣列举了烧杀政策的危害：“匪屋不烧，或尚有悔过反正之日，一烧其屋，即迫其终身从匪……正合共党之希望。”[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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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改变国民党政权在民众中的糟糕形象，他们还颇有眼光地提出对地主、土豪的态度问题。作为中共革命的打击对象，地主、土豪往往投向国民党方面，成为国民党军的主要依靠对象。邻接中央苏区的湘赣省曾对地主、豪绅和反革命及其家属实行驱逐政策，结果这些人“驱逐到白区以后，就参加国民党军队，带领地主武装和国民党的部队来打我们。他们地形、路线很熟，而且大多是青年，一出去反动得很，对我们很凶，使我们吃亏不小”。[90]不过，国民党军依靠这些人固然可以收到一定效果，但在苏维埃革命的风潮中，完全站在地主豪绅一边就意味着和大多数的普通农民对立，这对国民党军争取更多民众的支持十分不利。所以戴岳特别提醒：“难民是各村逃出来的人，对于地形道路匪情都是很熟悉的，可以把他组成梭镖队，随军带路；但是他们没有纪律，加以报仇心切，所到之处，随意烧杀，这是要特别注意纠正的。”要求遏止“还乡团”的疯狂报复行为，“设法和解难民向反共来归的农民寻求报复”，[91]希望通过与土劣保持距离，改变国民党在普通农民中的富人利益维护者形象，尽可能争取更多人民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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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岳等国民党军将领在与中共交战过程中，汲取经验教训，对前线实况，对苏区政治、社会、军事状况有更多的了解，他们的主张也逐渐为蒋介石所注意，戴岳、柳维垣都曾接受蒋的召见、垂询，其中不少意见为蒋所采纳。正是在此背景下，第五次“围剿”准备过程中，蒋介石把政治力量提到空前的高度，强调：“剿匪乃争民之战，非争地之战，故军事纵告胜利，如无健全之政治设施，相辅而行，则终必徒劳无功。”[92]将政治争夺战置于军事之上，要求所部主动出击，与中共展开政治争夺：“政治工作人员之工作必须向匪区设法深入为唯一任务。”[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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