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6722856
1706722857
苏区经济落后，当地农民耕牛奇缺，兴国县永丰区贫农每百户中，“每家一条牛的只有十五家，两家共一牛的四十家，三家共一牛的十家，四家共一牛的五家，无牛的三十家”。[131]长冈乡平均百家中有牛25头，“全乡四百三十七家，无牛的约一百零九家”。[132]正是在此背景下，瑞金县石水乡农民首先创办起犁牛合作社，共同集股买牛，合作管理与使用。合作社的所有耕牛归全体社员所共有，社员大会通过规则进行耕牛管理，选举可靠的人负责饲养耕牛并给予适当报酬，如管理不善，可随时召集社员会议，令其赔偿损失。犁牛合作社以最小的成本使农业生产必不可缺的耕牛资源发挥出最大的效用。
1706722858
1706722859
中共在农业合作上的努力体现出其认真做事的劲头和卓越的组织能力，这确实是能够发挥其长处的领域。苏维埃时期，政权对社会的组织和控制达到了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程度，大部分的经济活动被纳入到党和政府的指导之中，这使苏维埃具有很强的控制力，对于解决劳动互助、农具和耕牛合作这样的具体问题，应该是举重若轻，为战争资源的汲取也作出了巨大贡献。相对而言，涉及商业经营领域的合作机构，处理起来就不像在农业合作领域那样得心应手。
1706722860
1706722861
营业性的合作社，原则上应为自愿组合的经济实体，毛泽东记载的长冈乡合作社运作情况应为其中的范例：
1706722862
1706722863
村社、乡社时，社员及红属买货，每千文减五十，即百分之五。非社员不减，但照市价实际上便宜些，一串钱货便宜二十文上下，即百分之二……区社去年九月至今年三月（半年），四百多元本钱赚了六百多元，以百分之五十为公积金，百分之十为营业者及管理委员、审查委员的奖励金，百分之十为文化教育费（为俱乐部、学校及红属儿童买纸笔），百分之三十分红。为了增发红利，鼓励社员，临时将教育费取消（以后应该恢复），共分红百分之四十，每人分了一串钱。分红时，清算账目，悬榜公告。[133]
1706722864
1706722865
遗憾的是，能够达到长冈乡这样运作状态的并不多。在合作社的发展过程中，像苏维埃这样拥有强大控制力且承担着为社会主义准备发展条件责任的政权，面对着商业精神和经营能力均十分缺乏的社会现实，政府推动之手仍然非常明显：
1706722866
1706722867
有许多合作社向来不举行社员大会，他们未曾以社员为合作社的主体。许多地方合作社的同志都回答我们，认区委区苏是他们的上级机关，因此，像汀州市粮食合作社就根本忘记了自己的社员，合作社的监察委员会竟不由社员所选举，而由风马牛不相关的其它组织（当然在某种意义上），如工会、政府、列宁书局等委派代表来组织。[134]
1706722868
1706722869
政治力的推动的确促进了合作社的发展，表现出高效率的一面，但滋生的问题也不容忽视。按照当时中共领导人的解释，合作社“应该是在经济战线上反对投机商人与富农的剥削，打破敌人封锁的生力军”，[135]是阶级斗争在经济战线上的反映。因此，中共对合作社给予了资源和政策上的大力支持，尤其是消费合作社，被赋予“便利工农群众贱价购买日常所用之必需品，以抵制投机商人之操纵”[136]的任务，其结果，在合作社发展较好地区，实际上取代商人成为农村商品供给的主要来源。以兴国为例，1933～1934年，“全县合作社的营业（包括进出货），十一十二两月为十一万二千元，一二两月为十二万二千元，这就是说，每月平均有三万元以上的商品，是经过了消费合作社的系统，供给兴国群众的消费者”。[137]对于当时只剩17万人口的兴国而言，每月3万元的商品供应，全年即为36万元，合作社人均供应两元多商品。根据1930年代的调查，江西新淦谦益村870余人，每年的农业用品和生活用品购买总量约3200余元，[138]每人均摊约3.68元。考虑到谦益村地处平原，未受到战争严重影响，生活相对安定，基数要高一些，兴国两元多的商品供应意味着合作社几乎已经包揽了该县的商品供应。[139]事实上，毛泽东在上杭才溪乡的调查就发现，这里“卖‘外货’的私人商店，除一家江西人开的药店外，全区绝迹（逐渐削弱至此），只圩日有个把子私人卖盐的，但土产如豆腐等，私人卖的还有”。[140]所以，正如当时报告所指出的，中央苏区的合作社“极大多数不是发展苏区经济，便利工农群众，而是一部分群众集股的商店，大多数是政府没收的店子或出资办的。实际上都是垄断市场图谋赚钱，根本违犯了合作社组织的原则与作用”。[141]
1706722870
1706722871
合作社在商品流通中的控制地位，固然达到了打击所谓投机商人赚取利润，保护资源不使外流的目的，但当合作社取得垄断地位后，一个没有竞争的市场使得合作社掌握着绝对的定价权，其追逐利润的投机程度甚至超过原来的商人。当时的文章披露：“全总的合作社，以二角钱的股本在半年余得三倍的利润，瑞金县总社以一万元资本在三月内获利五千元，兴国合作社每月能获利五千元以上。”[142]兴国上社区合作社从1932年9月至1933年3月半年时间内，四百多元本钱赚了六百多元。[143]这样惊人的盈余是一般的商业利润不可想象的。当时《斗争》发表的文章批评：“合作社的商品价格，常时随商人价格而高低，而且有些合作社，竟把价格规定得与市上相差无几，甚至相等。”[144]如果仅仅只是这样的话，无法解释合作社如何能够获取这样的暴利，在一般商业利润难以超过10%情况下，即使其商品流通十分畅捷，也难以想象半年可以获得三倍的利润。有理由认为，合作社在某些货品上利用其垄断地位获取了超额利益。
1706722872
1706722873
垄断获取的超额利润，在监督机制不健全的背景下，极易带来贪污浪费，这就是当时文件所反映的：“合作社的组织，多半是由党与苏维埃、群众团体的负责人所创办、所主持的；合作社的营业，不是为了适应社员的要求，而是为了赚钱。特别是一些工作人员，借着合作社机关的招牌，大做投机生意，垄断市场，贩卖谷盐进出口，就成为整个合作社的主要营业。”[145]政治力量的过度介入，使有些地区合作社变成了政府机关的私产，为干部上下其手提供了空间。当时材料披露了一批贪污浪费实例：博生县合作总社，“有严重的贪污。主要的是营业部长罗科培，在旧年11月至2月12日止查日记簿，总数上少收九十六元八角七分，帐目计角改元贪污一百四十六元八角三分。在杂用上付出二十八元，作伙食报销，总计贪污三百余元”。[146]西江砂星区高屋乡合作社“赊欠、挪扯得一塌糊涂”。[147]赣县青溪、山溪两区合作社更加荒唐，他们“觉得做生意赚钱难得费，于是装运谷子出口，不购买半点群众需要的日常货物，就完全买现洋拿回来做钱生意，他们将现洋做四吊八百文或五吊钱来收买苏维埃国币”，[148]干起了倒卖货币的勾当。亏损现象在合作社中也十分普遍，由于贪污和经营的问题，“踏迳区落村乡的消费合作社，以前有五千毛小洋资本的，现在亏得只剩一千多毛，沙心区的消费合作社，以前有四千毛资本，现在也蚀去一半以上，樟脑合作社的一百余元资本完全蚀光”。[149]正因不少合作社难以取信于民，当时苏维埃政府在发动群众加入合作社时会这样告诉民众：“加入合作社的好处是很多的，你们不要怕经手人作弊，我们可以在社员中选举三个最公直而且非常精细的人来组织审查委员会，专门监督与检查管理委员会的工作。如果有贪污弄弊事情，可以报告苏维埃政府追缴并惩办他。”[150]侧面反映出民众对合作社公正性的疑虑。由于合作社存在的如上问题，其兴衰趋势大致如下所述：
1706722874
1706722875
合作社开始的时候，并没有广泛的宣传工作，多半是由几个负责人发起，但群众的加入难保没有一部分勉强（或因沿户收费，或因买不到盐，作些希望）；但每一个合作社开办以后对群众的需要品确有相当的调解作用，比一般商店价较为低廉（但有时又较贵），但不到一季，就本干利空而塌台。主要原因，就是合作社开设于某处是成了那个地方党与苏维埃负责人的赊拿所，每次货来了，一般的现象是党和苏维埃负责人先得到东西，有些加入了合作社的群众买不到东西，甚至丢却工夫连跑几天仍买不到东西……这就是合作社一般的现象，也就是一般的结果。[151]
1706722876
1706722877
中央苏区在经济力的组织上，有成功的经验，也存在许多有待进一步探索和解决的问题，面对当时资源有限的客观现实，中共的努力极大地发挥了社会经济的潜力，初步显现出中共处理社会经济问题的理念和能力，但由于中央苏区本身资源的限制、国民党方面的封锁压迫，长期战争的巨大消耗及中共在经济建设过程中显现的某些弱点，使其终究无法支持持久战争的消耗。作为中共的首次建政尝试，在经验有待丰富尤其是战争状态的背景下，遭遇挑战实属正常，其中的某些问题，事实上在中共日后长期的革命乃至执政道路上，仍然是有待深入认识和克服的难题。
1706722878
1706722879
1706722880
1706722881
1706722883
张力与限界：中央苏区的革命（1933-1934） 3.财政紧张下的民众负担
1706722884
1706722885
资源匮乏给经济建设带来巨大难题同时，更造成财政严重紧张。苏维埃初期，在苏区内乃至赤白边境地区打土豪，既是红军的政治任务，也为中共解决财政问题提供了便捷渠道，红军常有“筹款部队专门负筹款责任”。[152]经由此，中央苏区财政状况一度相当不错，甚至可以给上海的中共中央提供财政支持。1931年2月，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报告谈到中共情况时说：“工作将会进行得更快些，因为现在有钱。中央从毛泽东那里得到了价值约10万墨西哥元的黄金，从贺龙那里得到了1.5万墨西哥元的黄金。”[153]1932年1月，赣东北苏区在自身财政已遇到困难时，仍响应中共中央“各苏区要将筹款帮助中央作为目前战斗任务之一”的指示，先后给中共中央送去纯金条350两。[154]不过，这种非常态的收入毕竟不具可持续性，虽然打土豪一直是苏区收入中的重要部分，1934年江西省苏维埃还报告：“今年一月份以来，四十天内，全中央区筹款二十五万元。”[155]但由于国民党军的封锁和压迫，打土豪越来越困难，其在苏区财政中比重呈明显的下降趋势。
1706722886
1706722887
在红军壮大时期，攻打财富集中的城市是苏区缓解财政困难的重要手段。1932年5月，周恩来等在解释攻打漳州的行动时谈道：
1706722888
1706722889
由于缺乏资金，我们又决定扩大北部的苏区。但资金还是不够。我们又改变了先前的决定，决定派一个军团去福建，以解决资金问题。
1706722890
1706722891
在朋外的第3军团始终未能解决资金问题，因此……开始向漳州进攻。在漳州募集资金后，我军准备回过头来进攻广东来犯福建和江西之敌。[156]
1706722892
1706722893
李德在1933年初的报告中则提到红军攻打城市，“直到商品和钱款被运出”。他解释道：“中央军团甚至得到中央苏维埃政府的专门指示，进行这种实际上的游击行动。面对我们苏区经济基础的局限和敌人的严密封锁，这常常是获取以后进行战争所需物资的唯一出路。”[157]然而，随着国民党军战线紧密，实力厚增，这一方法到苏区时代后期事实上不再可行。
1706722894
1706722895
通过打击对立面以得到财政支持做法难以为继后，为保持政权的顺利运转，财政对民众的依赖不得不日渐增强。1932年，可以获得较为确切资料的几个苏区县的征税状况是：永丰9个区102711人规定的土地税为46396元，[158]人均0.452元。于都全县土地税额为人均77000多元，[159]该县当时人口约数19.1万，人均0.403元。胜利县人口15.33余万，胜利县土地税到当年12月已收款42416元，未收款11233元，另收税谷1300多担，[160]以每担谷5元计，谷价6500元，总计该县税额为60149元，人均0.392元。会昌1932年12月收到当年土地税57691元，占十分之六强。[161]以此计算当年该县土地税额应为95000元左右，除以该县215000余的人口数，人均0.442元。从这几个有相对确切数据的县份看，1932年苏区土地税额大致为人均0.4～0.45元。和苏区之外国民政府控制区域比，单纯从田赋看，苏区征收比例并不低，不过，苏区在土地税之外，其他负担较轻，1933年，建宁每月收取营业税、烟酒屠宰税、进出口税共计800元，租款480元，以年计共15360元，[162]按建宁5万人左右人口推算，人均合0.3元。两者相加，就是苏区人民的所有常规负担，由于无须承担各种各样的地方附加和摊派，从总量上看，和国民政府区域人均1元以上的税赋负担比，苏区人民负担有较大减轻。
1706722896
1706722897
然而，随着军事紧张、资源消耗加剧，苏区人民在资源紧缺背景下，为支持战争、维护苏区不得不承受更大压力，付出巨大牺牲。这一局面的出现不应简单视作政策错误，而是客观环境使然。1932年6月、10月和1933年7月，由于财政紧张，苏维埃中央政府先后三次发行公债60万、120万、300万元。第一期公债大都用抵交土地税方式陆续归还，第二、第三期则基本成为无偿的贡献。如果把1933年发行的300万元公债平摊到苏区约300万人口中，人均负担将有成倍的增加。1934年苏区政权借谷近百万担，每担以价值5元算，总值近500万元，而此时中央苏区人口已下降到200万人左右，人均实际担负两元多，加上其他支出，苏区民众人均负担已超过3元。
1706722898
1706722899
另外，苏区民众常常自发或有组织地慰劳军队。湘赣苏区1933年慰劳军队的主要物品包括：鞋15550余双，棉衣798件，草鞋28911双，米1294石，各种菜品15万多斤，猪肉4544斤。[163]宁都1932年7～9月慰劳红军物品包括各种鞋11081双，猪肉183斤，鸡鸭35只，蛋82斤，鱼28斤，果饼18担，花生15担，蔬菜40担。其他还有水果、牙粉、牙刷、纸烟、银洋等。[164]胜利县1932年8月的慰劳品是：布草鞋3200双，布套鞋920双，头牲143斤，鸡蛋5730个，生猪5只，牙粉103包，糕饼557付，梨子四担等。[165]这些慰劳品由于不是定期定量供应，所以难以得出一个具体的供应数据，但长年累月算起来，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而且，随着战争日益紧张和兵员的不断扩大，这样的支出还呈日渐增多的趋势。
1706722900
1706722901
客观而言，对于局限固有地区的中央苏区而言，要维持政权的运转和保卫苏区，财政压力不断加重是一个难以避免的结局，解决这一问题，很难有其他的疏浚渠道，只有依赖群众的帮助，而这必然会加重群众的负担，并反映到群众的情绪中。虽然大部分群众表现出全力支持中共的热情，但现实的困难仍然使很多人有心无力。1933年中央苏区的财税收入状况就不理想，江西省苏1934年3月的决议中谈道：“去年税收及各种财政收入不能达到如中央财政计划所规定，是革命中重大的损失。”[166]安远县龙布区苏的会议记录显示，这里的土地税征收遇到困难。1933年3月，该区就要求各乡应把上一年的各种税收在当月23日前收清，但这一要求显然没有实现。4月20日的区苏会议又规定“土地税按期本月底完全收清”。从6月10日该区会议记录看，这一规定仍然没有完成，因为会上再次要求“去年土地税和二期公债票限五天内一律收清算明”。[167]苏区中心地区的瑞金沿江区群众也对缴税抵触，抱怨“旧年缴都不要这样重”，“四乡的党团和代表都带群众到区委区苏要求减少”。[168]
1706722902
1706722903
战争紧张是造成苏区财政困难的最直接原因，同时，就赣南、闽西这样一个狭小且资源有限地区而言，承担起拥有十多万军队及庞大机关人员的国家机器，实在也是勉为其难。苏维埃组织严密，对基层的控制力达到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高度，与此同时，各级机关十分庞大，对资源的消耗巨大。1931年11月苏维埃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地方苏维埃暂行组织条例》规定，每乡苏维埃政府脱产人员3人，城市（县苏所在地）苏维埃19人，区苏维埃19人，县苏维埃25人，省苏维埃90人，但在实际执行中，一般都会突破此一标准。江西省苏1934年3月公布的各级财政部门人员组成是：省财政部24人，县财政部13～16人，区财政部6～8人，仅县一级财政部门人数就达到规定的县苏总人数一半以上。而且，江西省财政部门还设立了11个关税征收点，每个点都有工作人员9人，检查队一班8～24人。[169]总计起来，财政部门的编制数远远高于临时中央政府规定的统一标准，而其实际人数又要突破编制数，当时在财政部门工作的干部回忆：“1933年，我调县财政部当副部长，县财政部有三十多个人，有正副部长、文书，还有会计科（会计七、八个人），税务科（七、八个人），国产管理科（二人），还有伙夫等。”[170]县财政部门实际人数已高于整个县苏的规定编制。
1706722904
1706722905
财政部门只是整个庞大机构的一个缩影。1933年10月，瑞金县苏维埃工作人员达到302人，远远超过编制规定的25人。区苏维埃一般达到40～60人，以瑞金18区计算，取其平均值即可达900人。加上乡苏维埃人员，瑞金政府工作人员总数应在1500人以上。[171]瑞金人口20余万，约相当于苏区总人口的1/14，以此推算，苏区县级及其以下政府机关人员可达6万人。加上其他各级机关，干部数量应是一个相当庞大的数字，1934年3月《红色中华》曾刊文号召展开节省运动，其中说道：“政府工作人员每人每日照规定食米量节省二两，以八万人计，每月可节省谷子四千五百石。”[172]这里提到的8万人，应是苏区中央对干部数量的概略估计，有相当的可信性。
[
上一页 ]
[ :1.706722856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