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6722906
1706722907
苏维埃群众组织众多，一些群众组织也有固定编制。如江西省工联会和雇工会固定编制有15人，每月经费165元。[173]湘鄂赣省苏、省委各机关总人数甚至高达3300余人。[174]所以，当时这样的情况并非个别：安远县天心区第四乡“全乡的少先队、儿童团以及什么妇女队等等共四十多人在政府吃饭，弄得该政府忙个不开的办饭主义”。[175]同时，各级机关还有一些具体办事人员，如乡级可设伙夫、交通，区、县更多，这些人的津贴并不低于负责人员。虽然总体看，各级机关人员只给不多的津贴，但由于基数庞大，仍是一笔不小的数目。除机关人员外，红军、游击队和一般工作人员也占有相当大的数量，永丰只有十万苏区人口，其脱离生产的地方部队（包括独立团、游击队、模范团、县警卫连）就达933人。[176]
1706722908
1706722909
庞大的工作人员队伍，使脱产人员比例空前提高。根据毛泽东对长冈乡、才溪乡的调查，长冈乡全乡1785人，调县以上工作人员34人，如果加上区、乡工作人员，干部人数超过人口比例的2%。出外工作人员一共有94人，参加红军和游击队者226人，总计出外320人，占人口总数的17.9%。才溪乡全乡4928人，调外工作的186人，加上参加红军者共1040人，占人口总数的21.2%。[177]这样的比例不仅出现在这两个先进区，其他区也大体和其相当。上杭通贤区通贤乡实有劳动力为41人，出外工作人员达到62人，参加红军、做长期夫子和赤少队、模范营者103人，后两者远远多于留在农村的劳动力。[178]第五次反“围剿”时，中央苏区脱产、半脱产人员总数达到三四十万人，平均每8个人就要负担一个脱产、半脱产人员，民众的负担对象大大增加。张闻天曾经谈道：“常常有这样的同志说，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农民是不能不牺牲一点的。”[179]虽然他批评了上述说法，但这种说法相当程度反映着当时的现实。
1706722910
1706722911
沉重的负担加剧了苏区财政入不敷出的局面。赣东北苏区1930年11月至1931年3月收入总数不过75000元，但每月支出达7万～8万元；1931年总亏空大洋66511元、金子1205两，[180]严重入不敷出。紧邻中央苏区的湘赣苏区1932年9月至1933年8月底一年的收支账是：大宗收入包括土地税58740元，造币厂盈利50207元，金矿局盈利2426元，营业税20707元，纸业合作社798元，罚没款2855元，豪款10768元，杂收786元，富农捐款5977元，各县缴款7688元，加上其他收入总计161939元。支出包括行政费22227元，帮助各县经费2856元，军费191783元，司法费268元，保卫费13112元，教育费275元，津贴费29249元，国营支出845元，临时费357元，加上其他支出共252612元。[181]收支相抵，赤字达9万余元。中央苏区由于机构庞大，军力较强，费用消耗更大。曾任中革军委总动员武装部部长的杨岳彬在投降国民党后谈到1933年度中央苏区的经费使用情况：“截至去年十二月止，每月军事用费（包括匪军伙食及购买药材等）达四十万元以上，各级伪政府经费约十余万元。”[182]杨还没有提到各级党组织的费用。以此推算，1933年苏区维持运转的费用达600万元以上。与此同时，收入状况却不容乐观，早在1930年闽西就出现亏空，该年4～10月收入142000余元，支出182000余元，入不敷出4万元。[183]1932年中央苏区征收的土地税在73.4万元以上。1933年土地税为粮食征收，计22.5万担，按照政府指定粮价5元计算，换算成现金是112.5万元。即使按照市场价格翻番计算，也只有200多万元。维持苏区运转主要必须依靠打土豪及其他非常规收入，同时发行公债弥补亏空。
1706722912
1706722913
在中央苏区遭遇财政困难时，苏俄方面曾力图提供支持。中国革命在共产国际和苏俄心目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看一看1928年共产国际的有关电文，就可以对这一点有清楚的了解。下面是1928年苏俄援助东亚各国的资金清单：
1706722914
1706722915
拨给中国共产党第二季度（4月、5月和6月）每月12820美元。
1706722916
1706722917
拨给日本人共产党每月1025美元。
1706722918
1706722919
可以拨给朝鲜人每月256美元作为日常开支。
1706722920
1706722921
拨给中国共青团1928年上半年7692美元；可以在这个数目范围内拨给他们。
1706722922
1706722923
拨给日本共青团1928年上半年512美元。可以在这个数目范围内拨给他们。
1706722924
1706722925
拨给朝鲜共青团1928年上半年460美元。可以在这个数目范围内拨给他们。[184]
1706722926
1706722927
苏俄给中共党人的援助要远远高于日本和朝鲜，这当然是由于中国革命运动开展的程度所决定的，中国是苏俄在东方推动革命的主要期待。在中国革命遭遇困难时，为支持中央苏区的反“围剿”战争，苏俄更是殚精竭虑。1933年10月，共产国际致电中共上海中央局，询问：“请弄清楚并尽快告知，能否购买几架飞机，特别是歼击机。有否希望委托可靠的飞行员把这些飞机从空中提供给苏区？”同时要求上海中央局尽力为中央苏区购买药品和防毒面具，强调：“为达到这些目的，我们可以拨出专项经费。”[185]10月底，由于中共方面与十九路军接触，十九路军答应居间为中共购买武器弹药，共产国际驻华代表致电国际方面，告其“紧急寄出5万元，有购买弹药的可能性”；随后又告以：“购买药品，先急需3万元。”[186]
1706722928
1706722929
苏俄和共产国际资助中共的经费，从共产国际代表报告中可见一斑。1933年8、9月份，国际驻华代表埃韦特经手转交中共的经费包括：24.56万法郎、6.16万美元、101452墨西哥元、5000瑞士法郎、1864荷兰盾。[187]这应该是一个相当庞大的数目。1933年11月，埃韦特报告其收到的一笔款项甚至达到“300万墨西哥元”。[188]由于此前共产国际驻华代表和中共上海中央局常常向国际叫穷，并声称：“你们寄来的款项，很大比例被我们花掉了。”国际方面也得到消息：“由于无法转给苏区，斯拉文（李竹声——引注）那里存了很多钱。在上海，钱转来转去保存。”[189]共产国际希望好钢用在刀刃上，督促上海方面尽力利用钱款为中央苏区提供帮助。1934年5月，共产国际致电中共中央上海局负责人李竹声：
1706722930
1706722931
通过您收到了来自江西中央关于购买药品、食盐和用于生产子弹的原料的电报。您给他们转寄了我们寄去的用于采购的所有款项吗？如果没有，请马上告知还有多少钱。每月您能无特别风险地给中央转寄出多少。为了利用采购和向江西提供物资的机会，需要在南方，可能的话在澳门设点，并从那里经福建港口建立特殊的联系路线……应该成立一个公司，从事贩卖四川鸦片生意和从四川向江西盗卖白银。这样我们就可以为购买江西红军所必需的东西提供极重要的资金援助。[190]
1706722932
1706722933
6月，共产国际直接致电中共中央，指示：“请从苏区和从上海经意大利公司和其它外国公司或者军阀代表处寻找联络途径，以便通过最经济和最可靠的途径购买和提供弹药。你们能否为此建立自己的隐蔽的中介公司？请尝试通过这些公司出售四川红军有的商品，为中央苏区换取武器。”[191]
1706722934
1706722935
中央苏区撤离计划基本确定后，财政需求更加迫切，7月底，上海方面向共产国际报告：“我们又给苏区寄去5万墨西哥元。到9月中旬还需要寄40万墨西哥元，重复一遍，40万墨西哥元，因为晚些时候，看来几乎没有机会了。”[192]从电报透露的数据看，共产国际的支持确实不是一个小的数量，可要将钱和物资寄达中央苏区并不容易，尤其是后者更难完成。9月初，共产国际提出“在中国南方的一个港口建立一个为苏区采购和运输武器、弹药和药品的不大而有效的机构”，[193]但由于红军很快撤离，计划根本未及实施。10月14日，当红军已经开始撤离时，王明还在询问“是否还需要在南方建立采购武器的机构？”[194]看来，远水终究难救近火，共产国际和苏俄的帮助，在中央苏区，起到的作用终究有限。
1706722936
1706722937
1706722938
1706722939
1706722941
张力与限界：中央苏区的革命（1933-1934） 4.查田运动：理念、策略与现实
1706722942
1706722943
中共领导的苏维埃革命，以土地革命为重要旗帜，因此，苏维埃革命时期，中共在土地问题上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具体政策也历经变更，其基本目标均在使普通农民尽可能多地获得土地，以实践中共抑制剥削的阶级革命理念，巩固中共在农村中的群众基础。1933年第五次反“围剿”展开前夕，秉持着这一思路，中共再次在苏区农村展开大规模的查田运动。就文本的宣示看，查田运动旨在于革命战争紧张的形势下，在苏区内彻底清查地主、富农隐瞒成分，进一步在苏区执行“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政策，从而深化苏区内部的阶级观念和阶级斗争，纯洁阶级队伍。同时，由于面临国民党军第五次“围剿”，查田运动当然包含着为即将到来的反“围剿”战争凝聚力量的目标，这也应该是中共中央发动这一运动的初衷之一。
1706722944
1706722945
1933年6月，苏维埃中央政府发出《关于查田运动的训令》，接着召开中央苏区八县区以上苏维埃负责人查田运动大会，查田运动在中央苏区迅速集中开展。作为一场阶级革命中的阶级运动，对阶级关系作出判断为其题中应有之义。查田运动以清理阶级关系为发动理由，其对苏区农村阶级关系的判断逻辑上必然是紧张和严重的。运动中下发的文件作出结论，指出苏区虽然经过土地革命，仍然存在着地主富农的强大势力，这些势力的具体体现主要是“那些冒称中农贫农分得土地的地主富农分子”，[195]需要在运动中加以摧毁。毛泽东也强调：“查田运动是一个剧烈的残酷的阶级斗争，必须发动最广大群众热烈起来参加斗争形成群众运动，才能保障阶级路线的正确执行，才能达到消灭封建残余势力的目的。一切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工作方式，是查田运动最大的敌人。查田运动的群众工作，主要是讲阶级，通过阶级，没收分配，及对工会贫农团的正确领导等。”[196]
1706722946
1706722947
作为运动名义上的领导者，毛泽东这时处境微妙。由于中共中央机关的到来，毛泽东实际已不参加重大事务的决策，他此前的工作也被新的领导层摆在放大镜下加以检验。1933年初，中共中央机关刚刚到达苏区，就强调要加紧推进查田，为此，1933年2月，苏维埃中央政府要求：“田未分好，或分得不好的地方……要马上发动群众，重新分田。”[197]同时，土地部组成工作组，开始在瑞金云集区等地开展查田试点。这样的举动，多多少少体现出一种不信任的态度，毛泽东对此自然心知肚明。因此6月1日毛泽东解释开展查田运动的原因时指出，这是由于苏区内部斗争发展的不平衡，导致一些落后地区“远远落在先进区域之后”，这种地方“占了中央区差不多占百分之八十的面积，群众在二百万以上”。[198]强调先进和落后地区的差异，潜台词是要表明各地存在的问题主要在于执行的偏差。但是苏区中央局次日发布的决议则批评道：
1706722948
1706722949
党和苏维埃政权过去对于土地问题解决的不正确路线（如“抽多补少，抽肥补瘦”，“小地主的土地不没收”等），在许多区域中，土地问题还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有些区域中虽然已经分配了土地，但是地主豪绅与富农常常利用各种方法（或者假装革命混入党苏维埃机关，或者利用氏族的关系和影响，或者隐瞒田地，或者以物质的收买，政治的欺骗，武力的威吓），来阻止雇农贫农的积极性的发展，以便利他们的土地占有，甚至窃取土地革命的果实。[199]
1706722950
1706722951
中央局丝毫不留情面，将过去的土地革命路线定性为不正确的路线，这样的批评不可不谓严厉，在初来乍到的中共领导人看来，此前苏区执行的土地政策是所谓“富农路线”，这也成为他们不点名批评毛泽东的重要理由。然而，在1929年共产国际指责中共六大对富农让步后，各苏区基本都执行“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政策，中央苏区也不例外，在这样的原则问题上，当年中共的政治生态下很难会有别的选择。毛泽东之所以遭受批评，关键不在于他对富农的态度，而是源于其对苏区环境下土地革命极有可能触及中农利益的担忧。在查田运动的动员报告中，他明确提道：
1706722952
1706722953
联合中农，是土地革命中最中心的策略，中农的向背，关系土地革命的成败。所以要反复向群众说明这个策略，说明侵犯中农利益的绝对不许可的。为了联合中农不侵犯中农利益起见，要提出“富裕中农”来说明它，要着重说明富农与中农交界地方，使富裕中农稳定起来。[200]
1706722954
1706722955
毛泽东如此重视中农和富农的界限，煞费苦心地在富农和中农中间提出富裕中农的概念，防止混淆中、富农，应该有他深思熟虑的想法。如前所说，中央苏区土地占有比较分散，阶级分化不甚明显，当中共开展阶级革命时，地主、富农的有限资财往往很难满足普通农民改善生活的愿望，在均平的旗帜下，生活高过平均水平的中农很容易成为平均的对象。数年的土地革命实践证明，当打击地主、富农时，中农是最容易被误伤的对象，而中农作为农村最具实力的一个阶层，对它的错误打击常常牵一发而动全身。
[
上一页 ]
[ :1.706722906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