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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战争的持续进行，苏区人力资源短缺问题凸显，巨大的兵员指标和苏区人力资源形成极大反差，为完成高额的扩红指标许多地区不得不采取强迫的办法，万泰县“冠朝区在一个会议上强迫一个反帝同盟主任报名，不报名就罚苦工当伙夫”。[76]由于此，逃跑成为民众躲避扩红的一种方法。于都“大部分模范赤少队逃跑上山，罗凹区十分之八队员逃跑上山，罗江区有300余人逃跑，梓山、新陂、段屋区亦发生大部分逃跑，有的集中一百人或二百人在山上，有的躲在亲朋家中”。该县新陂区密坑乡“精壮男子完全跑光了”。[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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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红运动中发生的种种极端行动造成干群间关系的严重紧张，瑞金白鹭乡“二十余名模范队员举行反动暴动，捆去区委人员三个，杀伤一个”。[78]宁化县群众除以逃跑表示消极对抗外，还有公开反抗的行动，以致上级派出的突击队“吓得不敢出乡苏门口”。[79]对此，中共中央曾作出检讨，坦承过失：“群众逃跑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我们苏维埃政府领导上的错误。我们许多区乡苏维埃的工作人员，不论在推销公债，扩大红军或收集粮食方面都采取了严重的摊派与强迫命令的办法，任何宣传鼓励、解释说服的工作也没有。”[80]这样的批评当然不是信口开河，竭泽而渔的做法实在也得不偿失，对此无论中共中央还是地方的实际执行者，应该都不会不清楚，只是面对兵员需求的巨大压力，他们实在也是左右为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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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仅是普通民众，第五次反“围剿”期间，在工作遇到困难或国民党军进攻时，苏区干部开小差、逃跑现象也相当普遍：宜黄、西江、泉上负责肃反的裁判部长“公开的投降白匪”。甚至有领导群众逃跑反水的：“乐安、万太、广昌、代英、门岭、公略都发生过这种现象”。[81]福建为培养地方武装领导干部开办的训练班，学员均经过各地选拔，相对较为可靠，但仍出现大批逃跑，“第一期地方上调去训练的差不多逃走了十分之六”。[82]随着第五次反“围剿”失利，苏维埃政权处境不断恶化后，干部反水事例更多。1934年1月，“武平梁山乡主席于正月间叛变，并带去梁山游击队十三名，步枪十三支”。[83]3月，于都禾丰区“二百余群众，在少共区委组织科长的领导下，带着鸟枪梭镖等武器逃跑”。[84]8月，“洛口区群众二百余在该区反动的区宣传部长、粮食部长、乡主席等的欺骗压迫之下向头陂逃亡”。[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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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存是民众的第一要务。由于国民党的封锁及前线供应的需要，后方生活日益紧张，生存受到严重威胁，民众不得不自寻生路，这也是出现逃跑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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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岁以上的男人很多都陆续地跑出苏区，到国民党区投亲靠友。有时搞到一点什么东西，也偷着回来一两次接济家里。因为他在家里实在是难以生活下去。农业上那些地方都是山地，种植业不发达，有的连种子都没有，又缺少食盐，基本的生活都没有办法保证。而我们也没有办法来解决这些问题。这种逃跑现象各县都有，特别是那些偏僻的山区里面，跑起来人不知鬼不觉。[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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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苏区之外也有人观察到：“彼方物质缺乏，盖亦足为离散群众之一原因也。”[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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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1934年苏区出现的群众集中逃跑现象，和当时中央领导错误指导有密切关系。查田运动、肃反、发行公债、借谷及扩红运动中的一系列问题酿成了苏维埃政权与群众间的紧张关系。当时中共中央领导人缺乏在政权、集体、个人间寻求利益平衡点的意识，一味强调无条件服从，夸大思想斗争的作用。时在湘赣苏区的萧克深有体会地谈道，1934年7月，湘赣苏区面临国民党军压迫，被迫向井冈山地区寻求退路，结果却很不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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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左”倾路线的错误，曾在这里实行过过左的社会政策，如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损害富裕中农利益，对反水群众不注意争取，对知识分子也以其成份作去留使用的标准等等。这样，就增加了我们工作中的困难……我们当时想恢复井冈山，可是我们上去后，连留在山上老百姓大部分都躲起来了。[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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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萧克说到的同一个月，在赤水、大寨脑一带作战的中央苏区红军发现，这里不少群众“加入刀匪，在板桥、在良田用石头打红军杀哨兵，摸哨等……因此战区粮食较为困难，而要由三十里许的驿前及六十里许的小松运来供给”。[89]由于上述问题的严重性，以致毛泽东在二苏大报告中特别强调：“关于赤白对立问题，群众逃跑问题，食盐封锁问题，被难群众问题等，必须根据阶级的与群众路线，很好的给予解决。必须把造成赤白对立与群众逃跑的原因除掉了去。”[90]鱼水关系变成了猫鼠关系，多年后读至此也不能不让人痛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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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特别指出的是，虽然当年年轻的中共领导人在艰困局面下，没有表现出驾驭危局的足够能力，导致社会政治危机丛生，但他们并没有试图掩盖问题，也一直在寻求解决的办法，正由于此，作为后人，我们还能从中共留下的文件中体会到当年危机的严重。这种负责任的坦率态度，值得后人予以尊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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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力与限界：中央苏区的革命（1933-1934） 4.扩红与开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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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群众的逃跑相应，第五次反“围剿”期间，开小差成为困扰红军的重大问题。这一状况的出现，本身应为苏区一系列问题反映在红军中的结果，其对红军造成的伤害不可谓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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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环境下，虽然红军严明的纪律与组织保证了红军旺盛的战斗力和团结精神，但开小差的现象在各个阶段都不可能完全消灭。初期，随着革命形势的起伏，队伍中开小差的比率起落不定。苏区巩固后，严重的开小差问题则主要由大规模扩大红军引起。早在1930年底，毛泽东在吉水东塘调查时就注意到：“本乡先后共去了七十九个人当红军，都是鼓动去的。但最后一批四十六人中，有四五个人哭着不愿去，是勉强去的。”[91]扩红已经不能保证完全自愿。而且，“好些新兵到了分派到各师团去施队时，他们才知道是要他们当红军”。[92]由于参军本非完全自愿，开小差也就很难避免。1931年底，红三军团第三师发现：“特务一连长、师部副官参谋、传令排长是党员，开小差走了。”[93]不过，这一时期，无论是扩红中的强迫还是开小差，都还只是个别现象，尚处可控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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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央苏区兵员需求越来越大，扩红的困难也在加重，邓颖超写下其参加扩红会议的亲身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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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求党员自动当红军，首先由参加人（中局及县委）发言解释鼓动，继由出席党员大会红军学校党员发言鼓动与欢迎。第一次鼓动发言后，回答是静默沉闷，继之二次鼓励，依然是静默沉闷，三次四次，经过半小时的鼓动工作，终无一人来报名当红军！最后即提出不当红军的原因的问题来讨论，很久很久，才在百卅余人中，涌出一句“因为没有执行优待红军十八条”一句回音来。此外就再无他语了。[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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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规模扩红虽然有反“围剿”战争客观需要的成分，但当时也有人指出，由于苏区人力有限，合理调配人力十分重要。1933年初，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罗明曾提出：“机械的规定……要扩大多少红军，这是不好的”，强调：“地方武装顽强的斗争，对整个发展的配合与对主力红军行动配合的力量，胜过出三百红军送到前方的主力。”[95]这应该说是针对苏区实际并集数次反“围剿”战争胜利的经验之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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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区民众具有浓厚的宗族、乡土意识，参加地方武装、在家乡保卫自己，许多人十分积极，但离开家乡参加红军，却被不少人视为畏途。萧克回忆：“农民想的是打土豪分田地，即便拿了枪，也只愿意在本地活动，不愿远出，也不大愿当大红军，大概这就是所谓‘土共’（敌人报纸轻视地方党员和农军的贬词，我们有时也诙谐地借用）的特点。”[96]萧克的说法在当年的报告中得到证实：“一般农民乃至一般党员若叫他在本地当赤色队，打团匪土匪，他为着保护自己还很勇敢，一说到调他当红军，他就不愿意。”非常明显反映这种地方意识的是：“他们的逃跑关系红军的出发地，例如红军长汀打仗，永定籍的红军就逃跑。”[97]固然苏维埃政权应该尽力宣传打破地方观念，但一定时期内对现有事实的承认也是制定政策不能不考虑的因素。正如罗明指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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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敌人进攻比较紧张当中，应先抓到这个时机来扩大独立师、独立团和其它地方武装，先解决目前紧急的打击敌人进攻的问题，从这样的地方的紧急动员中来提高地方武装和群众的斗争情绪，从中来扩大红军……这是适应群众的斗争的情绪和目前的斗争的需要，不是什么对地方主义的投降。[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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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片面地追求主力红军的扩大，而是通过多种方式因地制宜地尽可能地增加苏区的地方武装力量，这是当时苏区人力、物力资源十分有限背景下相对有利的选择。当时报道反映：福建宁化“曹坊群众自动要求加入游击队打里田、四堡的反动派；中沙群众要求加入游击队打水西、安远司反动派，巩固中沙政权。而区委的同志不能抓紧群众的要求来解决这个问题，再进行各方面的详细的解释工作，只是很死板的‘到模范团去’，所以中沙的动员用欺骗的办法，结果到了宁化城完全开了小差，反而阻碍了扩大红军”。[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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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看到罗明的地方性视野有其成立基础的同时，还应指出，扩大主力红军终究是红军的必由之路。如果没有主力红军的建设，仅仅愿在家门口作战的武装难逃乌合之众之讥。因此，中共中央对罗明建议的拒绝乃至批判虽失之褊狭，但不能认为罗明的方案就可以使一切迎刃而解。问题的核心不在其他，关键还是巨大的兵员需求和紧缺的人力供给之间的落差，而这又是由战争的严酷性所决定的。1933年8月至1934年7月中旬，苏区突击扩大红军达到11.2万多人。[100]超常规模的扩大红军，伴随的是普遍的强迫，苏区各地都存在“‘开大会选举’、‘乡苏下条子’、‘以没收土地恐吓’、‘指派’、‘拈阄’、‘受训练或守犯人’、‘前方不好可以请假’、‘以电筒干粮袋□子’……等方法来强迫、命令、欺骗、引诱、收买群众去扩大红军”。[101]其结果带来了十分严重的开小差问题。1933年底，仅瑞金一县逃兵就达到2500人，经过强制突击并枪决、捕捉部分屡次逃跑者后仍有八九百人。[102]据红军总政治部1933年11月的统计，“一军团补充区域到十一月十五日集中到区的是一六六三人，到补充师的只有七二八人，路上跑了九三五人。这儿还没有计算在乡村报了名根本未集中以及从乡到区逃跑的人数。大概算起来我们只集中了报名人数中的十分之三、四”。[103]新战士到部队后的情况也不乐观：“一军团补充师在十二月份二十天内，共逃亡一三八名，占新战士百分之十，洗刷的老弱与阶级异己分子十二名。三军团补充师从八月到十二月份上半月共逃亡八七九名，占新战士百分之十五，洗刷的老弱残废六九七名，阶级异己分子九名，占百分之十二。五军团补充师从九月到十一月份共逃亡七八八名，占新战士百分之廿五。”[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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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小差现象出现于从征集兵员到部队服役的各个阶段。一是在报名和集中过程中就有大批开小差的：“长汀模范团因为是被欺骗加入工人师，到瑞金集中时只剩三分之一，三分之二开小差走了。”公略动员2400多人参军，结果中途开小差的就有千人。“宁化模范团成千人送博生沿途开小差只剩二百余人。”[105]1934年5～7月，第一补充师逃跑317人，第二补充师逃跑44人，第三补充师逃跑265人。[106]二是集中到部队后，仍然有相当多的人开小差。1934年9月，红五军团第十三师因逃亡、生病减员达1800余人，几乎占到该部总人数的1/3。红一军团在1934年7月根据不完全的材料估计，逃跑的也“达二百余人”。[107]三是反复开小差情况严重。福建上杭才溪区的共青团员王佳，“在红军中逃跑了五次，也做了五次的新战士”。瑞金黄安区有一个人先后开小差六次，后又被征召，且被任命为排长，“几乎把一排新战士都断送在他手上”。[108]四是军官和老兵也加入逃跑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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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全省动员到前方配合红军作战的赤卫军模范营、模范少队在几天内开小差已达全数的四分之三，剩下的不过四分之一，所逃跑的不仅是队员，尤其是主要的领导干部也同样逃跑，如胜利、博生之送去一团十二个连，而逃跑了十一个团营连长，带去少队拐公家伙食逃跑。永丰的营长政委也逃跑了，兴国的连长跑了几个，特别是那些司务长拐带公家的伙食大批的逃跑。[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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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规红军出现开小差同时，地方游击队逃跑现象也相当严重。1932年下半年江西出现多起地方武装逃跑反水事件：“于都整个一排人的叛变当靖匪；宜黄独立团一连政委领导三个士兵叛变投白军；乐安独立团三十一个士兵的反水到勇敢队里去；会昌独立团……有一连整个在连长政委领导之下，企图投到广东去当土匪；宁都城市的赤卫军里面大批流氓靖卫团的重要分子，混在里面被反革命领导暴动，包围县苏，布置罢市，缴东门外少先队的枪。”[110]“宜乐黄陂新游击队排长政委于十二月廿一日带所属人枪廿余，藉打土豪为名，降了崇三都敌人，以后接连又是东陂新游击队一百余人在八都去投降敌人。”[111]由于开小差者人数众多，对其开展工作也相当困难，龙岩、瑞金等地“都有开小差的同志联合起来与政府对抗”。洛口“地主武装及小差团”甚至合作攻进洛口街市，而“党政机关人员逃避一空，毫无应付办法”。[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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