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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训练时干部集中、朝夕相处，这对来自各地方、各派别，曾经多次兄弟阋墙的军官“把眼前畛域派别的观念，和频年交相火并的宿怨前隙，不期然而然的消弭泯灭”，[10]也发挥了一定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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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红军作为假想敌，郑重其事地开办庐山训练，反映蒋介石对再一次与红军作战的充分重视，如他所说：“此次剿匪，实关党国与本军之存亡，不可以大意轻易出之。”[11]这和他长沙被打下后仍称“长沙虽失，共犯实癣疥之疾耳”，[12]以及第一、二次“围剿”时视红军为“地方事件”，[13]仅出动一些杂牌部队有重大差异。吸取前几次“围剿”失败的教训，蒋介石将新一次“围剿”定位为军事、政治、经济、社会的总体战。1933年6月，蒋在南昌主持召开“剿共”军事会议，通过军事、谍报、宣传等“剿共”方案，确定第五次“围剿”的基本原则仍为前一年提出的“三分军事，七分政治”，即“用三分的力量作战，用七分的力量来推行作战区的政治”，[14]“一方面要发挥军事的力量，来摧毁土匪的武力；一方面要加倍地运用种种方法，消极地来摧毁土匪所有的组织，及在民众中一切潜势力”；“尤其是要教化一般民众，使他能倾向我们的主义，以巩固我们在民众中精神的堡垒”。[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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秉着总体战的思路，国民党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政治、经济、社会政策，严密统治、收揽人心，其中，对苏区最具威胁的是封锁政策。通过修筑碉堡和大量设岗设哨，实行严密的经济、交通和邮电封锁，严禁粮秣、食盐、工业品和原材料等物资流入苏区，断绝其与外界的联系，蒋介石判断：“我们不仅在土地方面，经济方面，武器方面，军队方面的力量，统统超过他们几倍，乃至几十倍几百倍，就是专就壮丁的人数讲，可以说我们的补充无穷，而他们除了现存的这五六万人以外简直就再也没有了！”[16]“匪区数年以来，农村受长期之扰乱，人民无喘息之余地，实已十室九空，倘再予以严密封锁，使其交通物质，两相断绝，则内无生产，外无接济，既不得活动，又不能鼠窜，困守一隅，束手待毙。”[17]用心既狠且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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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对中共力量认识的变化相应，蒋介石的战略方针也一改前几次“围剿”常犯的急躁冒进错误，强调稳扎稳打，层层推进。总的作战指导方针是“不先找匪之主力，应以占领匪必争之要地为目的”，[18]即以严密的工事和碉堡层层推进，通过缓慢但有效的占领方式，压缩红军作战区域，限制红军活动空间，迫使红军进行真面目的主力决战。这一战术的核心就是逼迫红军进行打资源、拼消耗、比人力的持久战，而在这三项因素中，国民党都占有着绝对优势。国民党军主攻部队第三路军作战方针明确规定：“本路军以消耗战之目的，采断绝赤区脉络、限制匪之流窜、打破其游击战术、封锁围进之策略……本战术取守势战略取攻势之原则，步步为营，处处筑碉，匪来我守，匪去我进。”[19]蒋介石在对参加“围剿”部队讲演时再三强调：“无论行军宿营或作战，也无论在匪区或非匪区，一定要随时随地，格外谨慎小心，严密防范，搜索，警戒，侦探，连络，和做防御工事，这几件事情，不可一刻懈怠。”[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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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在第五次“围剿”中采取稳健持久的作战方针，实际也是出于对红军灵活机动战术及坚强战斗精神的惧怕和无奈，如他所说，红军“总是以迂为直，攻我不备，避实击虚，蹈瑕抵隙，他只要晓得我们哪一点力量单弱，哪一处防备不周，不管有几远距离，也不管是如何艰险的道路，就是集结主力来突破一点，或先派小的部队钻进来到处扰乱我们，以牵制我们主力作战，这就是他们的智谋，而‘超巅越绝，不畏险阻，耐饥忍渴，不避艰难’就是土匪唯一的惯技”。[21]在以快对快、以巧对巧的能力对抗中无法占据优势时，退而避敌锋芒，利用自身资源和人力优势一步步压迫对手，通过“逐渐消灭匪军的实力与资财”[22]达到战胜的目的，是其无奈却不失明智的选择。为此，蒋明确告诉部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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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匪用种种巧妙的方法来骚扰我们，我们只有先集结兵力，坚筑工事，用一个呆笨方法自己固守起来！以后再找好的机会来消灭他！土匪用声东击西，摇旗呐喊，以及种种虚声恫吓装模作样的巧妙方法来骚扰我们耳目，打击我们的精神，从而讨取便宜，我们只有一概不管，自己实实在在准备自己的实力，强固自己的工事，拿我们一切实在的东西，来对付土匪一切虚伪的花样，这就是所谓“以拙制巧，以实击虚”。[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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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给陈诚的信中，他进一步谈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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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匪之无远火器又无飞机高武器，不能妨碍我密集部队之行动，更可以匪之战术攻匪。故我军以后应注意三点：其一，未有十分把握之时，则守为主，取内线作战为研究要点。但一有机缘，则直取攻势，不可使其逝去也。此匪丑今日取攻势之行动，但其败兆亦即基于此，可以必也。其二，应力避正面一线配备，而转取纵深集团配备。只要吾人能坚持固守，则匪部交通接济，均无策源，必难持久，此亦必然之势也。其三，则游击战争与伏兵战争，急须实施讲求，并设法奖勉，否则无异盲目失聪，终为匪束手宰割也。[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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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12月，在第五次“围剿”初期作战告一段落后，蒋总结战争经验，认为：“土匪来袭击我们，差不多每次都是下午，尤其是下午六点钟以后……我们对付他最稳当的办法，就是尽早到达宿营地切实准备，使他无隙可乘，不敢来犯。”因此他规定国民党军行军作战两原则：“以后在匪区行军，每日以三十里至四十里为原则”；“下午二时以前全部到达预定的宿营地点，迅即集结宿营，二时以后，不得继续行军”。[25]应该说，蒋介石一再耳提面命的上述战略战术理论上并无过人之处，他本人也明确谈道：“我们现在以剿匪所最用得着的，乃是十八世纪末与十九世纪初期拿破仑战争时代所用的战术。”[26]但正如他所判断的：“匪区纵横不过五百方里。如我军每日能进展二里，则不到一年，可以完全占领匪区”。[27]战斗毕竟是以战胜为目的，由于国民党政权掌握着物质和人力资源的绝对优势，加上内外环境给了其从容展开的时间，稳扎稳打，步步推进，虽然拙笨，但却最有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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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全力限制红军机动，尽力压缩红军的活动空间，使红军擅长的机动作战方式难以发挥，除进军时注意稳扎稳打外，国民党军采用碉堡战术，通过大量构筑碉堡，对红军活动区域实施封锁并截断红军的活动路线。据碉堡战术的最早建议及采用者之一戴岳回忆，早在1929年冬江西召开的全省“清剿”会议上，第十二师师长金汉鼎发言时即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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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政府在云南、贵州等地镇压土著居民的反抗时，土著民族曾依靠建碉守卡的办法予清军以重大打击；后来清军也是采用这个办法，最后征服了土著民族的顽强抵抗；因而主张对红军的“进剿”也可仿效这个办法，借以巩固“进剿”部队的阵地，并进而逐步压缩苏区，最后“消灭”红军和革命根据地。[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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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建议当时虽颇引起共鸣，但未付诸实施。1930年戴岳奉命“清剿”赣东北苏区时，对碉堡战术作了尝试，取得一定效果。1931年初，他根据这一经验提出“实行碉楼政策”，即扼绝要道，实行清乡，“断绝匪区的接济和通讯”的“围剿”方略。具体解释为：“碉楼的利处，就是能以少数的兵保守一方，使匪共不能击破，并且能以少数的部队击溃多数的股匪，同时可以阻绝匪的交通及活动，逐渐把匪区缩小。”[29]戴岳的这一主张，当时由于环境及认识的限制，仍未得到普遍推广，但重要据点碉堡的修筑已陆续开始。1932年6月，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阅三省剿匪计划，修正之。此次剿匪经费决以半数为修路、筑碉、赈济之用，而治本之道则注重于清廉县长与组织保甲、训练民团，分配土地，施放种籽也。决不求其速剿，只望其渐清也。”[30]修路、筑碉的作战思路在蒋这里引起注目。第五次“围剿”准备工作开始时，蒋介石即坚决贯彻大量构筑碉堡、利用碉堡层层推进的碉堡政策，强调：“清剿各部到处以修碉筑堡为惟一要务。”[31]对碉堡的运用，他在下面一段话中说得很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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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前曾国藩李鸿章他们在淮水及黄河流域清剿捻匪，曾掘几千里的长沟，其工程之浩大，决非我们现在掘几里几十里战壕可比。但是壕沟在北方原很相宜，到了南方多山的地方，便不适用，所以我在江西剿匪，改用碉堡，在两个碉堡之间，我们的火力可以交叉射击，敌人便不能通过。这样连下去由福建经江西连到湘鄂，差不多有一二千里之长，只要每里以内平均有两个碉堡，敌人便不容易窜入。所以碉堡线可说是我们的万里长城，这个长城筑得坚固，就可以困死土匪！[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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碉堡战术确定后，蒋介石对碉堡建设十分重视，规定“每星期一连必须添筑一个以上之碉堡”。[33]部分碉堡可由民众帮助守卫，“分给其手榴弹与旧枪子弹，使之不赖军队而能于一个月内切实自卫也”。[34]第五次“围剿”初期，国民党军有些部队对构筑碉堡执行不力，1933年11月中旬，红一军团为策应三军团发动的浒湾攻击战，北上突破国民党军在见贤桥、永兴桥一带构筑的松散碉堡线，令蒋介石为之震动。他连电前方，要求改进碉堡配置，增加密度，“封锁碉堡群之间隔，不得过二里以上”，同时指示加强碉堡群之构筑，形成重叠立体配置和相互间的有效火力配合。蒋介石并严厉警告，如构筑碉堡“再因循玩忽，查出定以军法从事，决不姑宽”。[35]在蒋介石一再督促下，“敌土工作业力确实增强”。[36]国民党军第五次“围剿”期间的作战和推进始终与堡垒修筑同步，到1934年4月，仅在江西构筑各种碉堡5300余座，[37]福建573座。[38]“围剿”终时，其主攻部队北路军第三路军构筑碉堡4244座，[39]第六路军922座，[40]为沟通碉群大力修筑公路，1932～1934年间，共修筑公路4297.22公里，相当于1931年江西公路总里程284.6公里的十多倍。[41]碉堡之多，即便是江西省会南昌近郊，也是“堡垒林立”。[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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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次“围剿”期间国民党军构筑的大量碉堡及其通连公路组成的严密封锁网，既可弥补国民党军战斗精神的不足，又针对着红军缺少重武器、难以攻坚的弱点，强己抑彼，一箭双雕，对红军机动作战造成相当困难。反“围剿”初期的硝石战役中，红军集中一、三、五、七军团7个师部队进攻硝石，期望打破敌军“围剿”兵力部署，但指挥作战的彭德怀回忆，由于“当时黎川驻敌三、四个师，南城、南丰各约三个师，硝石在这三点之间，各隔三、四十里，处在敌军堡垒群之中心。我转入敌堡垒群纵深之中，完全失去机动余地，几乎被敌歼灭”。[43]国民党方面战后总结该战役获胜主要原因也即“工事坚强”。[44]林彪对碉堡战术也有很深印象，谈道：“敌人每到一地，他立即进行筑垒，以立定脚跟，接着构筑联络堡、封锁线、马路，以取得别的联络与策应……在前进中如遇到我军稍有力或有力的阻滞时，他立即停止向预定的目标前进，而进行筑堡，与防御的战斗。”“这些方法，都是着眼于使红军在政治军事上的优越条件困难充分运用，而使他自己在物质上兵器的优点能极力发扬”。[45]事实上，当时苏区内存在的“土围子”即是碉堡战术效用的一个有力证明。李德回忆，他在中央苏区指挥作战时，有一次经过“一个用岩石筑成的堡垒”，“堡垒的洞穴里驻有一个地主的民团，因为他们有充足的粮食储备和水源，所以能坚守至今”。[46]这样的“土围子”在苏区并不鲜见，有的坚持达三四年之久。单独的“土围子”在苏区范围内的坚持，和红军缺少重武器而难以攻坚直接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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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碉堡战术相应，在“围剿”进行过程中，蒋介石具体作战指挥时坚决贯彻稳中求进方针。第五次反“围剿”初期，红军曾集中主力部队出击赣东资溪桥、硝石一带，以红五军团牵动敌人，红一、三军团准备在敌被牵动时实施突击，这是红军擅长的一贯打法。但国民党军根据蒋介石的战略安排，“十分谨慎，步步为营，稳扎稳进，很少出击”，结果红军既“未能牵动敌人”，[47]投入攻坚战后又无成算，不得不撤出战场。广昌战役初期，蒋介石明确指示陈诚：“我中路军主力不必求急进，只要固守现地，作成持久之局，以求薛、汤两路之发展，则匪经此战必崩溃更速，不必心急也。”[48]在进攻已有进展时，他又一再指示部队应继续辅之以碉堡和公路线之推进，“进展不必过急”，[49]“总须稳扎稳打为要”。[50]陈诚在攻下广昌后也谈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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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听得许多官兵说：“土匪已经不得了了，我们可以直捣土匪老巢而剿灭之”。这种意思，固然很好，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的剿匪要策出万全才行。现在步步筑碉的办法，是最稳是最妥的方法……我们一步一步的前进，土匪灭亡，是可计日而待的；不要性急，小心谨慎，才是要着。[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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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9月，整个“围剿”战局已有尘埃落定之势时，蒋接获前方进军计划后，仍强调部队“不宜单独……进展，应令会同各纵队前进，免为匪乘”，[52]“仍宜注意集结，勿过分分散”。[53]这体现出蒋对“围剿”作战极端慎重、务求必胜的态度。在总体力量占据绝对优势的情况下，承认自身与红军战斗精神和战斗能力的差距，将自己客观地摆到弱势地位，以拼红军的姿态确定战略战术方针并指挥作战，这对心高气傲的蒋介石虽然不一定那么情愿，却是他摆脱前几次“围剿”被动局面，在双方战略对抗中抢得先机的关键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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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力与限界：中央苏区的革命（1933-1934） 2.国民党军作战基础的增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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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在第五次“围剿”中选择持久消耗作战方针，和当时国内外相对有利的环境直接相关。周恩来曾经谈道，蒋介石在“第五次‘围剿’中，能出动五十万大军发起进攻和实行封锁，那是他的全盛时期”。[54]确实，和前四次“围剿”几乎一直在国内外动荡局势中进行相比，第五次“围剿”进行过程中，南京政府内外环境相对宽松，给了其从容展布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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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外部环境看，长城抗战并签订《塘沽协定》后，日本在华北的侵略活动告一段落，北方的压力暂时有所减轻，此后直到第五次“围剿”结束，日本在华北一直未有大的动作，南京政府获得相对稳定的外部环境。与此同时，南京政府积极调整对外政策，与英、美等国加强联系，行政院副院长、财政部长宋子文于1933年4月开始长达半年的欧美之行，并与美国订立5000万美元的棉麦借款合同。宋子文之行被认为标志着“南京政府对欧美国家实行经济开放政策的起端”。[55]在加强经济联系同时，南京政府向西方国家大量订购武器装备，据中央信托局统计，1933年和1934年两年间，购买军火费用达6000多万元。[56]这些，既加强了南京政府与西方国家间的政治、经济联系，又提高了其军事装备和统治能力。共产国际军事顾问1933年初报告：“在敌人方面，武器装备的质量在不断提高，其机枪和火炮的配备程度已接近现代军队的水平。”[57]具体到实战中，国民党军发动第五次“围剿”后，将其装甲部队和新购德国山炮投入进攻，发挥出相当效果。粟裕回忆：“十九师是红七军团的主力，战斗力强，擅长打野战，但没有见到过装甲车……部队一见到两个铁家伙打着机枪冲过来，就手足无措，一个师的阵地硬是被两辆装甲车冲垮。”[58]红军两个主要军团的指挥者彭德怀和林彪都注意到：“蒋军在第五次‘围剿’时，技术装备比以往几次有所加强。”[59]“每连有多至六挺的机关枪，至少也有一挺。我们在敌机枪下除非不接近，一接近一冲就是伤亡一大堆。”[60]周恩来在1934年初对反“围剿”战争作出初步总结时，印象很深的就是国民党军装备和编制的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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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团中的火力配备改变了。过去每营有机关枪连，现改为每团属一重机关枪连，而每一步兵连中则加多轻机关枪的数目（每连三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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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部队中的非战斗人员亦大大裁减，为便于山地运动与作战。他的行军公文也减少到最小限度，增加战斗人员的比例。[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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